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研究时间： 2018-08-21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8年第3期 作者：谭 燕 芝 李 涛 责编：qgy ：晓 力
摘 要：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为中国脱贫事业提供了方向，却有越来越多的小额贷款机构反其道而行之。采用2005年至2015年29家NGO小额贷款机构的数据，应用DEA模型、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可以得出导致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有总资本、机构持续经营年限、客户规模以及地区的人均GDP，其影响程度依次递减，该结果对支农扶贫有重要作用。为了防止使命偏移程度持续升高，小额贷款机构的稳健发展要保持适度规模，扩大服务范围，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政府部门在给予这些机构政策补贴时也要加强监管，不定期的考核其绩效。
关键词：小额贷款；使命偏移；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3-0074-10
收稿日期：2018-02-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金融支持湖南省精准脱贫的科学体系创新研究”（17A217）；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精英俘获视阈下普惠金融机制完善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地调研”（CX2017B244）
作者简介：谭燕芝，女，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 411105）。
李涛，女，湘潭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湘潭 411105）。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尤努斯教授（Muhammad Yunus）提出小额贷款的融资模式，在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建立了小组联保制度。由于其贷款简单、关注贫困客户等服务特点，各国纷纷开始效仿并且成为了社会扶贫支农的有效手段。2005年是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中国开始尝试这种新兴的融资模式，为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三农”以及中小型企业，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至2016年连续13年强调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服务，积极推动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解决农村融资困难的局面。至此，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据官方统计（表1），至2016年，全国共有8673家小额贷款机构，是2010年的3.3倍。公司实收资本8233.9亿元，比2010年多出6452.97亿元，贷款余额9272.8亿元，而2010年的贷款余额仅1975.05亿元。以湖南地区为例，湖南小额贷款机构从2010年的30家上升到2016年的128家，贷款余额也从14.22亿元蹿升到104.1亿元。但是其支农扶贫的效果却不太理想，仍然存在大部分的农户无处可贷，而同时小额贷款机构的客户也没有覆盖贫困人群。
现代社会的小额贷款机构可以按照经营特点分为商业性和福利性两类。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机构以其可持续性为重点，而福利性的小额贷款机构更注重改善社会经济，为贫困人口创造福利。中国的福利性小额贷款机构主要分三类：一是非政府组织，它是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机构，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或者社会的基金。最早成立的机构有易县经济合作社、虞城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等。二是中和农信、宜信宜农贷等互联网P2P小额信贷机构。三是诸如农村信用社的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服务。本文所研究的是第一类小额贷款机构，即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性机构，也称为NGO小额贷款机构。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NGO小额贷款机构是小额贷款发展的源头，最具代表性；二是它的数据量相对更大且易于收集；三是其目标是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解决农户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国的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是服务于“三农”及小微企业，有着公益性与非逐利性的色彩，所以其特点是：大部分的用户起点低、相对灵活的利率定价机制、手续简便等。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病，例如收益低、用户无抵押品导致贷款回收难、信用违约的风险大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一些NGO小额贷款机构开始排斥农户与小微企业，将服务方向转向了大中型企业以及收入利润高的项目，逐渐出现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涉农的比例越来越低，偏离了NGO小额贷款机构设立的初衷，也违背了普惠金融提出的让大众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原则。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统计，中国NGO小额贷款机构贷款的利润总额约达111亿元，是什么导致了贷款额急剧上涨的情况下支农扶贫力度却停滞不前？机构的内在趋利性与其自身的社会目标如何相互协调？只有分析出发生使命偏移的原因，我们才能扭转偏移的局面，让小额贷款公司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普惠金融的建设。
二、文献综述
自小额贷款机构建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世界各国特别是贫困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认可小额贷款的融资模式。国内外对于小额贷款机构都有广泛的研究，但是对于小额贷款机构却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普遍认为，以低收入个人和小微企业为核心提供额度较小的金融服务机构就是小额贷款机构。国内外对于小额贷款机构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条主线。
第一个主线是以小额贷款机构是否发生使命偏移为主要研究核心。学者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小额贷款机构很好地实现了社会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其逐利性太强，第三种有观点处于中立状态。Marc J.Epstein et al.（2011）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多方面分析了机构与行业的趋势，认为小额贷款机构的商业化和逐利性导致了使命偏移的发生。王菲等（2016）通过农户的家庭情况，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小额贷款的因素，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及时满足农户的需求。郭正平等（2013）采用了中外488家机构的数据同样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逐渐出现“嫌贫爱富”的现象。另一些学者通过国内外的数据研究发现，小额贷款机构能很好地衡量双重目标，没有过度的逐利现象。胡宗义等（2016）利用中国的省级数据验证了小额贷款机构的减贫效应显著。ROY MERSLAND（2010）利用多国小额贷款机构1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小额贷款机构平均贷款额度并没有显著增加也没有更高的贷款额度和更富有客户的倾向。Frank（2016）考察了菲律宾211户小额贷款客户和非客户家庭中小额贷款的减贫效应，一并讨论其对于健康和教育的影响，发现小额贷款机构在减贫扶贫上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并且潜在地促进了客户收入的提高和储蓄的增长。也有学者对小额贷款机构保持中立态度，如Dean Karlan（2014）认为小额贷款机构的部分贷款条款和条件可以为客户提供福利，小额贷款机构对于扶贫项目确实有帮助，但是也存在着部分局限性和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产品设计以及贷款质量需要完善和提高等。
第二条主线是针对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利率。根据Aruna（2016）对于75家印度小额贷款机构的调查数据提出利率的提高减少了贷款。Carlos（2012）的研究结果与其一致，并认为通过某些技术可以降低利率来避免机构的使命偏移。（2）国外资产占GDP的比值。徐淑芳（2013）通过MIX数据库选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数据，认为小额贷款机构如果一味追求经营的可持续性，就会降低农户以及小微企业的金融覆盖深度，进而发生使命偏移。同时国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值对使命偏移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得小额贷款机构商业化越来越明显，也会发生更强的资本逐利性。（3）预期效用。中国“存量式”改革在农村的实行效果不够理想（周孟亮，2010），小额贷款机构越来越有偏离国家政策预期的倾向，预期效用的增加会导致使命偏移，所以应该降低预期效用，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磨合。（4）客户以及服务范围。李明贤等（2010）用小额贷款公司的总体目标无差异曲线来分析扶贫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情况，发现小额贷款机构如果一味追求机构扩张以及盈利情况，就会逐渐划分自己服务的重点，从而缩小服务范围，划分客户等级。Aruna（2016）的研究也发现女性客户的减少是小额贷款机构发生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之一。（5）工作人员。Xiangping Jia et al.（2016）从小额信贷公司的信贷员入手，研究信贷员对贷款质量以及规模的影响，认为信贷员的职业背景对防止使命偏移有重要的作用。（6）战略目标的改变。R.Mitch Casselman（2013）教授根据前人的理论依据设计了一个理论模型研究使命偏移程度，发现小额贷款机构战略目标的改变会导致其开发更多的资源，甚至加强与其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工作能力，这直接加强了使命偏移的程度。所以要关注社会底层的利益，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先要控制好小额贷款公司的战略规划。
第三条主线是针对使命偏移的主要解决办法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解决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路径。首先，从机构自身的内部改革迫在眉睫。Monzurul Hoque et al.（2011）分析出部分机构已经出现使命偏离的现象，提出小额贷款机构可以采用非商业融资替代商业化的方法。这种融资方式具有自主性、融资成本低等优点，能更好地让利农户以及小微企业。其次，小额贷款机构还应该注重外部改革。Saswat（2015）收集的印度小额信贷公司近十年的数据，从金融和社会维度出发，认为应该利用有效的工具来监控和完善小额贷款机构的性能，内外相互配合会很大程度上促进小额贷款机构的良性循环。在社会层面上也存在一定的改革路径。例如王修华等（2015）在Suman Ghosh研究上，在5个假设条件的建立下提出了使命偏移的数学研究模型。认为小额贷款机构的风险鉴别能力差会自然选择风险相对低的富裕人群发放贷款，降低自己的潜在损失。所以建议建立一套资源共享的信用体系，以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实现小额贷款机构与农户及小微企业的对接。
综上所述，对于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只有少量的对此问题的微观数据的定量研究。其次，只有较少的文献涉及中国NGO小额贷款机构并针对中国的目前现状进行分析。本文鉴于以上研究基础，提出并分析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中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经营数据以及农村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研究报告的数据，选取DEA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小额贷款公司使命偏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分位数回归，深入探讨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使命偏移因素，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为中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提出一些相关改善建议。
三、数据选择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小额信贷联盟以及农村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40家NGO小额贷款机构，从2005年至2015年长达11年的时间跨度，剔除一些异常数据和缺失数据，最后的数据涵盖了中国14个省（市区）的29家NGO小额贷款公司，收集到了318个样本的面板数据，所选择的机构都是至少成立12年的小额贷款机构。这些小额贷款机构一般都是面向农户和小微企业，所以一般人均的贷款规模不大。如果小额贷款机构发生了使命偏移，那么我们衡量的这个指标就会出现波动和异常，但是考虑到这个指标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产生偏差，为了保证准确性和稳定性，本文采用人均贷款规模与当年的人均GDP的比值（即MD）作为衡量指数。
在这些数据中，因为总资产呈现偏态分布，所以在模型中对这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个体间差异悬殊。使命偏移指数从最大值2.3111到最小值0.0006差距明显，说明不同的小额贷款机构所存在的使命偏移的程度不同。客户数量的跨度也非常明显，多的客户可以接近万人，少的客户只有21人。但是资产规模与贷款额度未成正比，贷款额度不够，覆盖面并不理想，间接表现出NGO小额贷款机构服务不到位。
在进行实证之前，本文根据理论支撑以及前人的研究，展开讨论影响小额贷款使命偏移的因素并提出假设。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影响因素的假设：即资产规模、工作人员数量、资产回报率、地区人均GDP、客户数量规模以及机构持续经营年限。
1. 资产规模
一般情况下机构的资产规模决定着业务范围。机构的资产规模越大，充裕的现金流以及可贷资金越能满足贷款需求，出现使命偏移的概率会降低。但是当规模到达一定的程度，小额贷款机构拥有的一套相对完善的操作流程，贷款的程序更简便以及贷款的时间缩短，贷款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这种贷款便利性会吸引急需资金的信用优良的大客户进行贷款的首要选择。很多客户甚至可能提出增加手续费来获取贷款，交易性贷款上的优势使目标集中于中大型客户。而农户和中小企业也会主动把资产规模小的NGO小额贷款机构作为贷款的首要选择，或者无处可贷。
假设1：资产规模大的NGO小额贷款机构更易发生使命偏移。
2. 资产回报率
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捐赠或者是政府支持资金，如果要持续经营，则要保持一定的收益来抵消基本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机构如果越关注富裕人群，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自然会有所减少，收益会相对增加。为了机构运营的持续性，金融机构主动的趋利性就会显现出来，否则一旦捐赠资金或者基金资助形式的资本金断裂，这些小额贷款机构就面临持续经营的难题。有些小额贷款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收益的增加而牺牲社会目标，在双重目标之间权衡关系，导致小额贷款主要流向了资金需求大且利润高的客户手中。所以资产回报率成为衡量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
假设2：资本收益率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呈正相关关系。
3. 客户规模
本文认为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目标是扩大扶贫力度，一般都是面向农户和小微企业，面向的客户群体庞大；另外最初的小额贷款机构定位的客户相对其他的金融机构较为低端，这些客户贷款的金额也是相对较小的，小额贷款机构不吸收存款的这种模式给定了一个确定的贷款资金池，如果面向的是农户和小微企业，那么客户的规模就会偏大，但是小额贷款机构目标出现偏移的话，客户规模就会相对的缩小。
假设3：客户规模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呈反向关系。
4. 机构持续经营年限
经营时间越久的NGO小额贷款机构为了长远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平稳的收益而非暂时性盈利。时间越久的NGO小额贷款机构，对客户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信用体系，能更好地分辨客户，客户整体也呈稳态发展，并制订了一套合理的资金贷款方案，在控制风险范围的同时达到了客户效用最大化和NGO小额贷款机构的收益最大化。
假设4：机构的持续经营年限与使命偏移程度呈负相关。
5. 地区的人均GDP
一个地区的人均GDP更客观地反映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就越乐观。例如2015年小额贷款的“领头羊”江苏省的贷款余额达到1060.75亿元，中部城地区湖北省的贷款余额达到了347.28亿元，而西藏自治区仅达到了6.38亿元。在这么大的贷款差距下，越是更多的贷款需求，在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NGO小额贷款机构就有可能会选择性地提供贷款，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收益。
假设5：地区的人均GDP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呈正相关。
6. 工作人员数量
追求收益的NGO小额贷款机构在选择客户上会有更高的目光，把贷款业务主要集中于中大型客户，而忽略了几乎无收益的小额贷款者。小额贷款机构的工作人员便是引起上述情况的主要源头。工作人员的社会关系、利益诱惑等都可能导致其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贷款，导致使命偏移的发生。另外，人员增加的同时也加大了小额贷款机构的隐形成本，间接地加重了机构的经营负担，导致使命偏移的发生。
假设6：工作人员越多，NGO小额贷款机构更易于发生使命偏移。
四、模型与实证
对于NGO小额贷款机构是否发生了使命偏移的现象，根据杨虎锋等（2011）的研究，我们采用DEA模型来衡量，主要是因为DEA模型没有公式限制，以综合指标来衡量效率，权重不随人为主观影响而改变。我们将搜集的数据用MAXDEA分为两步运行。第一步采用工作人员数以及总资产作为投入变量，贷款的余额作为产出变量来衡量持续性效率；第二步采用工作人员数以及总资产作为投入变量，贷款的客户数量作为产出变量，进而衡量覆盖效率，得到的结果可以分析出NGO小额贷款机构更注重的是财务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即能分析出是否发生了使命偏移现象。
根据表3 29家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实证结果，持续性效率最高的可达0.9099，而最低的只有0.4363，它们之间的差额显而易见。而覆盖效率差值更为明显，最高值0.9173和最低值0.1754，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的NGO小额贷款机构所获得的运营效率差距较大，大部分都存在更大的效率改进空间，此外，整体的覆盖效率都呈现偏低的状态，特别是有些机构存在只注重持续性效率的现象，为了盈利而忽略客户的覆盖率，这是一种严重的使命偏移的现象。为了更直观地看出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情况以及NGO小额贷款机构在盈利目标与社会目标面前不同的决策。我们给出了折线图1，可以看出，覆盖效率很大部分都处于持续性效率之下，有些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相互偏离，虽然存在部分覆盖效率大于持续性效率的情况，但是从表3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些机构的持续性效率均处于均值上方。结合表3和图1结果分析，我们认为，我们所收集的NGO小额贷款机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使命偏移情况。
图2显示的是不同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程度的时间趋势不同，有的很平稳，有的明显下降，有点波动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计出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前人的研究大部分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数学模型推导等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难免忽略了滞后项对当前研究的影响。本文选择了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据估计法，即我们常说的GMM。考虑到我们研究的使命偏移的程度也可能取决于个体的过去，所以我们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又因为差分GMM中无法估计出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变量，但是系统GMM在提高估计效率的同时，也克服了差分GMM本身的缺点。所以我们设定以下模型：
MDit=β0+β1MDi，t-1+βiXit+ui+εit（1）
在式（1）中，列出了使命偏移的可能影响因素，其中i代表了第i家NGO小额贷款机构，βi 是模型的估计参数，Xit包含了影响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各个影响因素，主要是资产规模、客户规模、机构持续经营年限、资产回报率、工作人员数量以及地区的人均GDP等。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ui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而εit为随个体与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
为了对比模型检验的结果，本文除了系统GMM，也做了一个普通OLS、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其结果用于对比系统GMM模型以检验稳健性，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模型的设定，本文选取了净利润以及地区分布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地区分布主要是根据NGO小额贷款机构所在的地区分为了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和东北7个区域，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资产回报率的变化，地区分布与内生变量相关，与其他变量无关。我们采用阿雷拉诺邦德检验来测量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一阶P值小于0.05而二阶P值大于0.05。因此，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一共使用了78个工具变量，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存在过度识别，本文使用了sargan检验，最后得到P值为0.2277，大于0.05，所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所以所有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
根据表4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显著影响着使命偏移程度，所以进一步证明采用的系统GMM更接近真实值。从实证结果中，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均GDP对于使命偏移的影响显著，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着该区域金融机构的发展，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越发达，资金的周转率越高，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借贷等情况发生。在众多的借贷需求中，NGO小额贷款机构越会产生信贷配给的情况，将资金转向少数高端客户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客户规模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呈负相关关系，客户的规模越大，说明小额贷款机构所服务的人越多，贷款资金的分配越广泛，也就越能达到尽可能多地给更多人提供贷款，实现扶助“三农”以及小微企业的社会目标，这与我们的假设3相符合。且越是致力于服务大中型客户越有发生使命偏移的可能，大客户需求量一般较大，且其谈判能力较强，小额贷款机构在控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麻烦，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贷款更多的资金给大客户，所以那些小额的贷款者几乎无法从小额贷款机构成功获得及时贷款，小额贷款机构在扶贫和支农的道路上越来越远。和假设4预计的一致，我们看到机构的持续经营年限与使命偏移在5%的显著性下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NGO小额贷款机构每增加1年的经营时间，使命偏移程度就会减少大约2%的概率。NGO小额贷款机构经营时间越长，越能避免社会目标的偏移。因为机构长时间经营中积累比较多的经验，时间越久越能摸索出长久经营之道，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并且不断改善人员、服务、设备甚至是技术，不断优化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经营。而总资产的规模与使命偏移是呈正向影响，资产规模每增加1%，NGO小额贷款机构发生使命偏移程度也增加了0.13%，与我们上文的假设1相同。这证实了NGO小额贷款机构随着总资产的增加也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客户，从而发生使命偏移，即资产规模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就会更倾向于目标的偏移。资产规模越大，接触的客户越多，就会越倾向于大客户，就会利用大客户的优势来发展业务，逐渐偏离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初衷。
工作人员数量与小额贷款机构是正向影响，但是结果不显著。究其原因，本文发现，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第一主导是贷款需求客户，例如联保贷款或者社区发展基金，第二主导才是小额贷款机构，在这种贷款机制中，工作人员只提供服务和引导，并不能主导贷款。另外，NGO小额贷款机构是带有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所以工作人员除去机构的所属工作人员，还包括一些志愿者及部分实习生，在不同经营时期工作人员变动也会不同，所以数据统计上存在着一些偏差，人员变动也是常事，所以人员变动造成的机构经营混乱可能导致最后结果的不显著。在表4中，资产回报率虽然对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有正向的影响，但是结果也不显著。综合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小额贷款行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客户群体整体风险水平较高，所以大额贷款的风险更高，一旦违约，给小额贷款公司带来的影响将会更大，相应地也需要较高的风险补偿，同时由于NGO小额贷款机构会受监管机构的监督调查，经营管理水平一直保持进步，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资产流动性，这些小额贷款机构更要以控制信贷风险为主。所以NGO小额贷款机构在贷款时会选择其资产水平能承受的借贷范围，不会因为追求利润而承担巨大的风险。
分析了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继续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考察这些因素对NGO小额贷款机构发生使命偏移的影响程度。以下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就是可以观察到不同分位点上不同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历史上很多文章都有用分位数回归法来分析主要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例如王韬等（2015）就利用了分位数回归法测量了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家庭的消费差异和影响因素。本文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变量在不同的分位点产生的效果。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人均GDP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先降低后上升的不规则“U”型分布趋势。相对于左端点，在右端点附近，人均GDP对使命偏移的影响极大。而在NGO小额机构的使命偏移刚刚发展的趋势下，人均GDP几乎不再有影响，由此可以分析出，在起初人均GDP并没有大程度影响使命偏移，但是当NGO小额贷款机构发生了较大的使命偏移时，人均GDP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可以解释为外部条件相同的话，相对于贫穷地区，经济高速发达的地区更易发生使命偏移。根据表5以及图3所示，我们发现使命偏移在第90个分位点之前，客户数量的回归系数几乎处于稳定，而后急剧下降，且系数都呈显著状态，说明客户数量一直都是影响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腾飞，要想让机构实现社会目标，客户数量是一个关键的控制量。最后客户数量急剧下降，说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情况越是严重，客户的数量越是急剧的减少。机构的持续经营年限在达到一定的时间值后，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程度就会大大减小，能更规范、更严格地执行贷款业务，服务于“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资产水平的回归系数在第90个分为点开始急剧上升，和客户数量回归系数的变化刚好相反，侧面反映了资产少客户多的机构比资产多客户少的机构使命偏移的程度低，使命偏移的情况就越不容易发生。而工作人员数量的回归系数在整个分位数阶段变化不大，几乎很平稳，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工作人员数量对于我们研究的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几乎没有影响。资产收益率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在一定范围值上下波动，相对来说波动范围不大，意味着资产回报率对于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影响不太显著，这个结论与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一致。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1. 保持适度规模，扩大服务范围
NGO小额贷款机构要将自身的资产控制在一个相对的范围内，首先，有关部门需要给出一个规范并且明确的界定，即严格监控此指标。这个范围既能保证贷款以及其他业务的开展，又不会导致追逐高收益、高回报率的使命偏移行为。其次，NGO小额贷款机构的设立也要保持在一定的数量、扩大客户范围，既能增加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又能使得客户获得更多的优势。在借贷需求下，客户愿意选择NGO小额贷款机构而不是迫不得已选择民间高利贷等方式。“三农”和小微企业面临更少的信贷配给，能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和更多的贷款机会。
2.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前沿技术
农户和小微机构在选择小额贷款渠道时常常会忽略NGO小额贷款机构，所以一方面要改善农户和小微企业对机构的认知，农户以及小微企业要了解NGO小额贷款机构的性质、成立的目的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NGO小额贷款机构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机构的业务宣传力度，极力保证双方的信息透明化。机构也要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信用体系，对农户以及小微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将贷款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应该建立贷款客户的数据库，明确自身贷款的目标，保证一定的信息充分性。在一定的基础上提升自我的管理水平，包括业务范围、客户范围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等，使得机构业务良好的发展，也要注重创新技术的支持，发展先进的技术，促进技术更新与进步。
3. 增加NGO小额贷款机构社会绩效的考核，加强监管
相关部门应该注重加强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绩效考核，制定一些具体的考核标准与规范，在此基础上督促NGO小额贷款机构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目标。且这种绩效的考核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进，更贴合当前的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也更利于农户和小微企业的的利益。同时根据评级的不同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例如减税等。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加以监管，坚决抵制因为高额利益而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法律给予NGO小额贷款机构相关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金融机构缺失或者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建立分支，更好地融入，并且扶助农户和小微企业，同时也为中国的便农惠农以及减贫事业做贡献。
4. 相关部门能给予机构一些政策补贴
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有效治理措施是减少机构的成本及相关的费用，所以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补贴极为重要。但在众多的NGO小额贷款机构中，不同的机构有着不同的客户群和服务范围，所以国家相关部门的补贴需要根据不同的机构发展程度来定义。特别是对于不同的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绩效来给予不同的政策补贴额度，这样既能帮助NGO小额贷款机构发挥自己的社会目标，又能促进政府补贴资金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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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ission Shift of NGO Microcredit Institutions in China
Tan Yanzhi Li Tao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has provided the direction for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