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区域的概念演进与形成机制研究进展时间： 2015-09-25信息来源：庞玉萍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作为新的地域现象，城市—区域成为西方近几十年来城市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出“城市—区域”概念的演进过程和城市—区域形成机制的研究脉络，指出了城市—区域研究的新动向。城市—区域概念是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概念基础上理论创新而来的;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区域是内生的过程;理解城市—区域的动态过程并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的多样性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焦点。

　　关键词：城市—区域;形成机制;全球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区域紧密合作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空间现象，即城市—区域。1999年，P. Hall最先在东亚地区定义了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MCR)，之后指出“多中心的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显示出21世纪城市化的真实性”[1]。的确，21世纪初，从欧洲、北美到东亚地区城市—区域在全球快速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地总结相关文献，梳理出“城市—区域”概念的演进过程、城市—区域的形成机制与城市—区域最新研究动态，以促进我国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1 城市—区域概念的演进

　　1.1 早期的思想渊源

　　尽管城市—区域概念在最近流行，但是它的起源并不是现在。1898年，E. Howard在《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中提出“城镇集群”的概念，主张对城市的规划应包括城市周边的地域[2]。1915年，P. 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提出“组合城市”的概念，用以描述工业城市功能扩展而与邻近城市范围交叉重叠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3]。1910年，美国引入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的统计概念，以描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紧密相联的关系[4]。1957年，基于对美国东北沿海城镇密集区的考察，J. Gottman将大都市区概念扩展到城镇群体层次，提出了大都市连绵区(megolopolis)的概念[5]。之后，又有学者J. Friedmann等提出“市域(urban field)”的概念，来理解中心城市的发展超越其边界而呈现出的多中心的城市化模式[6]。

　　1.2 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到全球城市—区域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世界城市进行研究，并逐步深入。1966年，P. Hall在其《世界城市》一书中将世界城市解释为对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控制的大都市[7]。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力的扩大，J. Friedmann等提出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8]。

　　在世界城市理论的基础上，1991年，S. Sassen正式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概念，并得到广泛的认可。S. Sassen认为，早期的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全球城市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是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生产活动在空间上分散而管理与控制活动高度集中的空间结构[9]。M. Castell分析了形成世界经济基本框架的基础力量，构建了城市发展的信息模式，并据此提出“世界城市就是信息城市”，世界城市就是“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10]。

　　21世纪以来，以P.J. Taylor为首的研究团队把全球城市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的概念，讨论了城市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特征[11]。同时，P. Hall也认识到全球城市仅仅指明少数、单个城市的属性特征，忽视了城市体系内个体间的相互联系，他认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的概念能够涵盖诸多全球城市的巨大、复杂、混合的城市—区域范围[12]。与P. Hall持相同观点的是A. Scott，他指出，全球城市—区域“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由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群或城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而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13]。

　　2006年，P. Hall等发表了《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一书。书中进一步说明，“全球城市—区域”是一种新的地域形式，区域内部通过新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的地理结构，主要包括传统中心商务区、新商务区、边缘城市、专门化的郊区中心及二、三级城市等[14]。欧洲有英国东南部、德国鲁尔、莱茵美茵、荷兰兰斯塔德、法国巴黎、比利时中部、大都柏林、瑞士北部8个全球城市—区域。

　　1.3 从全球城市—区域到城市—区域

　　由于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具有局限性，它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全球城市及其腹地而提出的，H.W. Yeung提出了内涵较为宽泛的“城市—区域”概念，它可以涵盖许多国际化程度不高、不足以称为世界城市的城市密集分布区[15]。

　　F.L. Wu和魏也华也曾先后指出，全球城市及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而对发展中国家有潜力成为国际城市的中心城市和区域重视不足。因此，如何将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城市地区是今后城市—区域研究的主要领域[16-17]。

　　E.W. Soja也认为全球化只是“城市—区域”故事的一部分，过分强调全球化可能使人们对于城市—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过于狭隘。“城市—区域”(不是“全球城市—区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其从全球城市的辩论中脱离出来走向空间和区域，从而可以更加透彻地解释当今城市化进程的动态。E. W. Soja使用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在过去的3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鸿沟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由于城市化和城市密度蔓延到整个大都市区域，甚至偶尔超越大都市区域，因此大型城市节点的数量增加，从而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形态[18]。

　　不过，对城市—区域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尽管许多人在使用城市—区域的概念，但是它的内涵是模糊的，没有清晰的界定[19]。S. Davoudi认为城市—区域概念的贡献在于它不再只关注单个城市的功能和形态，而是转向关注中心城市和其腹地区域之间的联系，即各种各样的“流”;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城市中心论和经济驱动论的主导思想导致了政策注意力、投资和政治力量朝向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以牺牲这些城市的腹地以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20]。

　　2 城市—区域形成机制

　　城市—区域的形成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及其引致的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有些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而认为城市—区域的形成有其自身的逻辑。

　　2.1 城市—区域形成的全球化推动

　　2.1.1 全球化下的政治转型与空间重构。N. Brenner从全球化与地域组织重构(re-scaling)间的关系的角度深刻剖析了20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地域组织的转变，他认为，全球化与地域组织(如城市、国家)重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商品、资本、信息、人力等通过全球化而加速流动，似乎不受地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地域组织和静止的空间设施(如机场、高速路)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些组织和设施为“流动”提供可能性。因此，全球化导致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即资本主义特有的时空压缩趋势(去地域化)和固定空间结构不断被创造与调整的趋势(再地域化)。20世纪70年代后的这一波全球化带来的明显改变就是地域组织空间重构，出现了新型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资本积累、城市化与国家调控不再集中于国家尺度，而是出现了超国家地域空间(如欧盟、货币基金组织等)和次国家地域组织，后者即为如今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它通过连接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经济而使以前的大都市城市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城市尺度逐渐覆盖更大的范围，城市体系变成了多中心的地理几何[21]。

　　A. Rodriguez-Pos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城市—区域形成的原因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具体来说包括3个方面：(1)全球化驱动的权利下移;(2)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引起各地区竞争的加剧;(3)以往区域发展政策的失败及新区域主义的兴起[22]。

　　全球化驱动的权力下移是城市—区域兴起的基本因素。在过去的30年里，国家这个角色逐渐被出现的区域主义者趋势所挑战，被全球化过程的以区域为基础的竞争所引诱，这两个因素促进了广泛政权、权威和资源转移到次级国家政府层面，而区域和大城市正是这个趋势的主要受益者。

　　投资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推动城市—区域出现的另一个力量。在以往，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插手于国家特定地区的投资，而现在“逐利”的全球资本在各地区间流动，促进了地区间更大的竞争，为应对这种压力，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区域紧密合作，从而构成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或城市网络。

　　20世纪50年代，一些大都市为了解决单一中心的“巨人政府”的弊端而实施“多中心”的区域政策，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与协调大都市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由于其“碎片化”的政府很难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而遭到批评。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持续深入，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传统意义的单一城市已不能满足竞争的需要，如何整合区域资源，利用城市和其腹地的优势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成为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新区域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新区域主义强调横向网络的大都市治理，通过灵活的政策倡导区域的整合和发展的协调，有利于组建协作性或合作性区域组织，采取多种形式来解决区域性公共问题[23]。

　　2.1.2 全球化下的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一方面，全球化引起政治上的地域重构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城市经济转型和新经济空间的建构。

　　P. Hall等明确指出，在城市—区域空间过程的背后存在2个潜在的机制：(1)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2)高端经济由制造、加工转向服务生产，尤其是转向处理信息的高端服务业[14]。

　　关于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空间内部的经济逻辑，S. Sassen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4]。经济的全球化在地域上产生了复杂的二重性：即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高度分离与全球范围内的高度整合相结合。在经济活动的二重性影响下，一些城市形成了一些新的功能。如，城市演化成为经济活动结构中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中心，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行业，尤其是金融和高级服务业得到发展，同时，城市也成为消费中心及产品销售市场。由于这些新功能的出现，一种新的城市形态逐渐形成：地域上相对集中的城市中心控制广大的腹地资源，中心城市和其腹地构成完整的生产体系，即涵盖了管理控制、研发、生产3个维度的劳动过程。这一新的城市形态，即为全球城市—区域。

　　在城市—区域内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并能增强当地生产者的竞争优势。递增的规模收益来自区域内经济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的制度氛围和溢出效应。所以城市—区域是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新型的空间形式[25]。

　　2.1.3 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的结合。近几年，一些学者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联系上分析城市—区域的产生与发展。经济整合和政治整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对大都市区域经济整合的认识会唤起政治上的反应，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导者看到：一方面，更大区域内的合作可以带来商业利益，如提供高效有效的公共服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减少负面的外部效应、减轻空气污染或交通拥堵;另一方面，创造区域政治制度或过程促进了政策协调性，这可能通过基础设施的更大投资改善公共服务以及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和市场带来较低的商业成本，从而提高大都市区的经济竞争力。因此，新区域主义高度强调城市—区域的出现是上层政策制定者(中央)和下层(地方政府)在世界经济中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而有意识的决策结果[26]。

　　这一观点与J. Harrison的观点不谋而合，J. Harrison认为城市—区域是“经济流”和对地域的政治诉求两者妥协的结果。尽管城市—区域的概念起初是根据经济逻辑来定义的，但是，城市—区域不能够从现存的区域和次区域的政治—行政单元和地域边界脱离出来。J. Harrison用英格兰西北部的案例证明：城市—区域成为有形的过程是城市—区域主义妥协的结果，界定、划出这些城市—区域首先受区域的政治和行政边界的限制，其次受历史的镶嵌和政治对地域诉求的限制[19]。

　　2.2 城市—区域形成的内生过程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不过，还有些学者并不认同全球化对城市—区域空间的作用。A. E.G. Jonas等认为城市—区域是一个尺度建构的过程，而不是全球化必须的产物。城市—区域的出现是经济、文化、环境和政治工程等要素特殊组合的产物，每个城市—区域有它自身的逻辑[27]。

　　E. W. Soja也认为，现在的研究不主张将城市—区域视为外生的全球化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强调内生的进程，包括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分散化和集中化、区域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由于区域城市化的进程嵌入地方环境和文化，不同的城市—区域向后都市时代的过渡以不同的速度展开，并采取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18]。

　　3 城市—区域形成机制研究进展

　　在早期的全球城市或城市—区域研究中，几乎都围绕西方城市或国家展开。近些年，学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城市—区域(emerging city region)，而且用比较的视角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城市—区域的形成发展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是否存在不同的模式，即侧重于城市—区域的动态性和多样性的研究。

　　Klaus Segbers2007年出版了《营建全球城市区域：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和上海》(The Making of Global City Region：Johannesburg，Mumbai，Sao Paulo and Shanghai)一书，把全球城市—区域的语境进行延伸，改变了以往大多研究发达国家和西方国家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应，进而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区域的形成，具体的案例是：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和上海[28]。

　　2008年5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主题是“全球城市—区域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分析”的国际会议，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近3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城市—区域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展开了交流和探讨。E. W. Soja认为外部影响(如全球化)塑造次国家区域的发展，但人们更多地关注内部社会和空间的力量以及特定的区域特征，这些区域背景因素如区域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本和空间资本以及竞争优势等在不同的城市—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8];F. Gilli以巴黎区域作为研究案例，讨论就业分散和产业转型的动态发展，认为未来的城市—区域是一种复杂的、分化的、多样化的产业集群[29];D. Läpple分析了网络化的德国全球城市—区域。[30]。

　　R. K. Vogel等围绕城市—区域的3个问题进行探讨：(1)城市—区域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和城市—区域的形成机制;(2)城市—区域主义的政治及其形成的政治行政体系;(3)在中国和西方这些形成过程的异同。分别选取北美的纽约、多伦多、欧洲的伦敦和亚洲的东京、香港和上海作为案例展开研究，发现在某些方面，东方和西方的反应相同：如全球化正在影响城市发展的模式、削弱当地特色文化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等;而在某些方面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在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规制和调节市场等[26]。

　　此外，Veronique D.N.Dupont，Michael Goldman对印度国内的城市—区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索[31-32]。

　　可以看出，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并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4 结语

　　城市—区域概念是在“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概念基础上理论创新而来。“全球城市—区域”仅关注位于世界城市等级顶端的发达国家的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内涵更宽泛的“城市—区域”的概念，以表述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形态。

　　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及其引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转型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认为城市—区域的形成有其自身的逻辑，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要素组合的产物，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内的城市—区域的演变过程，并把这一过程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即以比较的视角分析城市—区域形成的动态性和多样性。我国已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城市—区域，在中西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也出现了崛起中的城市—区域，这些城市—区域正引领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并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和竞争中。那么，我国城市—区域的形成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下一步如何演化?能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分析归纳。本研究通过系统地梳理国外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总结，希望能对我国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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