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空分异与传导路径分析时间： 2015-07-29信息来源：赵永平 徐盈之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利用2000～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变量的条件下，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维度上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系数为正却不显著；接着分析了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三条潜在传导路径，根据测算的路径强度，发现消费路径和投资路径是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有力推进经济增长还有待时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时空分异；传导路径；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的城镇化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能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果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则城镇化创造需求，这种需求导向的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实质性意义，但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使资源环境恶化、城市病不断蔓延、二元结构持续、产业升级缓慢、社会矛盾累积等诸多风险日益凸显。同时，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并充满变数，我国经济外需下降、内需不足，经济增速下滑压力不断加大，亟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破解当前经济发展困局。
    当前，国家高度关注新型城镇化并寄予厚望，新型城镇化已然成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也标志着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朝着以人为本、注重质量和内涵发展的方向迈进。在我国未来20年的城镇化“加速期”进程中，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载体，将对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究竟新型城镇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怎样的时空分异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将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观察科学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明确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与传导路径，找准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着力点，这对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城镇化是社会高级化的重要标志，而经济增长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国内外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出城市化和城市的迅速增长源自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制（Lewis，1954；Williamson，1988；Lucas，2004）。Lucas（1988）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了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Moomaw和Shatter（1996）的分析表明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成正比而与农业生产水平成反比。Henderson（2003）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Krev等（2012）认为城镇化进程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Brfickner（2012）、O′Neill等（2012）以发展中国家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居民福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国内学者也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一星（1982）^[1]以1977年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2]以我国2002年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人均GDP提高4.17％。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3]以及程开明（2007）^[4]经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城市化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推进作用，这种相互促进机制以聚集经济为基础。周小刚和陈东有（2008）^[5]、贾云赞（2012）^[6]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影响效果差异明显。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成为当前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是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李克强（2012）^[7]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和大问题，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显然，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庞大载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8]，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载体。能否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取决于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更取决于对改革难题的破解^[9]。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一项“先予后取”的长期系统性工程^[10]，能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拥有与市民相当的知识、技能、素质和收入^[11-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就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随着城镇化的纵深发展，以往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仍有所欠缺与不足：一是以单一的人口城镇化率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该指标已不能承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所涉及的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涵；二是以往研究主要利用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以及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缺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全面分析的研究成果；三是鲜见关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的分析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从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客观测算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二是建立相关的计量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三是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一）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GDP（pgdp）表示。虽然GDP、人均GDP都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但GDP适宜总量指标，主要反映综合国力，人均GDP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因此选择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较为合理。
    2.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nurb）表示。城镇化水平一般都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但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修正与优化，是注重以人为本、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城镇化，涉及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人口城镇化率已经不能承载新型城镇化的所有内容。因此，本文将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人口发展、社会功能、环境质量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利用熵权法客观测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指数。

    3.控制变量。为更加稳健地反映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好地检验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需要引入控制变量。由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较多，很多文献根据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而选取各异的控制变量，本文根据宏观经济理论，主要选取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消费、投资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控制变量：（1）消费控制变量采用人均消费水平（peons）表示；（2）投资控制变量采用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inve）表示；（3）产业结构升级采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stru）表示，本文借鉴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t221的研究方法，构建如（1）式所示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其中gdp_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stru的值在1～3之间，越接近于1，则产业结构层次越低，越接近于3，则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二）模型设计
    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的指标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进行分析（因西藏大量数据缺失，已剔除），时间跨度为2000～2012年，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为了消除通胀因素的影响，采用各地区历年生产总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CPI指数，以2000年为基年对相关名义数据进行了平减，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对数化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1至图4描绘了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拟合关系，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我国30个省份人均GDP（lnpgdp）分别与新型城镇化指数（lnnurb）、消费（lnpeons）、投资（lnpinve）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系数（lnstru）呈现稳定的正向线性拟合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增长速度很不均衡，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若仅从时间序列模型考察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势必会忽略各地区的异质性；若单纯考虑截面数据模型又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性，为克服以上缺点，本文基于我国省际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如（2）式所示的计量模型，出于保持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异方差的考虑，本文均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lnpgdp_it=α₀+α₁lnnurb_it+α₂lnpcons_it+α₃lnpinve_it+lnstru_it+μ_it    （2）
    其中lnpgdp_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nurb_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的对数，lnpcons_it、lnpinve_it、lnstru_it均为控制变量，μ_it为随机误差项。模型中i代表我国30个省份，i=1，2，…，30；t代表年份，t=2000，2001，…，201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
    自2000年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正式提出“城镇化”概念以来，城镇化一度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城镇化战略得以全面实施，构成我国2000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世界经济发展疲软、外需下滑、内需不足以及低成本优势的衰减等使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作为创造需求尤其是创造内需的城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伴随着经济转型，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倒逼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因此，本文以2008年为分界点，考察金融危机前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前后，新型城镇化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应，且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并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也愈强。从控制变量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逐渐增强，投资相比消费的时间效应在逐渐减弱，说明一直以来我国“三高一低”的投资模式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持续性已经逐步显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可能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很大。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增强，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金融危机后稍有下降，产业结构由危机之前的阻滞作用逐渐演变为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这表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通过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旨在扩大内需的新型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并且作用逐步增强。金融危机后投资虽然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其作用稍有下降，原因可能是由于政策主导下的低效率投资模式只能临时刺激经济增长，并没有对增长形成内生性持续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由危机前的阻滞作用变为危机后的不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使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二）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典型的区域差异性，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及其差异，本文将从全国层面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①分别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深入解析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机理，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全国来看，在控制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影响效应为0.1538，同时消费和投资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而产业结构升级的增长效应不够明显。
    在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增长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3055，高于全国0.1538的水平。可以看出，与全国相比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反映出东部地区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在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相比东部有所下降。投资的增长效应相对东部有所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说明在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消费需求尚未充分释放，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模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产业结构层次仍然较低。
    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中部地区相类似，虽然影响系数为正但也不显著，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2284，略高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阻滞效应在5％水平下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表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且面临消费疲软、投资为主以及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三重困境。
    （三）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②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不同的时空分异特征。具体而言，在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金融危机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在空间维度上，只有对全国和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系数尽管为正，却并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未能跨越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某一“门槛值”。基于这一事实，可以推断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可能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传导路径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接下来将对这种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影响强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投资双源性内需，是有效刺激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并能通过要素集聚提高生产效率，积累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市民化，随着新老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边际消费倾向不断提高，将直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也产生大量的基础配套设施需求，如道路、医院、学校、住房、文化和娱乐等基础设施，能进一步扩大和优化投资需求；这些大量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数亿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需求，将促进工业化以及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产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可以认定在中西部地区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新型城镇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传导路径。本文借鉴安虎森等（2012）^[14]关于传导路径的研究方法，构建如（3）式所示的计量模型，进而利用该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与前文得到的时空效应估计结果探讨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影响强度，从而识别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机制。
    x_it= ₀+₁lnnurb_it+ε_it    （3）
    x_it分别代表人均消费水平（Inpeons_it）、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npinvei_it）、产业结构升级系数（lnstru_it）这三个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估计结果，结合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系数，可进一步分析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其中，α的数值来自于表3和表4的显著性回归系数， 的数值来自于表5的相应系数，合计项为对应的三项指标值之和，以α× 的值除以合计项得出该潜在路径的相对影响强度。

    下页表6显示，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消费路径对经济增长影响强度最大，投资路径次之，产业结构路径最弱。此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通过消费路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更足，如大量农民工市民化后，新居民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基本支出都是重要的消费动力源。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产业以及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一度强劲，但大量的政府刺激性投资存在低效率问题，导致产能过剩，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创伤市场经济的增长活力，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相比消费和投资的路径强度，新型城镇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影响强度表现为一种阻碍作用，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种资源粗放型推动模式，尽管我国是“世界制造”，但与“世界智造”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仍处于世界产业链的较低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状况略有改观，但与东部发达地区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的长期渐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效应。

    四、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效应与传导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在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始终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在时间轴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表现为逐渐增强的趋势；（2）在空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空间分异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为正但并不显著；（3）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一事实表明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潜在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显示消费路径和投资路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一定的阻碍作用，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具有明显的集聚功能，这种集聚作用所形成的区域性市场规模是产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但我国整体上产业低级化现象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和有力支撑。为此，一是东部地区应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与合理布局；二是增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区域性优势和特色产业，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是推动中西部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密集区域集聚；四是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水平，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推动中西部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2.借力新型城镇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重要体现。相比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投资低效反弹，消费崛起应该是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为此，一是推动消费的区域扩散与转移，通过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均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使消费区域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散与转移；二是促进城镇内部消费重心下沉，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市民化的新增城镇人口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三是新型城镇化应更多地关注民生，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打破新旧二元结构，进一步缩小城乡以及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以及“被城镇化”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
    3.增加民生改善和社会功能性投资。新型城镇化能扩大和优化投资，但这种投资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粗放低效型或“摊大饼”式的投资模式，而是一种改善民生与增强社会功能的投资需求，即更多地承载着社会与民生功能。为此，一是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升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和公路建设，大中城市市区内部应积极发展轨道交通，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同时由尾气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减少城镇居民上下班的时间成本，最大限度地延伸交通干线，促进城乡交通基础设施有效对接和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快实施老城区、棚户区、城中村以及危旧住房改造，合理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数量，全面改善城乡居民的人居环境；三是重点加强和完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布局建设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文化娱乐、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三）未来研究展望
    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内需不足和外需下滑的双重困境，致使经济发展内外交困，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作为创造内需的强大载体，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增长困局的重大战略选择。本文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这种新形势，突破以往对经济增长的传统研究思路，重点将新型城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从时空分异和传导路径方面深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探索性地得出了一些不同于现有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为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如何借力新型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有别于传统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合理修正与全面优化，是城镇化从数量向质量的一次飞跃，能够有效拉动消费，优化和扩大投资以及改善民生，有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本文的模型设计更多地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对以新型城镇化视角的经济增长研究做出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探讨，以更好地从理论上拟合和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景，凸显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机制。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对本文的模型和变量维度进行细化、调整与拓展，以更加严谨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系统阐释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深化认识三大区域以及各省域在该过程中存在的比较优势与面临的短板所在，从而使本文研究成果能为有效撬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以助力我国经济增长再续“奇迹”。
    注释：
    ①目前，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②由于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因此本部分不再考虑全国和东部地区样本。同时，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也具有显著性，故本部分也不再分析各区域在时间维度上的路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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