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严启发 作者：admin 责编：
在西方，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已经有较为明确的结论。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利用简化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Ｕ型的关系，即在低收入水平上，污染水平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时，达到一个拐点；此后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环境污染则趋于减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后来，Ｓｈａｆｉｋ（１９９４）、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１９９５）、Ｘｅｐａｐａｄｅａｓ和Ａｍｒｉ?１９９５ 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证明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Ｕ型的关系。
“西方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当前的价值观”
应该说，西方此前关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倒Ｕ型关系”的认识是客观的，其结论说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经济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财富增加和人均收入增长，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这就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首要政策目标。
但是，近年来，西方关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立场逐渐偏离了客观轨道。当前西方考虑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出发点，不是要约束自身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是检讨西方在过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给全球环境和气候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是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
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产生大量碳排放，成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根源。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有关“研究结论”，说气候变暖将导致冬季积雪和降水减少、夏季洪水暴发、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量城市被淹等一系列可怕景象。因此，应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碳排放，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并通过国际机制约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当前西方国家提出环境和气候问题的主要动机。很明显，西方的这一动机严重背离了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出发点，也直接违背了关于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依赖于首先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结论。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如全球气候专家帕乔里就警告说：今天西方世界的消费欲望已经超过限制，要避免世界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西方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当前的价值观，引入“可持续消费”价值观体系。
近三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蓬勃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的优越感日益丧失，失落感日益增强，痛苦的心理调适过程远未结束。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造种种障碍，如民主、人权、透明度、知识产权、贸易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都成为其采用的手段。
最近，环境和气候问题则成为日益重要的另一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段往往引入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具有很大的蛊惑性。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鼓吹说：“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发展中国家不限制碳排放，就是不道德的。但是不管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其基本目的和内容却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清醒认识四大问题
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气候问题上还缺乏共同的声音。作为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应该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基本观点和共识，在这一问题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但之前，必须要对如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发展还是减排？应该把什么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所有发展中国家对此都应有明确回答。发展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排放权，不能因为减排，便限制和妨碍发展。关于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也表明，只有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西方的价值观念认为，人生而平等。那么，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就有权得到与北美人、欧洲人同样的教育程度和生活质量。因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还未达到拐点前，通过减排或限排措施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是真正不道德的，而不论他打着什么旗号。
第二，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环境破坏和地球变暖的结论，缺乏有力的科学证据。目前，关于地球变暖的原因，理论界并未得出十分肯定和确凿的结论，多数结论仅停留在假设阶段。西方有关研究机构绘制出１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气温走势，提出近年来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未来将进一步升高的趋势判断。这一趋势判断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类观测记录地球气温仅仅是最近２００年的事情，而地球的年龄长已达１０亿年，人类对２００年前漫长年代的地球气温变化一无所知，对未来地球气温走势也仅是主观臆测。
可以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地球气温升高，是西方利益集团提供有偏向的研究基金，得出的预设性结论，是“先有结论、后有研究”。少数人通过这些所谓的“研究”，获得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机会，甚至有人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有学者研究提出，造成近年来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辐射的周期性变化，而不是地球本身的原因；地球上对气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水分，而不是二氧化碳，但这些结论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第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是西方国家２００年以来持续高排放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真的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推手，应承担主要责任。目前，西方国家仍然在继续大量排放，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在布什时期坚持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到奥巴马时期才开始考虑减排，美国参议院只承诺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少１７％，只相当于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４％，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付出额外和巨大的经济成本，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
第四，应该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讨论基础。地球上每人都有排放权，各国人均排放权应该相等或相当。从１８５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均累计排放仅为７０吨，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历史排放也较少，而美国却是１１００吨。因此，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应当获得相应的补偿，或者获得更多的排放权利。
中国贡献已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应当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做出自身的贡献。这一点已经反映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在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原则立场上，已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和肯定，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的减排措施应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不给经济活动增加额外成本。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人民温饱的基础还不巩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国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碳排放面临巨大困难。因此，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应充分考虑这一发展现状，采用适宜措施，循序渐进，不能因为减排而增加企业成本，妨碍经济发展。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排的动力来自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来自外部压力。中国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各种外部压力，但中国一直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的政治优势。
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在历史与现实、责任和义务、需要和可能之间，中国应做平衡的参与者，只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义务，防止参与不足，恶化我国发展环境；或承诺过度，增加我国发展成本。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