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多想想20年后让人焦虑的那些问题时间： 2015-11-04信息来源：　作者：wl_admin　责编：

 
　　本月，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话题再度升温。10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10月11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举办第八届中国人居环境高峰论坛。尽管话题各有侧重，但均集中于总结工作经验、寻找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总规划师沈迟在论坛发言结束时所言：“所有的政策或方针要建立在城镇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之上，建立在不正确的认识基础上或者背离经济发展趋势太大的决策，往往满腔理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与城市相比，农村，包括小城镇中的房产泡沫更令人担忧。”在某些地方官员眼中，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王涌彬的这种想法太过“杞人忧天”。而在王涌彬看来，一些地方基于目前城镇化发展水平而未及长远考虑，大规模集中建设农村住宅显然是对规律认识不足而留给未来的“大麻烦”。

　　两个农业大县，两种城镇化发展思路，看专家如何点评

　　模式A——盘锦大洼县：以稻田蟹和红海滩闻名，把生态视为最大比较优势，并期待实现绿色崛起。会议发言中，让大洼县副县长王彦龙如数家珍的是与宜居乡村建设密切相关的治理工程，包括以院落环境整治为内容的美化工程，以垃圾无害化处理为内容的净化工程，以农村污水净化为内容的碧水工程，以厕所、畜禽场所整治为内容的粪便科学利用工程，等等。

　　模式B——德州齐河县：有着厚重底蕴和灿烂文化的千年古县。区位优越，交通发达，准备抢抓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黄金期，用好山东省“一圈一带”和德州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机遇，用8～10年实现全域城镇化。“我们规划了100个5000人左右的农村新型社区，引导农民就地城镇化。”会后，有地方参会代表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听了齐河县县长石连革的发言，很受鼓舞。

　　同样是农业大县，一个是让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按照一定规划要求翻建房屋，政府多在环境治理上下功夫，共同做大乡村旅游。白墙黛瓦、土炕灶台、门前一条弯弯的河……，焕然一新的大洼农村住宅还是东北那个味儿。在那里，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个是农民离开故土搬进整齐划一的大社区，房间里通水、通电、通暖、通气、通宽带、通电话、通有线电视;社区里有幼儿园、小学、敬老院、卫生室、警务室、超市、中心广场、社区服务中心，农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城里人的生活。

　　究竟哪个才是专家的心头好?一位长期从事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的专家跟记者算起了“细账”：齐河县总人口有60多万，县城人口26万。照此推算，100个大社区中，平均只有3000人居住，这还并未包括在县城购置房产的农村居民。显然，5000人标准建设的社区将会出现大量的空置房屋。“居住条件改善了，这是好事，但从房屋空置情况看，浪费太大。”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4%，发达地区达到60%以上，但农村人口流动还没有达到最终稳定的状态。”王涌彬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照这样的趋势，农村人口将减少至少2亿，这也意味着未来将有2亿人的房屋出现空置。“这些人早晚都要进城，为什么现在花这么多钱建未来不会有人住的房子?农村住房问题，包括小城镇的房地产，泡沫很厉害，而我们现在都忽视了这个问题。”

　　对此，王涌彬建议，我们在从事城镇化研究时，必须把两头都研究好，不能只研究城市。“新型城镇化不能只盯着进城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还要看到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农村将不断失去活力。我们怎么让它保持活力，还要把传统文化发扬起来，这是个难题。”

　　消失的日本乡村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多次去日本考察的王涌彬对北海道农村的凄凉景象印象深刻。“沿街的一个个院子很破败，一看就是多年无人居住的。”

　　以稻谷种植等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北海道深川市今年开始将9个区域的市有住宅土地以每区域(约330平米)980日元(约合人民币52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北海道地区有许多自治体苦于当地人口锐减，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多地低价出售，甚至免费提供土地。在日本城市化告一段落时，北海道遇到的问题在日本并非特例。“未来，我们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发展潜力小的地方，人口不会往那儿集聚，这些地方的房子，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王涌彬不无担忧地说。

　　虽然日本的城乡统筹经验成为“教科书”式的一种模式，但有日本学者表示，“对日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我还是存疑的”。

　　随着日本人口向城市集中，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3%左右。目前，支撑日本农村的主体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预计从2025年开始这些高龄者也将减少。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日本的农地等资源以及农村地区的社会体系将很难维持。

　　处于耄耋之年的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牛三敬二在回顾人群涌向城市的那段历史时总结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年轻人丢下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入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

　　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标志，那么日本学者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应成为重新审视乡村作用的契机。

　　不能让中小城市“短路”

　　在日本重新审视自己的城乡发展问题时，我们也对此前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调整了步伐。沈迟在发言中透露，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放慢速度，提高质量;转型发展，提高效率;突出重点，尊重规律”。

　　无疑，未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比此前受到更多的“礼遇”。“小城镇一直都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一个纽带，如果这个纽带不发展，直接让大城市带动新农村，这是不现实的。”王涌彬认为，在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下形成的长三角经验是可借鉴的。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是一个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每个中小城市都有一定的区位优势、突出的功能定位。在超大城市上海周边有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常州这样的城市围绕，而且它们都有一定的实力跟上海竞争。再往外，有一大批中等规模的城市，如常熟、太仓、昆山、嘉兴等，然后有几千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都有产业集群，规模虽小，却有较高效率。“那里农村的环境、农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里面差距很小。农村人口流动也相对稳定，农村人不愿意往城里面走，因为工厂就在身边。”

　　较之于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发展则是反面教材，提醒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不要重蹈覆辙。京津冀主要特点为京津独大，周边中小城市“短路”。在大城市虹吸效应的作用下，高端产业向京津聚集，“两高一资”产业流入河北。不只产业结构恶化，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也随之加大。唐山、石家庄、廊坊等中小城市发展不起来，让北京人头痛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顽症”便是无解，周边的贫困带也将长期存在。

　　“从多个角度看，都应该把三、四线城市的城镇化当做一个重点。要真正研究三、四线城市城镇化的特色，把其发展的优势、发展的肌理找到。”王涌彬表示，这些核心要素就是芝麻开门的“密码”。比如义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城市。瑞士小镇达沃斯因为举办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剑桥、牛津也是因为一所大学，成为世界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