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8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时间： 2019-02-03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崔 志 新　责编：qgy 柳 阳

摘 要：在2018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区域发展质量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合作、长江经济带建设与绿色发展、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与都市圈建设、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反映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强大理论参考。

关键词：区域发展质量；区域发展战略；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5-0123-06 收稿日期：2018-08-07

作者简介：崔志新，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研究人员（北京 100044）。

 

2018年5月26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2018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年会共收到论文130余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各地研究院所和高校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包括主旨报告、高峰论坛和专题论坛三大板块。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郝寿义教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安徽省政协常委韦伟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副主任高国力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任重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研究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南昌职业学院院长周金堂教授先后做主旨报告发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邓宏兵教授、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毛艳华教授、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艳教授、郑州大学商学院张合林教授先后在高峰论坛上发言。50多名专家学者在专题论坛上分享讨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次大会是在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召开的，以深入领会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论述为聚焦点，聚集全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学者为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系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纷纷分享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研讨，现将大会主要内容作如下综述。

一、区域发展质量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作了题为《以创新思维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不惑之年”，改革的道路、思维和路径逐渐清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在经济学科所有学科里面，区域经济学要首当其冲地面对进入新时代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有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而且要化理念、思路、方法为行动，以创新的思维来推进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学也正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财富价值和人类的本真价值之间的冲突。在解决产业、环境、土地、动能转换和民生问题上，我们要有更具方向和自觉性的动能，这个动能就是要以创新的思维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中国有巨大的区域格局上的优势和丰富的区域文化，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各个地区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来创造出高质量的发展业绩。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研究员作了题为《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的主旨报告。他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区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以内陆地区为重点的均衡发展；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末，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后到现在，以缩小东中西差距为重点的协调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中的“区域协调”跟以往的“区域协调”又有所不同，新时代的“区域协调”是有竞争力的“区域协调”。他还强调，中国的区域协调，其中的“协调”两字与西方国家讲的“均衡”在内涵上差别巨大，中国的“协调发展”有四层含义：一是缩小地区差距，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均等，这个方面与西方国家所讲的均衡发展有交集；二是不仅仅要缩小差距，地区之间还要有合理的分工；三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自由有序的流动；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重点要在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上去做文章，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构建多层有力、分类指导的发展援助的政策体系；其次要构建合理的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再次要建立规范、权威的区域协调保障机制。

安徽省政协常委韦伟教授在题为《中国区域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中指出，中国区域问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重要和更加复杂，东中西各省（市、区）其经济差异就好比在一个国内同时并存着发达、发展中、欠发达各种状态，区域情况之复杂、地区自然禀赋差别之明显，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他认为，区域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近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平均9.5%左右的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经济功不可没。从高速增长的“区域竞争”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合作”迈进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益共享是区域合作的起点和动力目标，区域合作带来的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市场共享的好处与利益，是快速提升地方经济能量的途径。利益补偿是实现利益共享的路径和前提，可以有效地化解区域合作与利益调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阻力，并增强各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发展后劲。他指出，中国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着力于区域大交通、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的编制。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作了题为《认识数字经济本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峰论坛发言。他强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发展壮大作用、统计监测作用、分析综合作用、发现问题作用、提供解决方案。他认为，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打造制造业云共享平台；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研究；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推进大数据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支撑的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培养和引进造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人才队伍。

二、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合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纳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中。区域协调发展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

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郝寿义教授阐述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载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转变观念，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下的区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质量问题，从数量型发展到质量型发展，各地要对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找准位置。他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重视生产质量的提升，更要重视改善需求结构，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提升区域经济质量。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强调，中部地区应积极探索“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东中一体”协调发展作为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使之上升到国家区域战略层面。支持安徽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建设“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先行区，支持淮河生态经济带与路桥通道东段沿线地区建设“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后续区，走出中部崛起的新路、快路。其中，“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先行区是指安徽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的沿江地区），协调发展路径为培育和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三大城市组团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后续区是指淮河生态经济带与路桥通道东段沿线地区，协调发展路径为走“换道超车”的路子，突出绿色发展，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质量补总量短板，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现代高效农业先行带、内河及高铁沿线地区共享发展样板带、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试验带。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任重教授指出，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地区经济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需要改造和重构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改造与重构应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第二，政府牵头与企业参与相结合；第三，表层合作与深层合作相结合；第四，权利与责任相结合。

三、长江经济带建设与绿色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26日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邓宏兵教授指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路径应从经济产业、生态安全、政策法律等方面全方位考虑。由于涉及不同行政区，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组成的机构进行积极协调，谋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市场、文化旅游、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合作，取得战略主动。探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力度，改善沿江地区生态环境，促进长江经济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南昌职业学院院长周金堂教授作了题为《新时代江西区域经济发展要立足于生态与绿色优势》的主旨报告。他强调，江西要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江西的便捷交通、自然资源、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实现长江流域江西区域经济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促进江西区域的效率与效益最大化和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一体化，形成长江流域经济带整体合力的有机融合并实现可持续的生态绿色发展。生态与绿色发展与建设是一种新型经济和长期目标，新时代，江西区域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生态与绿色的优势，走“生态与绿色发展的路径”，树立生态与绿色文明理念与思维，并努力使之成为社会、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可持续的美好事业。

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艳教授作了题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机制探讨》的高峰论坛发言。她表示，建立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协调发展新机制，既是制度创新也是理论创新，基于长江沿岸区域发展多层次、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产业同构化和流域治理多元化等现实问题，根据新时代重塑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格局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要求，要从流域综合治理、多层次城市群联动、空间协同开发、产业分工合作以及地方区际利益关系协调和制度演化视角对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形成机理、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过程中城市群联动新机制、产业协同新机制、流域共建治理新机制、政府与市场互动新机制等。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张治栋教授等利用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绿色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显著提升本地绿色效率水平，在沿江城市中还将通过空间溢出对周边城市产生一定的正向示范效应，但在非沿江城市中却具有负外部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本地绿色效率有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沿江城市中更为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绿色效率之间呈现了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目前上游与中游地区多数城市仍处于U形曲线的左边；同时，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在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对周边地区绿色发展均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高度化升级对周边城市绿色效率的负外部性更为显著。

四、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的表述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通过全面开放格局促进内陆地区的发展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通过把内陆地区的内需激发出来，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能量。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教授强调，河南这几年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果都离不了“开放”。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存在差异，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所在。内陆地区巨大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产业体系、较低的商务成本、良好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都在对外开放的竞争中成为突出的优势。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先进交通技术及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都使内陆地区打破了空间障碍，直接对接了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抓住这些有利的机遇和条件，内陆地区就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迎风而上。他还强调，实现对外开放要注重基础性平台等“硬”件的建设，以降低开放成本、提升开放效率，针对中西部地区开放设施和环境普遍相对薄弱的现状，当前应着力搭建好综合交通枢纽、进出口口岸、产业园区、互联网平台等四个平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研究员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继续深化研究。对全球化层面的研究，需要高度关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两种趋势，正视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积极稳妥应对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贸易纠纷，以更加长远的历史观，科学适度韬光养晦，管控分歧，避免中美之间过度竞争，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需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在安全评估比较可靠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扩大中国传统优势产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服务的范围，以经济为纽带缔结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友谊，开创中国深度开放发展的新局面，务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一省对一国”深度合作的研究，需要根据各地优势与合作需求，系统地开展研究。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毛艳华教授指出，在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要有更高的战略定位，要成为高水平开放的引领者、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和合作机制创新示范区，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致力于使之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一国两制”实践示范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应从凝聚区域合作共识、创新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培育利益共享产业价值链、共建湾区优质生活圈和完善湾区发展规划协调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形成湾区协同发展的格局，加快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广东海洋大学朱坚真教授等结合北部湾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探讨了北部湾海洋产业及湾区布局的原则、目标、内容等，把北部湾区域初步划分为陆域腹地带、陆域支撑带、核心带、海域支撑带和战略带五大部分，以此构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北部湾湾区点、线、面结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及海陆统筹新格局。

五、城市发展与都市圈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城市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从探寻城市发展规律入手，寻求治理城市病和推动大城市、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都市圈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避免出现城市病的一种重要空间战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副主任高国力研究员从国内外典型城市更新实践分析中发现，城市更新需要注重规划政策和法律引领，保持城市更新的整体性；遵循有机更新原则，注重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多元化、改造方式多样化的资金渠道；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人居环境和公众参与度；设立城市更新局，发挥在城市更新中的统筹作用；加强城市功能混合利用，实现效益最大化。他强调：城市更新需要明确城市更新的目标和职责，明确更新工作需要的权利赋予，完善城市更新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研究室叶振宇副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现实难题与改革方向。他认为，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是提高治理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面临“四个不适应”的现实难题，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既要便于行政管理，又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着眼于解决长期性、体制性、功能性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研究员在题为《以现代都市圈引领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城镇人口规模大、增长快，快速城镇化进程用时短，同时，中国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如许多大城市患有城市病，同时，中小城市、小城镇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一些城市由于过度建设出现“鬼城”，尚未形成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协同发展的格局，整体来看，城镇化的质量有待提升。中国现阶段解决城市病，特别是防范未来城市病，都必须把都市圈提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都市圈建设是治理城市病不可逾越的阶段。推动现代都市圈建设要抓住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创新理念，建设分散化、组团式、多中心的都市圈结构，从根本上规避城市病产生的困扰；二是将轨道交通建设放到突出位置；三是建立适宜都市圈空间战略落地的体制机制。

六、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指出，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但农民增收并非主要来源于农业农村，而是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长。农民增收的最根本源泉应该是来自农业和农村，而不是农业农村之外的城市产业支撑，这种建立在农业农村之外，或者依靠城市产业支撑的城市导向型农民增收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导致农业衰落、农村凋敝的农民增收模式。他强调，依靠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模式由城市导向型向农业农村导向型转变，未来农民的增收要在进一步减少农民数量的基础上，通过农村产业振兴和资源激活更多地依靠农业和农村，逐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农业农村导向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郑州大学商学院张合林教授采用2003—2015年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探求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市场制度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与土地市场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市场化水平提高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较强的正的促进作用，城乡一体化发展对土地市场化存在较大的带动作用；当滞后期数为2期时，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差距程度的各子指标互为因果，即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城乡收入比、恩格尔系数比、就业人员比、消费支出比、卫生技术人员比等。因此，对土地市场制度尤其是征地市场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会促进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的形成，进而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

中共泰安市委党校何传新教授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探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他认为，泰安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应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全面提升城镇聚集效应；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全力推进城乡统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统筹兼顾，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加大工作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力解群众实际困难。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view of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2018

Cui Zhixin

Abstract: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bou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2018, the experts conducted in-depth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arou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green development,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metropolitan area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o on, which can reflect the latest progress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eg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Qua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odern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