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市群化：特征、理论与政策时间： 2017-11-20信息来源：唐 杰　作者：qgy_admin　责编：

编者按：2017年7月7日，由中国城市与区域实验室（CCRL）、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共同发起举办的首届“中国城市群发展高端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群发展：新特点 新思路 新方向”为主题，就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新特点、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促进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新思路与城市群研究的新方向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论坛期间还成立了“中国城市群研究联盟”，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群理论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讲好中国改革空间试验场故事，具有重大意义。本刊特刊发论坛正式发言或书面提交的部分研讨成果，以飨读者。特别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帮助本刊联系专家并组稿。
关键词：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创新发展；区域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5766（2017）05- 0001- 25
收稿日期：2017-07-09

    有关城市群的定义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直接用城市规模定义时，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两个城市太少了，5个城市就够了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相关统计定义。美国联邦预算局于1910年首次将由中心城市和经济、社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邻近社区组成的区域定义为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1949年为人口普查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大都市区统计标准，规定大都市区包括一个5万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及拥有7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郊县，并将这种统计区正式定名为“标准大城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简称SMSA），20世纪80年代初将 SMSA 更名为“大城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简称 MSA），1990年后改称为“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Area，简称MA）。目前，美国有382个MSA。MSA统计标准之上有169个CSA，即联合的MSA统计区。
    未来我国一定会出现众多的城市群，可能会超过美国。同样是城市群，不同的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会有很大差别。准确定义城市群很必要，系统地评价城市群动态演化过程也很重要。大城市群发展应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应当是可以稳定观察到的，理论上是有根据可成立的，我们尝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识别我国城市群发展动态演化过程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来评价我国城市群的发展。
    从城市群发展的理论研究沿革看，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理论是不应被忽略的。60年前，戈特曼对美国东海岸大城市区的特征进行过历史性的概括。一是由多个核心城市构成的大规模城市群或带，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二是存在着大规模的网状化交通走廊。交通网是城市群内城市联系的基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也当然是内在联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三是城市群内城市间经济活动的分工合作。城市间产业集聚和扩散会使城市出现同步发展趋势。当一个城市与周围城市出现了共同趋势的时候，美国联邦预算局就会把它纳入MSA。当我们很难用一个合适统计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分工合作的密切程度时，出现同向趋势而不是发散趋势，应当是存在着较高的城市间分工合作水平。四是城市群的影响力规模巨大。
    根据戈特曼的大城市群特征理论，我们可以观察到，发展至今，世界城市群发展具有了10个新的动态发展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城市群源起于单一城市。这类似于一个定理，强调单一城市由经济和人口集聚，发展为在空间上不断吸附并扩散的过程，最终构成一个城市群。源自马歇尔对经济外部性的洞见，滕田昌久等以空间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形成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对从初始集聚持续动态演化发展为城市群过程做出了严密的逻辑分析。
    第二个特征是大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自戈特曼关于大都市带学术思想提出以来，美国东部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增长了近50%，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美国MSA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90%，排在前十名的CSA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1/3。这就是城市群和大城市群的作用。
    第三个特征是土地稀缺性是城市持续聚集与扩散活动的内在机制。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资源的稀缺性。城市持续扩张表现为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城市的边界不可以无限扩大，空间无限扩大的城市集聚效率会下降，城市管理会困难，因此城市发展必然面对土地稀缺性的约束，不能够通过无限扩大的城市行政地域面对无限扩大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结果一定是城市土地越来越稀缺，城市的土地使用成本会随着稀缺性的严重程度而上升。生产过程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产业和依赖低的产业，会对土地成本上升产生不同的影响，对土地使用成本敏感性的产业部门，可适应土地稀缺的产业会持续聚集，不能够适应土地稀缺的产业就会退出。值得指出的是，这不是一次性调整过程，而是受技术经济变化反复出现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动态演化。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单一城市如何演化为多城市体系，城市化演变为城市群化的内在逻辑。
    第四个特征是城市群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网状化交通走廊。相对于戈特曼时代交通网对城市群发生发展的作用更加重要，进入高铁时代后，以长距离高铁线性穿越，以轨道交通和高快速公路空间集中为标志的城市交通体系，对城市化走向城市群化、走向连绵大城市群化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第五个特征是城市群是一个以核心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并存的自律性层级体系。戈特曼关于城市群存在着多核心城市的发现是关于现象描述而不是理论与实证的检验。更准确地说，多核心城市群与城市规模分布服从于齐普夫法则（Zipf’s Law）是同时存在的。大城市群内存在着多个核心城市，但城市之间具有不同的层级属性。作为幂律系数为-1的降幂序列，齐普夫法则假设，城市规模分布构成一个等级排列，或者是大中小城市构成的众星拱月式的伞型结构。齐普夫法则来自统计学规律，其内在的经济学依据是，确定空间中辐射影响范围最大的城市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来自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城市功能多样化与规模经济的要求，确定空间中辐射范围最大城市的功能也最多样化，在城市排序中层级越低的城市，功能也越单一。
    我们依据长三角与珠三角49个城市统计形成了2001－2015年15年的面板数据，依照城市常住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布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三角洲是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群，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形成了层级鲜明的城市群体系和较为理想的动态演化趋势。
    第六个特征是城市群，特别是大城市群存在内生的动态调整机制，集中表现为追赶效应。吉布列特（Gibrat’s Law）提出了城市发展中的另一个现象。城市发展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与初始时期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在以非农业经济规模代替人口后，吉布列特法则含义可以引申为，某一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这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后发追赶效应是不一致的。假设确定的空间上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凹陷点，显然我们可以解释为，其他城市崛起时，这个凹陷点的资源曾经向快速增长的城市汇聚。但当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过程引发了集聚成本上升，开始形成扩散效应的时候，凹陷点可能会成为新的资源汇聚点，会开启新一轮空间上的追赶过程。总之，我们可以将落后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经济增长率提高的过程，描述为城市群由单一、少数城市向更大的城市空间蔓延扩散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城市常住人口变化来识别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追赶过程，但是受户籍制度以及我国大规模城市化过程持续时间尚短的限制，在实证检验过程中，相对于城市常住人口变化，城市非农业增加值变化会更加显著。
    第七个特征是大城市群内城市之间随着规模与距离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从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经济结构走向第三产业化，低制造业比重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高城市化率的经济体的空间经济形态也会表现出相同的经济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群是去制造业化的，相反，从美国城市群发展的经验看，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382个大城市统计区（MSA）制造业占美国制造业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具体说是15年间从占全美的83%上升到目前的90%以上。细致观察还可以看到，城市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比重呈负相关，考虑到制造业空间再配置的滞后程度较高的因素后，这一负相关关系是比较显著的。其中含义是，核心大城市是去制造业的，以核心大城市为圆点，向外延伸，在核心大城市有效辐射的半径内，距离越远，制造业比重会越高。在圆点与边缘点之间的城市存在着多元经济结构形态。我们可以简单化地用比较优势或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由内在的价格机制和产业性质构成的城市经济结构差异，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城市间的比较优势。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屠能《孤立国》的研究，一块均质平原上，围绕着中心城市，距离决定了经济生态的变化，其中的核心因素是土地价格的变化。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土地价格越低，生产过程中土地占有量大的产业会选择距离中心地远而价格低的区位。工业化时代，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有利于形成市场规模效应，有利于提升实际收入水平。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产业间的物质投入联系在弱化，非物质性投入关联在增加，创新依赖、信息依赖成为一种新产业关联特征。为什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会出现城市人口规模和产出规模不一致状态？为什么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不一致的状况更加突出？从经济学逻辑上不难推导出，这种不一致一定源自于受行政边界影响的产业流动的限制，大城市过度地集聚制造业和相关技术，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受到挤压和限制。
    第八个特征是城市群的发展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均等化。过去60年，在全球城市化迈向城市群化的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均等化。未来改变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分布过疏或过度集聚的状态，需要大力推进这两个均等化。
    第九个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度决定了城市间经济发展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与计算技术革命及正在迅猛展开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也极大地影响了空间经济格局。非物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大城市产业发展的鲜明特征，信息、计算、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大城市从物质生产中心转变为创新中心，中小城市则更多地壮大物质产品的生产功能，以创新带动引领产业革命，形成在城市群科学发现、产业创新与技术革命的整体链条正在成为空间经济研究的主流。这应当成为研究我国城市群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十个特征是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因人口与产业流动，以及职住分离，大量通勤人口出现，而产出了名义收入差别明显与实际收入水平趋向收敛的趋势。在现实中，观察一个大城市群是不是存在、是不是有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实际收入水平是否收敛？如果一个大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实际收入不是收敛而是发散的，从逻辑上分析，这个大城市群不存在人口和产业按照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这样的话，这个城市群就是一个简单相加而不是内在发展的结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可以从AMM定理和RR定理中得到证明。
 
作者简介：唐杰，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深圳市原副市长（深圳 51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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