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农民进城，还是就地城镇化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目前，新型城镇化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农民进城，即农民入居城镇，但仍然是农村户口，在子女上学、就业、医疗、低保、养老等方面很难享受到市民待遇；另一种是就地城镇化，即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然而，有观点认为，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无疑为城市交通、环境、资源等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当前许多地方的“就地城镇化”片面追求城镇建设规模和速度，不合理利用和浪费土地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有庙无僧”的现象；此外，很多城镇只注重道路、房屋、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对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设施的投入。也有观点认为，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大中小城市发展并行不悖，而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

    那么，究竟这两种城镇化模式，哪一种更符合农民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更应当放在优先的地位？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谢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谢扬：农民自主城镇化是迁移式城镇化的补充

    谢扬表示，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和“就地城镇化”两种模式都同样重要、地位平等。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农民进城”是主体模式，而“就地城镇化”是前者的补充。但是从保护农民利益角度来看，农民土地自我开发、自我推进城镇化的模式较好。

    由于大城市城镇化强调靠政府推动，如果小城镇的城镇化仍然用“就地城镇化”来概括，也强调的是政府推动，这样界定并无太大意义。 “我比较赞同的‘就地城镇化’是农民利用农村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城镇化，因此用‘农民自主城镇化’来表述这一模式更为准确。 ”谢扬说。

    谢扬认为，农民自主城镇化这一模式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最初的发展也与其临近地区中心城区经济有关，其产业分工也和城市有所联系。国际上并没有这两种模式的分别，而只是根据大中小城市各自适合的产业分工来确定各自的发展模式。适合小城镇的那类工业模式和我们现在适合农民自主推进的模式是一样的。有些产业就适合在小城镇成长，因此也就适合农民自主城镇化模式的生长。 “只要符合保护农民利益、符合产业分工、符合中小城镇发展的农民自主城镇化的模式都可能成长起来。 ”谢扬说。

    此外，谢扬补充道，一方面，本地政府和上级政府有责任为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做出努力。另一方面，许多地区自主城镇化之后，其内部有一定的奖励机制，例如在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集体小城镇企业家们给予一定资助。 “自主城镇化的地区往往比其他地区更重视教育水平的完善和提高。因此，除了国家给予的支持资金外，当地也有自己的资金补偿机制。 ”

    孙立坚：利用高净值人群迁移带动城市周边地区人口“就地城镇化”

    孙立坚认为，从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发展和经济特点来看，并不适合“就地城镇化”模式。中西部由于高净值的人群相对较少，加之离沿海城市较远，因此更多地需要借助于政府采购来解决其就业问题。虽然通过造城运动，农民能够在短期内留在自己的家乡从事非农就业，但是，一旦政府的投资和采购停止，该地进入商业运作模式后，就会发现当地因为产业集群不到位、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而出现空城现象。中西部仍会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和产能过剩的压力，并且先后造成“民工荒”和“用工难”的局面。所以眼下如果简单地把中西部的城市拉动起来，并且让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并不现实。

    而农民进城这一主要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大量流动人口单向流入大中型城市，造成城市拥挤、社会福利的成本上升等问题。而一个地区的国家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倘若分摊给大量进城的人，确实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同时，城市过度发展，会出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等问题。另外，农民外出打工，照顾不了老人、孩子，也无人种地，导致农村凋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又希望各个地方都能够吸收劳动就业人口。这种两难的境地确实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孙立坚认为，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应当借助高净值人群的转移来带动中心城区以外地区的城镇化。他解释道，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中的部分高净值人群会慢慢移出城市，在周边环境较好、交通相对方便的外围地区安家，从而带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大城市“城市病”日益严重，不难推测，这一现象也会造成我国高净值人群的外移，加之高速公路同城效应的扩大，新一批农村人口进而进入大城市以及高净值人群移居地，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双向的流动使得“以点带面”的城市圈得以扩大，促进大中城市优质资源向小城镇延伸，同时为欠发达地区创造需求，使当地农民就地城镇化成为可能。

    同时，在高净值人群带动效应下，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西部各城市还应避免走“同质化”的城镇化道路。也就是说，各地应当利用地方特色，探寻“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哪怕是落后的地区，也可以通过 “差异化”建设，带动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吸引外来人口消费，为当地商业发展创造机会，让农民在家乡也能赚到钱。反之，“同质化”的模式无法吸引高净值人群流入当地，带动当地城镇化发展。 “中小城镇的发展不可能由政府的采购来兜底，而应当按照市场自然的供求关系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复苏，因此，我认为一定要搞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 ”孙立坚说。

    李国祥：“就地城镇化”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李国祥认为，从整体来看，农民进城是新型城镇化的主流模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异地城镇化模式虽然能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但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农民跨地流动并融入城市困难重重。每年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游离于农村和城镇，尚未成为真正的市民城镇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甚至过分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房价过高，居民生活负担重、生活质量差，“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不堪重负，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发展乏力，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对转移人口的吸引能力不强。

    因此，李国祥认为：“应当通过产业发展、人口流动使得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地区转变为城市，加快大量外地农民工市民化。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乃至整个国家合理的城镇结构体系都是很有意义的。 ”

    而“就地城镇化”模式并不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化的过程必然会占用很多土地，如果各地土地都城镇化，中国粮食安全将难以保障。例如，中西部很多地区为粮食主产区，主要以发展农业、农产品为主，吸纳非农就业人口能力不强，发展中小城市可能性不大。盲目推进该地区城镇化建设，往往导致圈地、占地现象严重而产业发展乏力。

    “没有必要在全国各地都搞高度集中城镇化建设，而应当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实行土地空间的合理布局。对于需要保持中国特有文化、能反映民族特色文化风貌的部分农村地区，或者大部分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不需要大量人口集聚，这些区域显然就不需要城镇化。 ”李国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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