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国国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空升起，时隔百年之后，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就在全世界都聚焦这一历史盛况时，一位资本大鳄同样也将目光投向了这里。在他精心设计的作战地图上，香港被选作了收官之地。这个人就是索罗斯，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一场预谋已久的风暴首先袭击了泰国。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放弃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消息一出，泰铢对美元汇率当日狂泄20%。持续了4个月的泰铢保卫战宣告失败。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把泰国经济一下子砸到了谷底，也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掀起了滔天巨浪。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在4次加息无效的情况下，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大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大幅贬值。紧接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的努力。一夜之间，马来西亚排名前12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130亿美元。8月14日，印尼中央银行宣布取消卢比（印尼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卢比汇率就如同开闸之水，狂泄到历史最低点。

       彼时的香港还未曾意识到危机的逼近。作为全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和亚洲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当时的香港各大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共有近万亿美元的境外资产，占全球的8%。香港股市“晴雨表”的恒生指数正在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8月14日，恒生指数一路冲高到16497点。

       当时的鄂志寰任职于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要负责港澳台地区的金融研究。在她的回忆中，即使在东南亚危机肆虐的时候，大家仍然没有意识到香港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就在危机爆发的当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派出了一个5人的官方考察团。团长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团员包括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党委副书记牛仁亮以及鄂志寰。考察团主要到访了当时遭受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鄂志寰表示，当时的到访地区并没有选择香港，谁也没有预计到香港的形势会变得如此严重。

       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了香港金融市场，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9%，累计跌幅近1200点；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跌幅超过10％。

       面对国际炒家的来势汹汹，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最初选择了用“拉高利率，抽高息口”来应对。一边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同时抽紧银根，收紧向香港各银行发放的贷款，拉高拆借成本。这一招在被金管局拿来对付国际炒家时曾经屡屡奏效。任志刚也因此得了个称谓：“任一招”。

       为了避免港元受到狙击，抬高投机成本，香港金管局宣布，将不再采用6.25%的官方贴现率向那些借款过多的银行提供资金，而是要根据情况以惩罚性的利率来调整资金。这一决定导致银行同业市场利率骤升，一度飙升至300％。?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会见媒体时表示，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并强调港元目前已是处于历史最强水平。

       “任一招”这次并没有成功抵挡住索罗斯做空港币的攻势。11月以后，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1998年8月，一度创下了6660点的低点；香港房地产价格暴跌了将近50%。香港面临开埠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也迎来了香港金融发展史上的危机时刻。

       在索罗斯大举进攻香港金融市场的时候，鄂志寰也在密切关注香港金融市场的变化。最紧张的时刻几乎是一天出一份跟踪报告。她表示，索罗斯操作汇率的手法非常复杂，表面上在攻击汇市，事实上要从股市赚钱。一方面囤积港币，推高港股，做空恒指期货，接着疯狂抛售港元，迫使香港提高利率来维持联系汇率，最后静待恒指暴跌，以赚取暴利。

       面对国际炒家的层层攻势，香港政府在关键时刻决定出手救市。1998年8月14日，曾荫权、任志刚、许仕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政府同时进入股市和期市的消息。在股票、期指渠道上全面迎击炒家，尤其是要托住股市，绝不能让炒家在看跌的期指上捞钱。

       关键时刻，中资及本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与对手展开了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投机炒家要打压指数，港府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者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如数套现。包括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行同时入市，与香港政府一起大量买入国际炒家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目标是不惜成本将期指抬高过炒家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24日收市时，期指推高到了7820点。

       1998年8月28日，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向上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10多亿美元的血本，反之港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等于扔进了大海。上午10点交易开始后，成交额开始大幅上升，无论有多少抛售，香港政府都照单全收。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三个数字上，创下了香港市场单日最高交易纪录。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对于香港金融市场的阻击者和保卫者来说，这绝对是个惊心动魄的8月。对于香港政府而言，放弃“零干预政策”，动用外汇储备干预股市与期市的做法在当时经受了很大压力。鄂志寰分析说，对于香港政府来说，在特定的时期选择正面迎敌，是一个突破常规的举动，也正是因为索罗斯没有预想到香港会出此奇招，才铩羽而归。

       从尊重自由市场规律，到放弃零干预入市，对于当时的香港政府来说，作出这一步是否正确有太多未知。香港电台在之后的一期节目中披露了曾荫权写给弟弟的一封家书，更多的细节才首次被外界得知。

       信中写道：“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系汇率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更只会遥遥无期……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作了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会加倍努力，好向香港人交代……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