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晋升博弈视角的城市群核心城市竞合行为分析时间： 2018-08-25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8年第3期 作者：胡 艳 唐 磊 夏依林 责编：qgy 齐 双
摘 要：加强区域合作的呼声在地方政府的交流对话机制中日益显现，然而从地方官员晋升角度出发的合作必然离不开“理性经济人”和“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各地差异化发展难以展开。研究发现，核心城市间竞合行为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征，代表竞争行为的变量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为负，代表合作行为的变量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政治考核绩效，地方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提高上有所侧重，从晋升博弈角度出发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会大于合作。而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的分工协作更符合城市群及各城市间的共同利益，需从财税结构、合作机制、制度体系、配套设施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调整。
关键词：竞争；合作；晋升博弈；区域分工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3-0096-09 收稿日期：2018-0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空间异化视角下城市紧凑发展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17YJC790055）；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放招标课题“城市群核心城市竞合行为分析——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群为例”（QYXT2017039）。
作者简介：胡艳，女，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 230601）。
唐磊，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合肥 230601）。
夏依林，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合肥 230026）。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格局下，城市间的聚集度不断提高并表现出强烈的集聚效应，由此形成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已经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一词最早来源于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概念，被用来定义他长期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宁越敏，2016）。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于洪俊、宁越敏首次使用“巨大城市带”的译名向国内引入了戈特曼的思想（史育龙等，2009）。而后，周一星（1992）、姚士谋（1993）、胡序威（2003）等学者分别在不同时期，从都市连绵区、都市带、城市集群等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城市之间尤其是相邻地区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双向关系，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竞争合作行为模式一直备受学术界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类权力层级，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对上负责制，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指标来考核下级政府及官员，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王永钦等，2006）。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性制度框架。国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傅勇（2010）结合大量文献研究得出，在现有财政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大大领先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但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不足。究竟是何原因引发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平衡？也有学者从地方政府官员竞争的视角，提出政治晋升标尺赛（Maskin E et al.，2000）、政治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财政分权改革（郭庆旺等，2009），有效地激发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但这些制度也在不断加剧区域间行政壁垒和割据现象的形成。传统观点如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模型，Buchanan（1965）的俱乐部模型认为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支持了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Oates（1993）认为财政制度从集中向分权的转变能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现有对城市间竞合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分权的视角。如Xie、Zou和Davoodi（1999）对美国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影响。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使用中国内地28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了正向的作用。新加坡有学者从官员的晋升博弈、任期制度视角，采用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呈U型曲线关系（马亮，2013）。
在中国主要几大城市群内部，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都存在着“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的现象（赵曦等，2013）。“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三大区域战略之一，将其沿线分布的“三级”，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定位成整个经济带的核心走廊，且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作为两个区域性城市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以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为分析方法，试图在一个全新的系统框架下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为验证该解释理论，使用长江经济带沿江分布的长三角等五大城市群的11个核心城市①1994—2015年②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核心城市间竞争、合作行为是否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
1.地方政府合作的囚徒困境
有学者受公共选择学派J.M.Buchanan等人研究思路的启发，提出可以将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理性经济人”，现实中的地方官员会通过各种行为来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田伟等，2009）。也就是说，类比到一个区域范围内，利益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也是影响政府之间横向合作的一把双刃剑。
合作秩序的机理分为两种：利他主义的合作和利己主义的合作。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必然导致合作，但利他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延续，尚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饶常林，2014）。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合作行为是人们获取收益博弈的结果，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的合作必须是建立在区域范围内共同利益上的地方利益最大化策略，且共同利益的实现应不以地方利益受损为前提。事实上，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存在合作关系，也必然存在着竞争关系。那么，地方政府将如何避免出现零和博弈，实现双赢博弈?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一个经典的博弈论案例，本研究将其核心思想引入到对地方政府行为策略选择的分析上。构建如表1所示的囚徒困境支付矩阵，其中策略A、B分别代表合作和背叛两种选择，Q、R、S、T是两个地方政府甲和乙博弈时获取的收益，并且假设R>Q>T>S，Q>S+R/2。
假定一个区域内的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利己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双赢的区域合作反应冷淡，那么结果很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大家都损失了利益或仅有一个地方政府占便宜而其他政府吃亏，这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即“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得失相加只能得零”，如表2所示。
例如，一个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涉及地方政府甲和乙，利己政府甲和乙一般均不会采取措施，出现“一负一负”的可能性则较大。换个思路，假定每个地方政府成了利他政府，那么双方就会以区域共同利益为重彼此合作，使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最终实现双赢，这又是一种“正和博弈”。当然从现实角度出发，利己是每个地方政府的本性角色。虽然地方政府有加强合作的共识，而且合作的确可使双方获取更高的收益，但机会主义的存在和短期利益的诱惑使得地方政府的合作缺乏固定性而更多流于形式。为了避免博弈中因唯一采取策略而使其他方受益、自身受损，理性的地方政府往往会背弃合作约定，选择不采取合作策略也不遭受损失，陷入合作的“囚徒困境”。以2011年新安江流域启动的国内首个跨省流域水生态补偿试点为例，皖浙两省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尝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从前期酝酿到正式实施前后历经了7年时间（聂伟平等，2017）。在第一轮试点期内，每年设置补偿基金5亿元，其中中央出资3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1亿元。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否则相反。从安徽黄山市拒绝进入有污染企业180多家、意向投资180亿元这一事实可得出，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资金补偿是促使地方政府开展合作的有利渠道，而达到生态补偿标准后下游城市向上游城市拨付资金的方式（否则上游给下游）则是打破“囚徒困境”的必要条件，给双方间开展合作提供更多的有效激励。“囚徒困境”揭示了相邻地方政府从利己主义出发对合作的行为选择，接下来对城市群核心城市间竞合行为进行分析。
2.地方政府的晋升锦标赛模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体系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转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以GDP增长所体现的核心指标，从人员控制和激励角度的系统性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Li H等，2005）。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aments）最早是由Lazear和Rosen（1981）提出，国内学者周黎安（2004）将其扩展模型应用到对中国地方官员激励与合作行为的研究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层级关系实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前者赋予后者职权，后者对前者负责。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平行的地方政府在地理位置、要素资源禀赋等环境上具有相似的条件，也就是说其产出是相关的，那么上级政府在本区域内运用锦标赛制考核下级就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这里，借鉴Lazear和Rosen（1981）、周黎安（2004）的模型，并将其进行扩展，用来研究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竞争合作行为。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沿江分布的五大城市群的11个核心城市即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长沙、南昌、成都、重庆、昆明、贵阳为研究对象，构建晋升锦标赛的扩展理论模型。
假设两个处于同一级别④的核心城市A和B，官员i和官员j分别是两地政府首脑，两个城市的经济绩效分别表示为YA和YB，两个城市的经济绩效与其官员努力程度EA和EB的函数关系是g（·），具体形式未知，设政绩函数为：
其中，设定g′（·）＞0，g″（·）＜0，表明官员增加努力程度会带来经济绩效的增加，但增加的绩效会随着努力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变小。rj代表j城市官员努力对i城市绩效的外部效应（ri代表i城市官员的决策与努力对地区j的经济绩效产生的直接外部效应）。为简化问题起见，假定|ri|＜1，|rj|＜1，即无论地方官员努力对城市绩效影响的外部效应是正还是负，任何一个官员的行为对本地绩效的影响要超过其对竞争对手地区的影响。εi代表外生随机变量，εi与εj相互独立，同分布零均值且εi-εj~（0，δ2）的对称分布函数为F。
假定晋升锦标赛的规则是：如果地区i的经济绩效超过地区j，即当Yi＞Yj，那么地方官员i得到晋升，获得V的效用，地方官员j则不晋升，获得v的效用，其中V＞v。由εi-εj~（0，δ2）的对称分布函数F可知，官员i获得晋升机会的概率为：
定义D［g（Ei），g（Ej）］为i城市官员胜出的概率，即：
其经济学含义为，地方官员自身的努力会使得他晋升的机会概率增大，而其竞争对手的努力会相应降低其晋升的概率。设C（·）是官员付出努力后所减少的效用即定义为付出成本，假设C′（·）＞0，C″（·）＞0，说明地方官员增加自身努力会减少自身效用，而随着努力程度的提高所减少的效用会不断增加。
利用式（3）构造官员i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比较式（15）和式（16）两个一阶条件可以得出，在社会最优的情况下，官员的努力程度与其外部效应呈正相关，正的外部效应意味着官员做出的决策要使得本地区社会边际收益最大化，此时r越大意味着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越大。再比较式（8）和式（9）可以得出，在获取晋升机会的竞争情况下，官员的努力程度与其外部效应呈负相关，说明在政治锦标赛下，官员谋求相对效用的最大化，其他地区效用的提高相当于自身相对效用的降低，此时r越大意味着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越小。
上述模型表明，处于晋升博弈中的地方官员会把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外部效用当作对自身不利的事情，从而尽量内化自己的正外部效应，反之对竞争对手的负外部效应就会被逐步放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会对经济上的“双赢”合作漠然视之，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性竞争”（何智美等，2007）。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三个推论假设：第一，为了提高政治考核绩效，地方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提高上有所侧重，从晋升博弈角度，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要大于合作。第二，城市间竞争与合作行为对本城市发展水平与其他城市发展水平均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征，且构成影响的因素来自多方面。第三，随着竞争行为对本地经济绩效影响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趋于激烈。而随着合作行为对其他地区经济绩效影响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趋于消极。进而实证分析分别需要构建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影响的两个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寻找变量间影响关系来验证以上三个推论。
三、实证研究
1.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
第一，竞争关系模型。建立城际竞争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计量模型，选取一组变量代表竞争行为。周黎安（2004）认为区域竞争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等竞争性资源的争夺上，结合已有文献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量代替城市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城际竞争关系，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重这一变量用来替代衡量，通过该变量验证竞争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纳入该变量的滞后项。在此基础上，选取城市化率、恩格尔系数、区域劳动力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确定估计系数的准确有效。实证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上式中，用Y代表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量DGDPit；WSit代表区域外部投资水平，LWSit是其空间滞后项；CSit代表城市化率；ERit代表恩格尔系数；CRSit代表区域劳动力水平；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βi表示各变量的估计参数。其中，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内生性问题。运用该模型可以计算出竞争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引入空间滞后项lnLWSit的意义在于分析区域外部投资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参照赵曦和司林杰（2013）提出的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纳入模型，用以分析解释变量对其他个体的影响，并通过交叉引入对应城市的数据实现这一方法，可以用来判断个体A相关解释变量对个体B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第二，合作关系模型。前面已从竞争关系构建了计量模型，本小节将从合作关系角度出发，构建模型用于探讨城市间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王伯礼和张小雷（2010）将投入产出法与ESDA相结合，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过分析。同样结合已有文献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量代替城市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城际合作关系，采用城市的客运总量、货运总量两个变量用来替代衡量，通过这两个变量验证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分别纳入客运总量、货运总量的滞后项，并选取城市化率、恩格尔系数、区域劳动力水平作为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与式（17）不同的是，KYZit表示城市当年客运总量，LKYZit是其空间滞后项；HYZit表示城市当年货运总量，LHYZit是其空间滞后项。同样，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βi表示对应变量的估计参数。
2.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第一，在变量说明方面。研究选取一组变量代表城市间竞争关系，选取另一组变量代表城市间合作关系，通过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城市合作与竞争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模型中分别引入所选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考察城际关系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计量模型选取变量的基本说明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关系替代变量。区域外部投资（WS）包括外商投资和国内其他地区对本地的投资，但由于部分地区未统计国内其他地区对本地的投资额，研究参照国内外学者的通常做法，选取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该指标的测度内容（刘传江等，20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指的是地区在和外商签订合同后，实际到达的外资款项。吸引外商投资，一方面是以投资形式加大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率，另一方面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具有拉动作用。该变量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属性，能够代表地区间竞争行为，因此选用区域外部投资水平这一变量来衡量城市间竞争关系。
二是合作关系替代变量。王海红等（2016）运用GIS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得出公路客运与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相关性较强，且会随着人口与经济集聚规模增大而相应增强。研究选取客运总量（KYZ）反映城市当年旅客的运输总量，人员在地区间的来往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的包容性，客运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为城市间的人才交流合作提供便利，从而推动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Krugman（1991）最早运用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原理及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形成，货运总量（HYZ）指运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运送的货物数量，本研究选取这一指标来反映企业在城市中的聚集程度。一般而言，货物运输的频率能够体现出一个城市的交通便捷水平和包容开放度，地区间贸易、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促进资源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三是控制变量。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城市化率（CS），它是城市化的人口学度量指标，一般采用两种方法定义：城市化率=城镇非农人口/总人口；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研究采取第一种度量方法，城市化率是有效评估评价城镇建设发展水平的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之中探讨。恩格尔系数（ER），它反映了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研究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一般而言，系数愈低居民的生活质量则愈高，该系数是从消费角度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的有效评估。区域劳动力水平（CRS），它反映了地区的劳动力状况，人的潜能充分发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人力资本作为地区的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对城市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地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作为该指标的测度内容，将其纳入控制变量。
第二，在数据来源及说明方面。研究选取1994—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长沙、南昌、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的面板数据。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量、区域外部投资、区域劳动力水平、城市化率等数据来自1994—2016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因2015年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划分，当年城市化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进行替代。货运总量、客运总量、恩格尔系数等数据分别来自相关省份和城市1994—2016年的统计年鉴，其中对重庆成为直辖市前1994—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口径的调整，使其始终在同一个区域单元的研究范围内。对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弥补处理，部分指标要进行简单的计算整理。
第三，在单位根检验方面。在尚未进行回归分析前，通常要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实施有关检验，而进行检验最常见的方法则是单位根检验，本研究采用以下四种检验方法：LLC检验、IPS检验、Fisher PP检验、HT检验。对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两个计量模型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分析处理。
从表3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LLC检验下的所有序列皆是平稳的，IPS检验下只有lnHYZ序列不平稳，Fisher PP检验下只有lnCRS序列不平稳，HT检验下只有lnCS序列不平稳。虽然不同检验下的平稳性有所差异，但综合四种不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总体来说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平稳的，满足面板回归的基本要求。
3.计量结果及分析
第一，在竞争关系估计结果方面。表4揭示了竞争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对模型进行Wald检验，报出Wald检验统计量为5.6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固定效应模型多余的原假设，因此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模型更为合适。在Hausman检验中，检验的统计量为34.37，在1%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解释同样支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即选择FE模型估计结果比RE模型相对更为合理。尽管使用了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定模型的选择适用性，而回顾对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历程，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之争与面板数据模型的演绎一直紧密相连。较多学者，如Eisenhart（1947）、Wallace和Hussain（1969）、Nerlove（2000）在模型选择固定或随机效应的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又有学者，如Hsiao、Sun（2000）提出，将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的判定作为模型设定的问题来比较和解决要远优于对其进行单纯的假设检验。在他们进行的一次模拟实验的估计结果中显示，多种判定准则的综合能够更好地对模型设定进行拟合和检验。所以，本研究试图从固定、随机、混合OLS多种效应的模型估计结果中，综合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计量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从固定效应模型FE的估计结果来看，代表城市间竞争行为的核心解释变量lnWS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外部投资对城市的发展水平起促进作用，代表竞争关系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lnLWS在混合OLS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显著性为负，说明区域外部投资对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抑制性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lnCS、lnCRS的估计系数为正，lnER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出，城市化率越高，区域劳动力水平越高，城市发展水平也越高。而恩格尔系数越高，即食品支出在城镇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占比越大时，城市发展水平越低，这与通常的研究结论是相符合的。
第二，在合作关系估计结果方面。表5报告了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中Wald检验的结果为20.3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在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质量影响上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依然比混合模型更为合适。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97.60，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表明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具可靠性。
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lnKYZ、lnHYZ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代表合作关系的变量lnKYZ、lnHYZ的提高能促进城市发展水平，其经济学意义是城市间合作关系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代表合作关系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lnLKYZ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经济学含义为合作关系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上，lnCS通过了固定效应模型中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也说明城市化率对城市发展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区域劳动力水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中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区域劳动力水平可以促进城市发展水平。恩格尔系数在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中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这表明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发展水平具有负向的相关性。
四、结论与启示
在研究中，首先以囚徒困境引发对地方政府合作与竞争现状的思考，并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城市群核心城市晋升博弈模型，基于地方官员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视角，探讨了官员的晋升激励及其对地区间经济互动行为的影响。然后以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间为研究起点，使用长江经济带沿线的11个城市1994—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竞争关系、合作关系对城市发展水平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利用实证分析结果匹配政府间互动行为。实证结果显示，核心城市间竞争与合作行为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征，代表竞争行为的变量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为负，代表合作行为的变量对本城市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城市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显然，下级政府为了提高政治考核绩效必须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提高上下足功夫，即晋升博弈加剧的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非合作，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手段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另一方面城市交通水平和通达性的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区域间的有效合作。由此，又可以来验证第三个推论，竞争行为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会促使城市间的竞争趋于激烈，而合作行为对其他地区经济绩效的影响会使得合作趋于消极。因此，本研究的实证研究结论与前文的三个推论假设基本一致。
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范围来看，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的分工协作符合城市群及各城市间的共同利益，从“理性经济人”视角选择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是城际关系竞争的出发点，也是各城市间合作的动力来源，对推动整个城市群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不当争夺资源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等恶性竞争方式的出现，使得一些负面效应逐步显现，显然这并不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策略，也与区域间加强合作的趋势相违背。为此，应当有的放矢，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调整。一是在财税结构上，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换平台及合作共享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形成国税、地税之间既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的征管体系。二是在合作机制上，要建立城市群利益的分享补偿机制，整合区域市场，相互开放，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应通过有效的机制补偿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形成类似于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的合作效益共享模式。三是在制度体系上，要转变政府职能的考核体系，逐步将民生、生态等多重指标纳入考察范围，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四是在配套设施上，要逐步改善和加强城市群一体化，加大高速铁路、城际轨道等快速交通线路的贯通成网，缩短城市空间距离，使城市群核心城市与重要城市的交通无缝对接，实现资源和要素的最优配置。
注释
①省会城市是核心城市，但核心城市不完全等同于省会城市。研究城市群核心城市间的竞争合作行为，上海、重庆分别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纳入研究样本中。②选取1994年为起点在于自分税制改革推行以来，中央和地方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重新划分了事权和征收支出范围，这项改革是否对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产生影响也是本研究的研究内容之一。③在零和博弈中，双方是没有合作机会的，即不存在甲和乙同时获利的情况。④同一级别并非指行政级别，而是指地理位置相近，城市定位与功能相近的城市。
参考文献
［1］宁越敏.中国需要怎样的城市群?［J］.新民周刊，2016，（2）.
［2］史育龙，周一星.关于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研究的论争及近今进展述评［J］.国际城市规划，2009，（1）.
［3］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8）.
［4］郭庆旺，贾俊雪. 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9，（10）.
［5］马亮.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3，（2）.
［6］赵曦，司林杰.城市群内部“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行为分析——基于晋升博弈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5）.
［7］田伟，田红云.晋升博弈、地方官员行为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J］.南开经济研究，2009，（1）.
［8］饶常林.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博弈分析:困境与消解［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9］聂伟平，陈东风.新安江流域（第二轮）生态补偿试点进展及机制完善探索［J］.环境保护，2017，（7）.
［10］何智美，王敬云.地方保护主义探源——一个政治晋升博弈模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5）.
［11］王伯礼，张小雷.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地理学报，2010， （12）.
［12］刘传江，胡威.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的碳生产率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6，（1）.
［13］王海江，苗长虹，牛海鹏，等.中国中心城市公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J］.地理研究，2016，（4）.
Analysis of the Co-opetition Behavior of Megalopolis’ Core C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ournaments
Hu Yan Tang Lei Xia Yilin
Abstract: The call for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cooper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dea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ego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motion of officials， which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differentiation difficul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re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ity. The variables representing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ity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other 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