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应以县为战略主体时间： 2018-09-03信息来源： 罗天昊国与城微信号 2018-8-25　作者：罗天昊 　责编：

乡村振兴，举国所望。

 

年初，国家发下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成为十九大之后强国富民的重要战略抓手。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理想很丰满，落地流血汗。

乡村振兴，国家出政策，地方谋落实，而在地方体系中，县（区）又是最重要的战略主体。

 

（1）振兴乡村的主战场在县区

 

以北京市为例，2017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6.5%。

 

但是，其内部极度不平衡，中心城区城镇化率100%，远郊区城镇化率，普遍在60%以下。2015年北京告别县治时代，最后并区的是密云和延庆，以密云为例。2015年，密云县城镇化率为55.5%，此后县改区，城镇化提速。2017年，密云城镇化率为58.2%，仍与北京平均水平相差28个百分点，与东城和西城相差40个以上的百分点。

 

纵使在城镇化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首都北京，其远郊区密云还有41.8%的人口生活在乡村。

 

目前东部发达城市多数已经步入了无县时代，但是，远郊区很多就是以前县的底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主体。就是原来的县，现在的远郊区。

 

在中部和西部城市中，县则广泛存在。只有武汉是个特例，已全部撤县设区。

 

中部城市，以长沙为例。除六个市区之外，设有浏阳市，宁乡市，以及长沙县。

 

2017年，长沙城镇化率为77.59%。县级浏阳市的城镇化率为47.6%，比长沙市低30个点，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沙县城镇化率为65.2%，比市低12个点。县级市和县，也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载体。

 

这还是省会，如果看中部一般城市，情况更是如此。

 

以湖北黄冈为例。2017年城镇化率45.9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心城区黄州区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但是下面的县城镇化率比较低。以红安县为例，城镇化率不到42%，5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一半。

 

西部城镇化率更低。

 

总体而言，城镇化率随着城市级别逐步下降。直辖市（除重庆外）都超过80%。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基本都超过70%以上，一般城市在50%左右，到县一级，除少数东部发达县之外，中西部县级城市，城镇化率普遍不足50%。

 

乡村振兴计划，庙堂议定，各地落实，虽然战略制定在中央，省和市一级，但是，实施主体应该是县级。具体三类：县，县级市，以及城市远郊区。

 

与此相对，未来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必须以县，县级市或者远郊区为战略主体。

 

 

（2）  县区是多数地方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石

 

发展阶段，至关重要。

 

当下，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发展产业的最佳载体，各自不同。

 

产业小镇，东部争先。

最典型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的东莞、顺德和中山产业小镇闻名天下，东莞市没有县级建制，市下面直接管理镇，拥有众多经济强镇。比如虎门的纺织和服装，樟木头的塑胶产业等。顺德是全国最典型的一镇一业的代表。陈村的花卉，北滘的家电，伦教的木工，龙江的家具等。不少镇的产值超过1000亿。中山小橄镇的菊花，古镇的灯饰产业雄霸国内。

长三角的产业小镇也很发达。诸暨大唐镇的袜子占全国65%的市场。浙江东部和中部发达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搞制造业起家，产值客观。苏南的镇经经济，也很厉害。

 

但是，以镇为基本战略主体，只适合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个县上百亿甚至过千亿的产值。

 

在大陆腹地，中国战略腹地最广阔的地区，包括中南，西南，北京以南的北方，天水以东的西部，几乎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约300万平方公里）中的70%以上的区域，镇级单位都能量不足。产值多数在几个亿至几十亿之间，必须以县为战略主体。

 

而在胡焕庸线以西，连县都无法成为独立战略主体，地级市以上才合适成为战略主体。

 

多余多数地方，对于多数城市，对于中国最广阔腹地，最有代表意义的地区，以县为基本战略主体，最合适，也最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中部大陆腹地，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出政策和战略，省市定点，具体落实，还是在县区一级。

 

2018-年，成都的乡村振兴项目开工128个，全部落地到县区。都江堰、郫都区、崇州市，彭州市落实精华罐区修复工程。

 

在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工程中，彭州投资185亿，落实成都菜粮基地建设以及物流产业园建设。

 

作为中部的国家中心城市，武汉的乡村振兴计划，也主要落实在江夏，蔡甸，黄陂等区县。上百个项目，每个项目分开都不会大，但是在一个县区内，聚合就可达到上百亿了。

 

非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以及大西北区域后发城市这两大特例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大陆腹地城市而言，以县（区，县级市）作为战略主体，最为合适。

 

 

（3）打破城市霸权，实现城乡共荣，以县为基本战略单位

 

城乡一体，谁是主角？

 

当下的乡村振兴主要是上位发力，层层推进。本质上的逻辑，是先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发展充足了，再以反哺的形式，单向进行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到省市，一大堆的规划。、

 

但是，这种模式，本质上还是推行的“城市霸权”。城乡之间，不是城市主导乡村，而是城乡互动。

 

在战略主导上，城市必须对乡村保持足够的敬畏，国家和省市也必须发挥县镇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战略大师波特看来，国家的动力机制与企业的动力机制，非常类似。中国著名的企业华为，长期以来保持高速和强势的增长，华为的理念之一，就是推崇班组长竞争，将班组作为基本战略单元。

 

中国虽是大国，也需要分解战略，将县作为基本的战略单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不稳，国家也难以安定。

县是连接村、乡最近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的最近载体。

 

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接近58%。但是，算上两代，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和精神家园。

 

乡村振兴，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

 

当下大城市被高房价压制消费，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仅为43.1%，北京上海更低，深圳甚至不到30%。县乡村消费，成为中国消费保底的基石。当下，县级消费占比普遍在50%以上。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个半吊子改革，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未来须实现土地自由流转，以及集中使用。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当下中美商战，美国农产品被禁入，正好可以新重视自己的农业，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中国急需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乡村振兴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县作为国家、省市与乡村之间的介体，最合适成为战略节点。

 

（4）县级以上建制才有初步财政能力

 

中国推行分税制之后，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下降。尤其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的本土企业，其税收又又部分被收走。

 

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行政级别越低，财政收入的独立性就越差。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取样为2013年），中国东中西以及东北的县级财政收入，分别是东部东部（182.2亿元）、东北（108.9亿元）、中部（90.3亿元）、西部（54.7亿元），东部分别是西部的3.3倍、中部的2倍、东北地区的1.7倍，地区之间财力差距较大。

 

农村要钱没钱，在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县级市）中，县距离农村最近。把钱和资源截留。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交替决定资源配置。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梯队、省会处于第二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县级市处于第六梯队。镇处于第七梯队。

 

在文教领域，中国最顶级的高校，包括北大与清华，均设立在北京。在医疗资源方面，2016年中国十大医院中，北京独占其四，在经济领域，11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至于中央机构，则更是全部集中于北京。北京世界500强总部已是世界第一。它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也是三会所在地，是政策的策源地。2016年，北京的本外币存款余额138408.9亿元，冠绝全国。北京对于资金的吸附作用，远远超过其它城市。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正如省会、首府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地位。

 

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很多落后地区的省会，三产也能够比发达地区的一般城市厉害。无它，全省的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

 

比如经济发达的苏州，其本外币存款与GDP的比值不过1.3，但是，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其存款余额与GDP的比重，竟然可达2.8，吸金能力强过经济发达的苏州。

 

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苏州经济比南京更强势，但是吸金能力就不如南京。南京的本外币存款与GDP比值达到2.7。吸纳资金的能力强过苏州。

 

除东部沿海的广东和江浙、福建有大镇小县之外，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大县（区）小镇。镇一级单位，离权力资源，经济资源都很远，而且财政处于末梢，几乎无独立财政能力。

 

乡村振兴，第一要钱。而县级财政，是最基本独立财政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