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城市群经济互动的实证研究时间： 2015-09-10信息来源：赵祥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福州和南宁属于高外向功能城市，对外经济辐射能力较强;厦门、南昌、海口、贵阳和昆明属于低外向功能城市，对外提供的经济服务较少;泛珠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广州、深圳构成了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圈，福州、厦门、长沙、南昌和南宁为第二圈层，海口、成都、贵阳和昆明则构成了最外围圈层。为了促进泛珠整体经济发展，今后泛珠经济合作应把重点放在进一步降低区域贸易成本，提高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上;要着力消除各类人为的市场壁垒，统一市场运行规则，协调区域内经济政策和监管行为;要加大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内的改革，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区际流动的成本。
一、引言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城市是主要的载体，而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反映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之间有效的经济互动不仅是城市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保证，而且也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力，带动中小城市和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促进城市间经济互动有助于提升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对城市间经济互动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外部效应差异是城市间经济分工和互动的原因。不同类型的外部效应对产业的空间布局具有不同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城市之间的经济分工和互动。大城市多样化外部效应对于新产业孵化和技术创新更有利，而当企业孵化成功后，中小城市专业化外部效应更有利于它们进行标准化的批量制造(Abdel-Rahman，1990;Eberts and McMillien，1999;Duranton and Puga，2000，2005)。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互动对改进城市体系的总体效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各个城市专门从事某些产品和价值链环节，可以充分享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城市间产业关联也有助于维持城市体系的持续增长，有助于发挥大小城市各自的综合比较优势(Abdel-Rahman and Anas，2004;Duranton and Puga，2005)。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城市间经济联系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主要利用引力模型、势能理论和城市流强度等方法来实证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如朱英明(2002)、张虹鸥等(2004)、王海江和苗长虹(2008)、王海江等(2010)、王红霞(2011)等。[1-5]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采用“关系数据”对城市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网络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如周一星、胡智勇(2002)应用航空运输数据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6]戴特奇等(2005)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城际铁路客流为例研究了城市关联网络的演化。[7]张闯、孟韬(2007)用中国连锁百强企业的店铺网络为样本，对我国城市间流通网络的层级结构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8]夏春玉等(2009)在流通企业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概念模型，并重点研究了系统中城乡互动机制和可能的建立路径。[9]郑清菁等(2014)应用城际铁路客流对我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与关联网络演进的研究。[10]
2003年广东省首先倡导泛珠三角地区(以下简称泛珠)区域经济合作，得到了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8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响应和共同推动。随着我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泛珠区域经济合作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尽管泛珠经济合作区(即“9+2”模式)已走过了20多个年头，但还较少有文献对泛珠地区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进行实证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和文献背景下，本文计划对泛珠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二、实证研究的方法
1.衡量指标
本文使用城市流强度、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城市经济律属度和城市经济区位度等指标来定量分析泛珠经济区主要城市之间经济互动的水平与路径，以揭示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各衡量指标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如下：
(1)城市流强度。城市流是指人员、货物、信息、资金和技术等商品和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是城市对外发挥集聚与辐射影响的基本途径。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城市各部门消费了从城市外部输入的货物和服务，同时也向外输出有关货物和服务，为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一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反映了其对外经济联系的水平与能力，可以通过计算城市流强度来确定各城市在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城市流强度越大表明城市经济集聚与对外辐射的能力越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越居于中心与支配地位。城市流强度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ij为城市i、部门j的城市流强度，Fj为城市i总的城市流强度，为城市i各部门城市流强度之和，城市流强度值越大，城市i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城市i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越重要。Gij为城市i、j部门的从业人员数量，Gi为城市i单位从业人员总量，Gj为区域内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G为区域内单位从业人员总量，GDPi表示城市i的GDP总量。
根据公式(1)，当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比重大于本区域该部门平均比重时，城市i、j部门的城市流强度Fij为正值，表明j部门除了满足本市需要外还可以对外提供经济服务，将此时的城市流强度Fij称为城市i、j部门的外向功能量;把所有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城市在特定时期总的外向功能量，它反映了城市的对外经济辐射能力。当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比重小于本区域该部门平均比重时，城市i、j部门的城市流强度Fij为负值，这表明j部门不能满足本市需要，本市还需要从外部输入相关服务，将此时的城市流强度Fij称为城市i、j部门的内向功能量;把所有部门的内向功能量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城市在特定时期总的内向功能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集聚能力。根据式(2)，Fi的符号决定了城市对外经济互动的方向，当取值为正时，表示城市与外部的经济互动以向外提供服务为主，而当Fi取值为负时，表示城市与外部的经济互动以吸收服务为主。
(2)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参考现有研究，笔者根据城市间引力模型用如下公式计算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
其中，Rij为城市i、j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数值越大表明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越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越高，反之，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越弱，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越低;Pi、Pj为城市i、j的非农就业人口数量;Gi、Gj为城市i、j的GDP;Dij为城市i、j的距离。
在获得城市i、j之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占城市i与所有城市之间经济联系量之和的比重，可以得到城市i对城市j的经济律属度Qij，具体计算公式如式(4)。它反映了城市i的经济发展对城市j的依赖程度，从式(4)可以看出Qij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城市i的经济发展对城市j的依赖越大。
2.数据使用
笔者选择了广州、深圳、福州、厦门、南宁、贵阳、海口、长沙、南昌、成都、昆明11个泛珠省会和副省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来进行有关实证研究。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三：一是2003年是泛珠区域经济合作正式提出的年份;二是可以通过时序数据观察到泛珠城市间经济互动的动态变化;三是由于中国香港、澳门的统计口径与其他地区不一致，本文未使用这两个城市的数据。
在计算城市流强度时，一共选择了15个部门样本，以尽可能涵盖城市的二、三产业部门，具体包括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在数据来源方面，城市间距离数据来源于我国城市间公路交通里程表，其他数据均取自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更新晚于一般统计年鉴，本文采用的最新数据为2012年的，对论证本文的结论并无实质性影响。
三、泛珠地区城市流分析
1.城市流强度净值分析
表1计算了2003、2007和2012年城市流强度值，从中可以看到：(1)2012年共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成都和贵阳6个市的城市流强度为正，表明这6个市对外经济联系以服务输出为主。其中，广州的城市流强度值最大，达到1407.73亿元，表明广州是泛珠地区的服务输出能力最强的城市，长沙和成都的城市流强度值也较大，分别达到了886.53亿元和675.58亿元。福州、厦门、南昌、深圳和昆明5市的城市流强度值为负，说明这5个市对外经济联系以服务吸纳为主，其中深圳的服务吸纳水平最高，达到606.13亿元。(2)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自泛珠经济合作概念提出以来大部分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绝对值都出现了增长。2003～2007年间，只有南宁、海口、成都和昆明4市的城市流强度值变小，2007～2012年间，只有厦门和深圳2市的城市流强度变小，这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泛珠城市间经济互动逐步加强。(3)从城市流净值来看，2003～2007年间，泛珠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均为正值，这一时期各市均以对外提供服务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在泛珠经济合作的初期，各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还不强，各市主要与本省内其他城市发生经济互动，由于我们所计算的泛珠城市要么是省会城市，要么是本省内的副省级大城市，因而，它们与外部的经济互动就主要表现在为本省内其他城市提供经济服务。而在2007～2012年间，福州、厦门、南昌、深圳和昆明5市的城市流强度值由正转负，表明这些城市从对外提供服务转向接受服务为主。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区域经济整合的深化，这些城市与外部的经济互动更多地跨越了省级行政区的边界，从而引起了城市流方向的变化。
2.城市流结构分析
城市流结构有两层含义：一是城市流的方向结构，即城市流净值中所包含的外向功能量和内向功能量各自的大小;二是城市流的行业结构，即各部门城市流强度值的大小。对城市流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城市经济吸收和辐射两方面的能力，还有助于我们掌握城市不同部门与外部经济互动的具体情况。表2显示了泛珠城市2012年城市流的基本结构，下面就根据表2对泛珠城市流的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
(1)城市流的方向结构
首先，2012年泛珠城市外向功能量的中位数为南宁市的745.81亿元，以此为标准可以将泛珠11个市划分为高外向功能城市和低外向功能城市两类。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福州和南宁属于高外向功能城市，厦门、南昌、海口、贵阳和昆明属于低外向功能城市。在高外向功能城市中，广州外向功能量最大，超过3200亿元，这表明广州是泛珠地区绝对的龙头城市，其对外经济辐射的水平最高。深圳的外向功能量位列第2，达到2209.68亿元，紧随广州的区域内第二大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辐射能力也非常强。成都、长沙的外向功能量均在1100亿元以上，对外经济辐射水平分列第3、4位，在泛珠区域发展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福州和南宁的外向功能量明显低于上述4市，但也分别达到了757.14亿元、745.81亿元，也具有较高的外向服务水平。在低外向功能的5市中，昆明的外向功能量相对较高，达到660.64亿元;南昌、贵阳和厦门3市居中，三者的外向功能量分别为492.09亿元、369.75亿元和325.56亿元;海口的外向功能量最低，仅为251.41亿元。
其次，2012年泛珠城市内向功能量的中位数为成都市的513.46亿元，以此为标准可以将泛珠11个市划分为高内向功能城市和低外向功能城市两类。深圳、广州、福州、南昌、成都和昆明属于高内向功能城市，厦门、长沙、南宁、海口和贵阳属于低内向功能城市。在高内向功能城市中，深圳的内向功能量最大，达到了2800亿元以上，表明深圳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很多外部城市提供服务。广州的内向功能量位列第2，达到1810.99亿元，广州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吸纳大量的外部服务。福州和昆明的内向功能量分列第3、4位，二者的内向功能量均在1000亿元以上，它们的经济发展也高度依赖外部服务。在低内向功能的城市中，南宁的内向功能量最小，仅为59.19亿元，表明南宁的经济发展对外部服务的依赖较小。海口的内向功能量也较小，为71.62亿元，海口的经济发展也不需要吸纳较多的外部服务。贵阳、长沙和厦门的内-向功能量相对较高，3市的内向功能量分别为476.4亿元、251.11亿元和160.09亿元，表明它们对外部经济服务需求相对较高。
(2)城市流的部门结构
首先，各市各部门外向功能量值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此主要对高外向功能城市的城市流部门结构进行分析。广州有9个行业具有外向功能，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外向功能量最大的3个部门分别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向功能量分别为1038.11亿元、546亿元和507.14亿元。这说明广州不仅是泛珠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也是商贸、物流和交通运输中心，其二、三产业门类齐全、产出规模较大，对外辐射水平较高。深圳有也有9个部门具有外向功能，具体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外向功能量最大的3个行业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房地产业，外向功能量分别为553.29亿元、453.96亿元和376.53亿元，表明深圳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对外提供服务的能力较强。成都市有6个部门具有外向功能，分别为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建筑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外向功能量较大，外向功能量分别为888.99亿元和184.19亿元;其他行业的外向功能量普遍较小，均在45亿元以下，这表明成都在建筑施工和科技服务上具有较高的对外提供服务能力。长沙具有外向功能的行业最多，达到12个，具体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长沙虽然具有外向功能的行业较多，但各部门外向功能量值相对不高，外向功能最强的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外向功能量分别为384.6亿元、123.13亿元和111.43亿元，这表明长沙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二、三产业的发展比较均衡。福州具有外向功能的行业数量最少，只有5个行业，分别为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建筑业的外向功能量最大，达到680亿元，而其他行业的外向功能量普遍较小。南宁具有外向服务功能的行业也较多，达到了11个，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制造业的外向功能量较大，达到376.48亿元，其他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值均较低。
其次，各市各部门内向功能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主要对高内向功能城市的城市流部门结构进行分析。深圳具有内向功能的行业有6个，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内向功能量最大的3个部门分别为教育、建筑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它们的内向功能量分别为1072.12亿元、1033.17亿元和507.14亿元，说明深圳在这3个行业的发展上还需要吸纳较多的外部服务。广州具有内向功能的行业有6个，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其中，内向功能量最大的3个部门分别为建筑业、教育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它们的内向功能量分别为813.96亿元、652.23亿元和143.75亿元，表明广州这3个行业的发展也需要吸纳较多的外部服务。福州具有内向功能的行业数量较多，包括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10个部门，其中，制造业的内向功能量最大，为618.18亿元。这表明福州二、三产业发展整体上需要吸纳较多的外部服务，尤其以制造业对外部服务的需求最大。昆明具有内向功能的行业有6个，包括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其中，制造业的内向功能量最大，达到了871.19亿元，其余5个行业的内向功能量均相对较小。南昌具有内向功能的行业数量也较多，包括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以及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9个部门，其中，制造业的内向功能量最大，为527.62亿元，其他8个行业的内向功能量相对较小。成都也有9个部门具有内向功能，包括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教育，其中，教育行业的内向功能量最大，为118.56亿元，其他8个行业的内向功能量均相对较小。
四、泛珠地区城市经济联系分析
表3计算了2012年泛珠城市两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笔者通过选取与每个城市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来分析各市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与福州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厦门、广州和深圳，福州与它们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30650、9398和10791.2;与厦门经济联系最强的城市为福州、广州和深圳，厦门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为30650、12610.9和15760.7;与南昌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长沙、广州和深圳，南昌与它们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12101.2、12610.9和15760.7;与长沙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南昌、广州和深圳，长沙与它们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12101.2、16108.7和11038.3;与广州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深圳、长沙和厦门，广州与它们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1072731.8、16108.7和12610.9;与深圳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广州、厦门和长沙，深圳与它们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1072731.8、15760.7和11038.3;与海口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广州、深圳和南宁，它们与海口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5325.4、3771.8和1541;与成都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昆明、贵阳和广州，它们与成都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4839.8、4077.6和4002.1;与贵阳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成都、昆明和广州，它们与贵阳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4077.6、3543.1和2907.1;与昆明经济联系最强的3个城市为成都、贵阳和广州，它们与昆明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达到了4839.8、3543.1和3126.2。
根据式(3)，可以发现，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大小主要受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空间距离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从表3可以看出，泛珠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具有明显的中心指向性，广州和深圳由于经济、人口规模较大，与各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也较高，是名副其实的泛珠地区经济中心。此外，泛珠城市经济联系也体现出一定的地理指向性，地理位置较近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也相对较强，如福州和厦门，长沙和南昌，成都、贵阳和昆明、南宁和海口等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也较大。
为了进一步说明泛珠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笔者计算了各市的经济律属度(见表4)。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1)各市对广州和深圳的经济隶属度均较高：福州分别为0.15、0.172;厦门分别为0.187、0.234;南昌分别为0.212、0.19;长沙分别为0.3、0.206;南宁分别为0.395、0.245;海口分别为0.417、0.295;成都分别为0.165、0.13;贵阳分别为0.159、0.116;昆明分别为0.169、0.129。各市对广州、深圳的经济隶属度较高进一步显示了广州、深圳2市作为泛珠经济中心的巨大影响。(2)地理位置相近城市相互之间的经济隶属度也较高：福州对厦门的经济律属度为0.488，厦门对福州的经济隶属度为0.455;南昌对长沙的经济隶属度为0.296，长沙对南昌的经济隶属度为0.226;广州对深圳的经济隶属度为0.935，深圳对广州的经济隶属度为0.943;成都对贵阳、昆明的经济隶属度分别为0.168、0.2，贵阳、昆明对成都的经济隶属度分别为0.223、0.261;贵阳对昆明的经济隶属度为0.223，昆明对贵阳的经济隶属度为0.261。
图1显示了泛珠各城市的经济区位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泛珠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广州、深圳构成了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圈，2市的经济区位度分别高达0.439、0.435;福州、厦门、长沙、南昌和南宁是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圈层，它们的经济区位度处于0.01～0.03之间;海口、成都、贵阳和昆明构成了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外围圈层，它们的经济区位度指标值均在0.01以下。
前面笔者分别用2012年泛珠城市两两间经济联系强度、经济律属度和经济区位度对泛珠城市经济联系的方向与强度进行了静态的统计描述，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经济合作对泛珠城市经济联系的动态影响，以各市与广州、深圳2市的经济联系为例来分析自泛珠经济合作开展以来，泛珠城市经济联系的动态变化。表5计算了2003和2012年泛珠各市与广州、深圳2市经济联系强度，从中可以看出，虽然2003～2012年间泛珠各市与广州、深圳2市的经济联系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也呈现出以下两点差异：(1)各市与深圳经济联系的增加速度要明显快于与广州的经济联系。2012年泛珠各市与深圳的经济联系强度值相当于2003年的4～5.5倍，而各市与广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只相当于2003年的3～4倍，这表明深圳对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迅速扩大。(2)长沙、南昌、南宁、厦门与广州、深圳2市的经济联系增长速度较快，而福州、海V1、成都、贵阳、昆明与广州、深圳2市的经济联系增长速度则相对较慢。这既反映了上述城市各自经济发展和人口扩张速度的差异，也反映了各自在与广州、深圳2市地理距离上的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泛珠城市群经济互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从城市流净值来看，2012年长沙、广州、南宁、海口、成都和贵阳6个市的城市流强度为正，这6个市对外经济联系以服务输出为主。广州的城市流强度值最大，表明广州是泛珠地区的服务输出能力最强的城市。福州、厦门、南昌、深圳和昆明5市的城市流强度值为负，这5个市对外经济联系以服务吸纳为主，其中深圳的服务吸纳水平最高。并且，自泛珠经济合作概念提出以来，大部分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绝对值都呈现出增长趋势。
(2)从城市流结构来看，广州、深圳、成都、长沙、福州和南宁属于高外向功能城市，对外经济辐射能力较强;南宁、厦门、南昌、海口、贵阳和昆明属于低外向功能城市，对外提供的经济服务较少。同时，深圳、广州、福州、南昌、成都和昆明属于高内向功能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吸纳大量的外部服务;厦门、长沙、南宁、海口和贵阳属于低内向功能城市，经济发展对外部服务的需要不大。同时，各城市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和内向功能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3)泛珠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具有明显的中心指向性，广州和深圳是泛珠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的中心，各市对广州、深圳二市的经济律属度均较高。同时，泛珠城市经济联系也体现出一定的地理指向性，地理位置较近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也相对较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律属度也较高。
(4)总体上看，泛珠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广州、深圳构成了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圈，福州、厦门、长沙、南昌和南宁是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圈层，海口、成都、贵阳和昆明构成了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外围圈层。
城市间高效的经济互动是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发挥的重要条件，高效的经济互动的基础是商品和要素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而商品和要素区际流动性的大小又取决于区域贸易成本的高低。因此，今后泛珠地区应把政策重点放在进一步降低区域贸易成本，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跨区自由流动上，通过推动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广义的贸易成本是指商品和要素流动过程中所涉及的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和工商税费等全部交易费用，它与区域间交通运输条件、市场规则、经济政策和政府管理行为的差异有关。近年来，随着南广、贵广高铁等骨干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泛珠地区城市问交通条件已大为改善，区际运输费用已得到进一步的降低。因此，下一步要着力消除各类的地方保护行为，减少人为的市场壁垒，统一市场运行规则，协调区域内经济政策和监管行为。特别是要加大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内的改革，使得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区际流动的成本。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提高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欠发达地区分享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收益。
本文是对泛珠地区城市经济联系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虽然笔者通过城市流强度、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泛珠城市群经济互动的现状，但由于数据的限制，还难以直接衡量城市间经济互动及其对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这是下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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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