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城市群如何均衡发展时间： 2015-09-17信息来源：　作者：wl_admin　责编：

　一、三大城市群优势之比较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优势：(1)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香港的资本、人力资源和世界贸易自由港等优势，使自己率先走向世界。(2)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机制，也就是把大量的制度从香港直接拷贝过来。(3)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原有的产业融人世界产业链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使自己的产品与世界先进技术和市场需求变化同步。(4)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全国的人才，而且在这一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为三角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与海南的情况大不相同，当年海南设省引发了人才流动的浪潮，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才纷纷涌入海南，但去了以后扎不住根，终于又返回了。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优势：(1)充分利用了我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的扩散和集聚的效应。(2)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最密集的民间资本。把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和技术借助WTO这个机遇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新一轮的后工业阶段的发展动力，且势不可挡。(3)最大限度地利用全国最密集的技术人才群体。在全国排名前六位的大学中，长江三角洲就占了四所，几乎一半的名牌大学都集中在那儿。(4)即将朝着最适宜居住的区域目标前进。因为，这一地区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和配套完善的服务设施。最适宜居住环境的创造，相对全国其他地方来说就更具有竞争力。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与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正好是可以互补强化的。

　　环渤海湾和东北城市群的优势：(1)全国最大的原材料基地、最古老的工业基地。这一地区原来的经济发展基础很好，但其处于基础地位的重工业。现正面临着向轻工业结构转型的变化。重工业的发展必须紧靠原材料产地，所以就重工业的发展来说，应该还有50%的优势。但对于工业结构转型而言，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模式锁定。(2)东北亚产业扩散的最近途径。日本、韩国的技术转移和产业扩散，是我国产业兴起的主要技术来源和信息、贸易途径之一，基于东北城市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所接受辐射的范围、力度、深度都是最大的。(3)最丰富的土地和森林资源包括富裕的环境容量。在环渤海湾城市群中，除了水资源以外，其他的都不是主要问题。这与珠江、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尤为缺乏。

　　从三大城市群的优势分析来看，环渤海湾和东北城市群也有自己的优势，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担心这一地区会步入三个模式锁定：

　　一是产业结构的锁定。如果东北的城市不能顺利地从重工业结构转向深度加工的轻工业结构和高技术产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GDP的增长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按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工业就业岗位可以产生1.5个甚至3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但在东北目前的重工业结构中，一个工业就业岗位只能产生1个甚至是零点几个第三产业就业岗位，这对于整个城市群和工业基地城市的产业转型是很不利的。

　　二是制度模式的锁定。沈阳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一直以来认为纯国有、大企业、大集团、重化结构是发展工业的最好模式。这种制度的锁定框定了人的思维和创新行为，就看不到其他“活蹦乱跳”的、高效益、高技术的产业新制度。

　　三是产业组织方式的锁定。在东北的工业经济结构中，大企业所占的比例很高，而小企业数量少，没有形成大中小企业的自然序列，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相互支持与有机联系，这是整个东北工业组织结构中的致命弱点。

　　整个环渤海湾和东北三省的城市群能不能承担起走向世界的重任，能不能借助过去的优势，摆脱结构、制度和产业组织方式的锁定，在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争到一块应得的蛋糕，这对于均衡我国的地区性发展，跳出经济效益徘徊不前和就业状况日趋式微的恶性循环的圈子，重新走上第二次创业的道路，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要实现的几大超越

　　1、超越规划的有限期。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没有期限的限制，而我们通常做的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为2lD年，配套的远景规划内容十分简单。这样一来，往往就使编制者满足于此期限的现实性选择，缺乏对更长远目标的导向性选择，就难以避免因“短视”而产生的错误。发展战略规划本身可以做到该城市环境容量的极限、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与之相关的许多因素都可考虑在内。所以，通过编制战略性规划，能够使城市决策者看清自己现在的决策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2、超越行政管理的空间。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已超越行政管理的范围，市场交换成本起着决定作用，所以新的城市发展联盟必须超越城市空间。按照《城市规划法》，编制总体规划不能超越城市行政区域。但是，概念性规划、战略性规划就可以跳出这一限制，从更大的范围来审视自己的优势、劣势和发展空间，从而能较为精确和高效率地进行大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

　　3、跳出单一学科来编制规划。以往我们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往往强调应由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参与，而以前的城市规划专业又是列入建筑专业范畴的，再吸收一部分经济地理的专家参加，这是远远不够的。城市规划的定义，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涵义：其一，规划是一门专门的工程技术，而这门工程技术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是政治学。所以，规划已不是一门单纯的工程技术，而是多学科的综合体。其二，城市规划是在法律治理下的一种政府行为，以法律作为依据来展开管治，把民众的注意力、产业发展的动力引导到与规划相适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方向上。其三，城市规划又是一种文明行为，是一场从人治走向法治的社会运动，应是一个由全体市民参与的、综合协调各方面各阶层利益和兼顾长短期目标的实践过程。

　　4、超越单一物质空间的摆布。正因为过去我们把城市规划仅仅作为一门单一的学科来认知，在实际应用中，就用放大了的建筑学观念来编制城市规划，以至于城市规划仅仅成为一个空间的建筑布局。这样的布局是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从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所描述、决定的发展空间的有机结构的。发展空间是发展战略的投影，但是我们过去编制规划，却是忘记了战略的本身而只注意投影。就像对一个人的描述一样，忘记了有血有肉的人体，而只注意了人的服饰与外表，这是很糟糕的。而发展战略规划不囿于城市物质空间的描绘，而重在发展新理念的启迪，使后继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多变的未来有足够的前瞻性和适应性。这种以现实的物质空间为冲击对象的新规划模式，必然会立足于突破和创新。

　　5、超越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化正面临着三种情况：一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像我国沿海地区基本上处于这一种状况。因为工业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政府的计划能力，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约20个百分点。二是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城市化已超越了工业化。在这些地区，当年由苏联专家帮助编制的城市规划，至今还没有“填空填满”，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口分散在林区，实际上是把林业工人全部作为城市人口来计算的。再加上沿海工业大搬迁到三线山沟、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形成的集镇，许多地方还是××连作为镇名。此外还有部分煤炭资源城市如阜新等。城市化的本质是产业提升和产业集聚，而不是单纯以城市人口比例来衡量的。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城市人口作为决定因素，而忽视了城市化的内在动力，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弊端。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协调。这种协调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做出卓越的规划，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匹配。第二种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采取城市居住区面积与工业区面积相匹配的计划办法，使现在的发展还比较协调。所以，只有跳出原有的计划模式，重新寻找我们这座城市发展的内在组织体系，并顺应这个组织体系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步形成产业体系，我们才能使城市规划与未来的工业化相匹配、相适应。

　　6、超越原有的规划、政策、提法、口号等限制。研究城市战略性规划，就要跳出原来所设定的一切框框，完全朝着理性的方向进行探索前进。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所介绍的沈阳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大家觉得充满着创新理念，有的东西还很难理解接受。这些很难接受的东西，就是推倒传统做法的结果，而不是在原来的口号、观念、政策上延续的结果。这就是战略规划的另一套功效，它对城市的未来不是被动式、连续性地进行推断，而是强调以开放、创新的理念去生成城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途径。

　　7、跳出由单一部门垄断性编制规划的限制。城市政府垄断性编制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这三级规划，这样一种编制方式，就使得城市规划在高层次上没有多方案的比较，没有思路和创新的竞争，也就容易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失去了准确的判断。科学的城市规划是建筑在对未来信息的准确把握、对城市发展可能走向路径的分析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仅由一个部门来编制规划，就不能跳出原有思路的框框。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由三个专业组来编制，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走向，分三种模式、三种可能路径进行利弊比较分析，最后选择某一利大于弊的方案。这样所编制的规划就比较合理，对城市未来发展的预测也会比较准确。为什么一些城市规划不能较好地把握未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规划编制时漏掉了许多信息。为什么会漏掉这些有用的信息?是因为没有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这正是因为总体规划是由政府规划部门垄断性编制所导致的恶果。而由“外部介入”来编制战略规划就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僵局。

　　三、城市规划要与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相适应

　　北京、天津、沈阳作为环渤海湾城市群的三大核心城市，其将来的走势决定了这个城市群能否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抗衡。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升级、产业集聚、人口转移之间的关系，充分认清城市化是结构升级、产业集聚和人口转移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但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注意产权结构、产业组织与城市空间结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往往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争论，到底是“浙南模式”好还是“苏南模式”好。10年前的争论结果是，“苏南模式”在“理论上”全面好于“浙南模式”。但过了5年之后，调子转了。为什么?以前认为“苏南模式”比“浙南模式”好，主要有三条：一是企业规模大;二是企业技术含量高;三是引进外资多。但是，过了5年以后，浙江与江苏经济的比较却出现了以下结果：第一，浙江的乡镇企业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效益都全面超过了江苏;第二，浙江的人均GDP超过江苏;第三，虽然江苏和浙江金融机构的储蓄总额均达到了l万亿元，但是浙江的人口总数只及江苏的一半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江苏人经过反思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产权结构要改;二是注意企业集群的发展。对产权结构的改革，江苏采取了“切三刀”的办法。第一刀，所有-的大企业都要逐步与外资嫁接合作或与优势企业合股，而且经营者要持一定股份;第二刀，中型企业由经营者买下;第三刀，小企业全部个体化。经过三年时间的转型，这几年江苏经济又上来了。但直到最近江苏才认识到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个法宝——产业集群。浙江省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较快速、平稳，两大奥秘就是产权结构的优化和产业集群的集聚，并逐步从浙江的南部向北部延伸扩展。浙江省现有各类产业集群600多个，其中最小集群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占我国同类产品的30%，最大的集群占到世界同类产品的70%。这600个产业集群的产值占了全省工业产值的75%，而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县城以下的集镇。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浙江省的技术资源在全国排行第15位，但是GDP在全国排第4位，以第15位的技术资源取得GDP第4位的经济实力地位，靠的就是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两大优势。

　　再看东北地区，沈阳市曾经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但正因为是重工业基地，所以转型就比较难，融入。到世界产业链就更难。这因为：

　　第一，城市之间产业结构雷同，没有很强的互补性。沈阳市包括周边大城市的产业门类非常齐全，从钢铁到化工，到纤维，再到汽车，几乎什么产品都能生产。一个城市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不专，也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城市核心竞争力。而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就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地区功能分工。像深圳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群，广州是与新型工业、IT产业相配套的中心城市、商业城市，东莞是台商密集区，佛山、顺德是中国最大的家电加工业基地，而珠海则突出了旅游业和软件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城市群，互补性强，因而具有强大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全国经常有“南货北上”的威胁。而环渤海地区的所有城市，都是同一个发展模式，产业门类都很全，都没有各自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不能形成互补。这就是环渤海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的最大差别。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缺少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之间自然形成的内在分工和有机联系。

　　第二，企业之间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沈阳市的工业企业规模都很大，但都是建筑在“大而全”的基础之上，许多零部件都是企业内部加工，这就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导致加工成本的提高。温州的打火机企业集群，年产值将近百亿元，产品种类繁多，高质低价，几乎冲垮了包括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在内的所有老牌打火机生产企业。为此，欧洲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起诉，提出中国产的打火机没有安全装置，容易危及儿童的安全。这一项规定将会。使得温州所有的打火机生产厂家濒临倒闭。但温州人一下子就想出了改造方案。他们将安全装置设计任务分散到几百家企业，让大家都来动脑筋，结果不到几天，许多设计方案就出来，就在打火机上装上一个安全装置。如果这样的事例发生在国有企业，其创新成本将很高，但是在一个企业集群里，可以将某项具体的创新产品分解成几十个部件，扩散到上百家企业去创新，最后进行集合，这样的创新成本就非常低。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沈阳还缺乏与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明确的政策和战略。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是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份资产的能量得到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最大可能地利用最适宜的先进技术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缺乏小企业发展生存的空间。推进产权结构的改革，必然涉及企业资产的重组优化，该扩散的生产环节就应扩散出去，进而在周边形成产业链，形成企业群体。这些企业群体的形成，就需要城市规划来加以引导。但在沈阳这样一个大工业基地城市里，就我们现有的城市规划、配套政策和人文环境而言，只适合大企业的生存，而不适应小企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沈阳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环节。

　　第四，现有城市规划建设模式的适应性差。只适应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的先确定企业规模，后批地建厂房的过程，而不适应民营企业规模从小到大、实力从弱到强、技术从低到高、

　　交易从近到远、产业结构从单体到群体这样一个过程。民营经济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是从小到大，而国有经济一定终身，民营经济的技术力量、技术结构是从低到高，而国有经济建厂之初是什么样的技术水平，以后就很容易“锁定”。而依据这一“锁定”习惯而派生的一系列规划建设的原则，显然是与民营经济诞生发展所需要的高度灵活、适应性相冲突的。

　　第五，缺乏科技人员个人创业、创新的空间。专业化交易扩散的范围从近到远，企业的分工与合作从个体到群体。这些都是沈阳工业企业所缺乏的。正因为如此，就需要在城市规划上为他们开创空间。西北地区的许多城市，人才密度非常高，在10平方公里之内聚集了许多大院大所，但是产值、效率却相当低。为什么?就是违背了一条原则——人的能量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地释放。’在这一地区，只准大企业、大院大所生存，却不许个人创业，以至于许多技术人员一旦萌发了好点子、好创意，首先是“孔雀东南飞”，到其它地方创业去了。这样怎么能留住这些人才呢?西部地区某城市最高年份曾经流走了20%的科技人才。这20%的人才，平均一个人的能量要比留在当地的能量至少大5倍。我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西部经济，当前最主要、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城市规划的办法为科技人才提供一个能够以任何形式进行个人创业的机会，把那些想要离开的人才全部留下来就地创业。如果做不到这一条，就甭谈任何发展。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