中宏观察家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全面振兴乡村时间： 2019-01-01信息来源：中宏网 2018-12-06 　作者：高俊才　责编：qgy 王镜榕

      过去三四十年，我国城市发展很快，城市变多了、变大了、变高了、变靓了。有专家成为“造城运动”。未来三四十年，我国驶向现代化的列车，实行“双轮驱动”，在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将有更多的政策和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上山下乡”，振兴乡村。通过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高速发展，到32年后的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去年10月十九大已经吹响振兴乡村的进军号；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十二条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家发改委商有关部门编制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国家规划”）；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下午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第八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覆盖面广，任何地区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要首先和充分考虑乡村振兴问题。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对贯彻落实“国家规划”的一些学习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从总体上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且关系国家大局，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六大建设即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科学有序推动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促进“三个全面”即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

　　振兴乡村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序地推进。从全国来说可总结为三大重点任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全面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幸福；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更好激发农村内部活力并优化农村外部发展环境。各地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地明确本地具体的重点任务，根据任务统筹推进有关措施。

　　“振兴”二字是针对“不兴”问题而言的。一方面，建国近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从数字还是从感觉看，农业农村的巨大变化都是举世瞩目的。另一方面，要找出相对“不兴”的薄弱环节，即“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按照问题导向，思维和行为都要“有的放矢”。“不兴”的问题就是今后工作主要的“放矢”之“的”。

　　无论从全国角度讲，还是从一个地区的角度讲，在处理“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上，都要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资源用在“雪中送炭”上。强化薄弱环节，是实施振兴乡村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任务。

　　工作中要坚持“三个导向”即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习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最”和“三个感”，突出了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

　　（以上六组数字，合起来就是“2056333”）

　　二、振兴乡村需要处理好的四个重要关系

　　今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下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两句古语可以古为今用，赋予时代新意。

　　根据“国家规划”，全国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前分两个时间节点：一是“具备条件的乡村，到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大部分村庄”“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各地区要依照国家规划科学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或方案，要对全部村庄按照2022年、2035年和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分类。

　　地方五年规划或方案，要把解决近期突出问题作为重点，同时对中长期愿景和战略性措施做出展望及其规划。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要做到“三个不”即“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二）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

　　我国四十年改革的经验表明，顶层设计源于以往的基层经验，同时指导未来的基层工作。改革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政策，源于安徽小岗村等经验。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和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浙江等省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国家规划”等顶层设计，既明确了方向道路，也有很高的含金量，可以说是“道术兼备”。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中央顶层设计的落地点和“施工图”。基层探索出的新经验，也为今后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案例。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要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规律，积极稳妥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

　　政府好比“看得见的手”，市场好比“看不见的手”，要“两手抓，两手硬”。很多事情，没有政府办不了，不靠市场机制办不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要做好规划，加强指导，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为市场主体的进入和发挥作用，不断改进服务和监管方式。

　　“国家规划”中提出了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支农投入力度、提高农业风险保障能力；同时还提出了完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参与程度。还要“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项目”。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带动农村老乡，这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

　　（四）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农民最讨厌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在今后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坚决杜绝。

　　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发展目标不同。记得几十年前老家农村开会，干部在会上讲将来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民当成笑谈，结果“会也开完了，人也走光了”。那时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现在农民最迫切需求的什么，农业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必须要调查了解清楚，才能有的放矢地确定目标和措施。

　　三、将“和合”理念全面融于乡村振兴行动

　　我国优秀传统思想中“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跨越时空，在当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当今世界合作共赢的模式越来越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多方面融于了“和合”理念。下面结合对规划的学习体会，从十个方面谈谈“和合”理念与乡村振兴行动的融合。

　　（一）党群结合。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党和群众的关系，按照“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原则办事，防止“只对上不对下”或“只对下不多上”两个极端，否则，最终会出现上下两头都不满意的结果，这样的案例不少，值得借鉴。最近颁发并与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政治纪律、群众纪律等的处分做出了明确规定，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和认真执行，既维护大局、保护群众利益，也保护自己。

　　“国家规划”中提出，“落实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国家规划”中基本原则提出了“八个坚持”，其中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三是“农民主体地位”。党群关系就是主帅和主力军的关系。

　　“国家规划”中提出，“落实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国家规划”中基本原则提出了“八个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和“农民主体地位”是其中两条。党群关系就是主帅和主力军的关系。

　　党在农村工作中纵览全局、协调各方，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健全党管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干部配备上要优先考虑，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同时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前提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尤其是为农民排忧解难。

　　（二）人才融合。

　　振兴乡村，关键在人，人才振兴是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多元振兴的前提和保障。人才振兴既需要调动乡村内部人才的积极性，也需要更多外部人才参与、融入乡村，支持、帮助乡村振兴事业。

　　“国家规划”中提出“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加强组织动员，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参与协调推进的乡村振兴参与机制”。要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在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凝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有条件和可能的地方，要“促进乡村振兴国际交流合作，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在共赢多赢的同时，为世界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产业振兴的角度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头人与新型职业农民结合至关重要，前者好比“导演”，后者好比“演员”，二者更多更好地结合，才能演好产业振兴的“大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职业农民，分别是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要加快培育“两个新型”，使二者广泛结合、相得益彰。

　　2012—2017年，连续6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提出要求。据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截止2017年底全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已超过1400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0万人，比前几年的增速（平均每年增加100万左右）快一倍多。目前，70%以上的示范县基本建立起“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的三位一体的培训制度，今后要扩大范围、提高质量。

　　截止2017年底，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290万家。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投入，比如欧盟，长期来一直重视培养青年农民，将一定比例的预算专门用于支持40岁以下农民从事农业。

　　近年来，我国各地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加大了培育“两个新型”的力度。比如吉林省，2017年先后选派6批次139名新型经营主体领头人分赴法国、日本、韩国等交流学习；同时组织青年农场主多批次到浙江、江苏等学习培训。

　　我国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20亿元，分层分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今后，各级政府在人财物各方面应加大培育“两个新型”的力度。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头人和骨干，应更多地由新型职业农民担任。

　　（三）城乡融合。

　　“国家规划”中把“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一条重要原则。长期以来，“三农”为城镇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城市和工业有条件也有必要加大对“三农”反哺、带动力度。

　　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另一方面使人、财、物多方面的公共资源，更多地向“三农倾斜”。通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才能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四）产业融合。

　　随着“互联网+三农”、“互联网+品牌”和乡村生态游、文化游、采摘游等多种新业态的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提出并正在推行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产业化经营的升级版。

　　在总结过去经验并借鉴日韩等国经验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引导和支持政策。三产融合可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丰富和共享利益链，各地都取得了很多好的经验，比如山东省大力发展“新六产”，上半年在潍坊召开了现场会，潍坊市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也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加深产业融合有多种实现形式，尤其按照习总书记强调的“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国家规划”中也提出，“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提升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化水平，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用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形式，发展现代农业并加深产业融合，是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共性经验，我国也有很多成功经验，目前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发挥。

　　（五）功能融合。

　　“国家规划”中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在编制规划和实施项目时，要尽可能考虑融合功能、一举多得态与产业、文化与产业，要更好地融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要与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要更好地结合；使乡村美丽与乡风文明有机结合。

　　很多地区的发展，过去出现了“重生产轻生活，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等问题，已经开始纠偏。今后乡村振兴事业，要用系统论的观点，辩证地、动态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使乡村多功能更好地融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止顾此失彼。

　　（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古代就崇尚“天人合一”理念，这一理念在当代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家规划”中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版、升级版。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二是要坚持和落实好“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三是要“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活环境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七）统分结合。

　　我国“三农”的很多问题，都与生产经营和生活居住分散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大量实践证明，解决生产和居住过于分散与提高质量、标准和效率的矛盾，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就是实行统分结合的原则。

　　解决生产过于分散的问题，一是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推进逐步规划化生产经营；二是对生产经营规模小的分散农户，实行“N个统”，包括统一技术、标准、供种、肥料、服务、销售等，把“分”的积极性和“统”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解决居住过于分散的问题，是提高道路、物流网络、供排水设施、农村能源、信息网络、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

　　近二十年来村庄整合的进展较快，从自然村情况看，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就减少到270万个，现在约200万个，平均每年减少近10万个，平均每天减少二百多个。今后，要按照“国家规划”中提出的要求，在调查村情、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规划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类”村庄，循序渐进，分类推进。

　　在乡村振兴中要加强古村落保护。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在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平均每个县不到2处，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中平均100多个村中有一个传统村落。在顺应自然村较快减少趋势的同时，要加大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传承乡贤文化，挖掘文化基因，留住“乡愁”，这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八）自治法治德治结合。

　　对于乡村治理理念，“国家规划”中提出，“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

　　对于自治，需要在协商、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多方面，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在理念和行为上防止“为民做主”“代民做主”。

　　对于法治，首先要提高干部和农民的法治意识和素养，依法行政，并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服务。

　　对于德治，要深入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道德规范，结合时代特征，强化道德教化，使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爱国爱人、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互相补充，要协调推进、同步加强，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设好平安乡村和幸福乡村。

　　（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

　　广义的生活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应包括精神生活。

　　对于物质生活与人伦教化的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孟子都有精辟论述。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就提出，百姓应该先“富之”，后“教之”，即富教结合；孟子也提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为了让更多农民更快地富起来，要更好地解决中低收入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难问题。无论是近期的“全面小康”目标，还是长远更高水平的“生活富裕”目标，都要使广大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持续较快地增加收入。

　　要进一步重视平均数字下掩盖的低收入群体收入低的问题，采取更加有力的精准扶贫和巩固成果措施。很多农村，多种渠道筹集的扶贫资金作为贫困户的股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可以说，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从一定意义上上说是古代富教结合的升级版。“国家规划”中对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倡导科学文明生活”的任务很重，比如大健康问题，首先要使农民懂得什么是健康，如何才能健康。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是没有疾病，不是不虚弱。健康是躯体、心理、人际适应和精神道德上的良好完满状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世卫组织在维多利亚宣言中提出的“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四大基石。

　　（十）传承与创新结合。

　　五千年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国家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

　　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所蕴藏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过程中，要结合时代要求古为今用，“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是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是“国家规划”中提出的八条重要原则之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部工作，都要贯彻落实“改革创新”的理念。同时，要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传承的关系，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改革创新的手段要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总体和具体目标。

　　上述可概括为一组数字“2056333410”，即20个字总要求，5个振兴，6大建设，3个全面，3大任务，3个导向，4个关系，10个和合。对这些应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促进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