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都市圈)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评价与空间整合时间: 2017-07-07信息来源:叶超 1 祝佳佳 2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要:随着长江中游地区的城镇化快速演进,城镇化协调与否的问题凸显。从人口、经济、a社会和空间4个方面,通过熵值法、TOPSIS法综合构建测度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协调度分为5个等级:高度协调、中度协调、基本协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据此对 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人口、经济、社会及空间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的评价值较高,其他城市发展水平有待提高;4项评价值相互之间差距越小,协调度指数越高。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协调发展和空间整合需要发挥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互补并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
关键词:城镇化;协调度;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
作者简介:叶超( 1978—),男,甘肃武威人,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文化地理学、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研究;
祝佳佳( 1993—),女,安徽滁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4157113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6-0001-06
收稿日期:2016-10-12 发表日期:2016-12-21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中国已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了东部沿海乃至全国的发展,成为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也是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2-3]协调度指的是系统之间或部分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一个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4]城镇化是一个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等多方面的系统,促使城镇化的整体与其部分相互协调,是健康发展的基础。[5-6]
国内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与提升对策、质量与规模的协调性等方面[7]。研究尺度不断从区域[8]、省域[9-10]到市、县级[11],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超效率 DEA模型等[12-13]。目前研究多侧重于城镇化质量研究,对于其发展协调度的研究相对较少。[14-15]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大出台,以城乡统筹、产城一体、资源集约、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成为主要目标,健康城市化成为主要的发展理念[16],而城镇化协调性是关键问题。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典型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高(2014年武汉、长沙、南昌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7%、10%、9.6%),综合实力不断提升。[17]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评价 2014年各城市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 4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并就整个城市群的空间整合路径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区域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为中心的特大城市群组合,涵盖武汉城市圈(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襄阳、宜昌、荆州、荆门)、环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环鄱阳湖城市群(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2015年4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中三角”格局的正式形成。截至 2014年年末,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人口 1.21亿人,占地面积约 31.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5%,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18-19],遵循指标的系统性、代表性与科学性原则,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 4个视角,共选取 16个指标,来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 31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其中包括评价目的、评价对象、评价指标3个层次(表1)。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与真实性,本文大部分数据来源于 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湖北、湖南、江西 3省及31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根据其中数据计算而得。其中由于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属于县级市,部分数据缺失,因此这三个市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公共图书册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采用2013年的统计年鉴或省辖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二、结果分析
(一)评价结果空间分异
城镇化形式上表现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地域组织的变化和转型。[20]本文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 3个指标来评价人口城镇化质量。长江中游城市群 31个城市中,南昌市的人口城镇化最高,为 0.965 5,最低的是常德市,只有 0.057 6,两者之间相差了将近 17倍。该区域的人口城镇化评价值高峰集中在东部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等地,均在0.35以上。其次是两个次高峰,一个是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周边孝感、天门、潜江、仙桃、荆州、鄂州、黄石等城市,还有一个是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区域评价值较低,均在 0.12以下。
经济城镇化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主要指经济总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非农化。选取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民纯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非农产业 GDP占 GDP总量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个常用指标来评价经济城镇化质量。经济城镇化评价值呈“三核心”,即“中三角”——南昌、武汉、长沙。最高的是武汉市,为 0.970 2;最低的是天门市,为0.037 4,总体上从西北向东南递减。2014武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 10 069.48亿元,居华中首位,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突破万亿元目标。
社会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是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城镇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扩散。本文选取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人均拥有公共图书册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4个指标评价社会城镇化质量。最高的是长沙市;其次是武汉市,主要是因为省会城市科教文卫和基础设施投入相对较多,注重社会发展,大力响应新型城镇化的号召;较低的有岳阳、仙桃、天门、益阳、衡阳、常德等城市,这些城市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相对区内其他城市不高,社会发展投入不足,因而社会城镇化水平低。
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空间城镇化,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过程。本文选取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GDP密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4个指标衡量空间城镇化质量。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城镇化相似,评价值的高峰依旧是武汉、长沙、南昌省会城市,说明城市用地面积增加,不断向外扩张,规模变大,低峰在抚州、荆门、宜春、咸宁、天门等地。这是因经济发展速度和城镇化进程不同产生的差距。
(二)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分析
基于协调度函数求得各城市协调度指数,用Jenks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划分为 5个等级(表2)。
在高度协调区内的有益阳市、仙桃市、黄冈市、株洲市、孝感市。这五个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评价值均不高,但彼此之间差距较小,因而城镇化发展协调度高。孝感、仙桃入选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未来将是该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典范。2014年益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 253.15亿元,比上年上升10.8%,增速居湖南省第 2位。株洲市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是中部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其城市规模和居民收入均居全省第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孝感是中部地区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城市之一,连续五届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号。黄冈在 2007年首届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中排第五位。这一系列的荣誉称号再次验证五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在不断升高。
在中度协调区内的有荆州市、宜春市、襄阳市、武汉市、湘潭市、衡阳市、常德市、九江市。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其人口、经济、社会及空间城镇化评价值均是这几个城市中最高的,但由于经济和空间远远大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评价值,导致其无法进入高度协调区。荆州、襄阳、常德三市之间的城际铁路已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这对未来各自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湘潭和衡阳为保障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增速都有一定的放缓,兼顾经济、社会、城市空间等各方面发展,因而属于中度协调。九江是江西省的副中心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水风光,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宜春更是中国十大休闲养老、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其各项城镇化评价值均不高,差距小,协调度好。
在基本协调区内的有长沙市、天门市、潜江市、黄石市、岳阳市、宜昌市。尽管长沙城镇化率已达到70.6%,但从户籍上看,非农业人口仅37.7%,人口城镇化评价值相对经济、社会和空间较低。天门和潜江是县级市,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制性因素。如天门市落后的交通,极大地阻碍了资金、信息、技术等的流动,经济活力相对较弱,又因属省直管市,分散的决策权力和产业规划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黄石、岳阳、宜昌的各项评价值之间已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差距,但差值还不大,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
在轻度失调区内的有吉安市、鄂州市、南昌市、抚州市、荆门市、景德镇市、上饶市、咸宁市、萍乡市、新余市。这些城市都是四项评价值中的某一个比较突出或不足,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失调。鄂州、咸宁和荆门的社会城镇化发展突出,要进一步加强三次产业的优化升级,有效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增长。南昌是该区域的中心城市之一,人口城镇化水平高,2014年城镇化率已达到70.86%,与经济、社会、空间城镇化存在较大差距。吉安、抚州、景德镇、上饶、萍乡和新余均属江西省地级市,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东南部,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特征成了本区域城市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在中度失调区内的有鹰潭市、娄底市。鹰潭市的人口城镇化评价值高,娄底市的社会城镇化评价值高,其他数值均较低,造成协调度指数低。鹰潭有“中国铜都”之称,工业基础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8.6∶63.4∶28.0,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娄底市相对于其他市来说,其发展历史尚浅,人口、经济等方面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环境优良,宜居性好,近年来政府在大力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宜居宜业主题,没有很好地做到统筹兼顾,导致城市经济建设落后。
三、空间整合的路径
(一)发挥三个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一个城市群组合,形成明显的“中三角”格局。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 905.60亿元,居华中地区首位,全国城市第八位。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开发区域之一,2014年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83.4%,[21]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 20个城市之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整合,首先要做的就是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三个中心城市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如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强,国家政策的试点区,主动加强与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沟通联系,加快区域一体化步伐,积极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国家大背景之中。
(二)生产要素和产业互补,以促进产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生产要素和产业互补是近域城市整合发展关系形成的诱导因素,也是城市整合发展的目标之一,在近域城市整合发展的实践中,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互补成为很多城市群体内在经济联系的实质性表现形式。[22]新余、景德镇、鹰潭、娄底等处于失调区的大多城市主要产业还是资源型产业,第二产业比重大,而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等城市科技先进,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技术、信息、人才方面有相对优势。可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等交通轴线,进一步加强地区间的产业流通与技术交流。鼓励中心城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同时支持周边地区企业到中心城市设立研发机构和营销中心。
(三)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寻求区际协调
空间整合就是要打破地区间长期存在的行政壁垒,使城市间、城乡间的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通和重新组合[23],寻求区际间的协调发展。在市场建设方面,要全面开放省市的边界市场,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消除边界市场上的价格保护壁垒,规范市场运作,确保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公正。[24]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强化各城市在交通、通信、水利、生态等重大基础工程设施的合作与协调,如长江中游段水资源丰富,宜昌、荆州、岳阳等市可共同开发水利项目,荆州、常德与襄阳也准备开发城际铁路。[25]在法律政策方面,联手制定与协调各城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着实营造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目前区域内跨省交流合作平台已达 30多个,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结论和讨论
根据主要的表征指标,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 4个方面,据此构建城镇化协调度的指标体系非常重要。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一重要城镇化区域的指标评价结果显示:总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成为中国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之后又一新的增长极,但区域内各城市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城镇化评价值存在差异。武汉、长沙、南昌三个中心城市的评价值相对较高,在城市群中占据主导引领作用。高度协调区内的 5个城市城镇化评价值不高,但彼此之间差距小,未来要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中度协调区和基本协调区内的城市各项评价值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整体上是协调的,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二、三产业比重和人口城镇化水平;轻度失调区内的城市大多是某项评价值比较突出或不足,应重点加强该方面的城镇化建设,以期提高整个城市的发展协调度;中度失调区内的 2个城市,都属于第二产业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此推动人口、社会和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还包括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居民生活、政策因素考虑等方面,区域城市群的城镇化应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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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2.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责任编辑: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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