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以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周子勋 作者：admin 责编：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一轮改革周期，而2013年注定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破冰前行的关键一年。在总体改革方面，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起改革的协调机制，依靠不存在部门利益的机构推动改革。
两会热点系列谈之三
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后，进一步以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热议的焦点。
改革话题引起关注主要是中央近期密集释放出明显的改革信号。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阐述的内容之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此前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作出动员。
由上观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一轮改革周期，而2013年注定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破冰前行的关键一年。围绕这一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中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传统的发展方式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内部成本上升、经济结构扭曲、环境污染严重、通胀压力增大、地方政府债务等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有可能面临“下台阶”的风险，甚至有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连续保持年均超过9％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经济排行榜上由第10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但时至今日传统的发展方式遭遇瓶颈。要延续“中国奇迹”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在您看来，为什么说中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呢？
魏加宁：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进行观察：
第一，从经济角度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传统的发展方式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内部成本上升、经济结构扭曲、环境污染严重、通胀压力增大、地方政府债务等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有可能面临 “下台阶”的风险，甚至有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长期以来在高速增长下隐藏和积累起来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就会相继显露出来，爆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会迅速增大。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看，由于改革严重滞后、收入分配不当、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积月累，依靠花钱买民生、花钱买人心、花钱买稳定的 “只花钱不改革”的维稳模式将随着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难以为继，将随着人们预期的迅速膨胀而陷入困境，如果不加快推进改革，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增大。
第三，从政治角度来看，传统的选人用人机制随着不断的换届换代而权威递减，传统的执政方式随着交通、通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传统的执政理念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而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点，这就是不进则退，不改革就倒退。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推进改革改革和革命在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改变已有的经济社会体制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是一场革命。您认为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呢？
魏加宁：我认为，改革和革命在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改变已有的经济社会体制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有人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是实际上，改革与革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谓“改革”，管理学上讲，通常是“一把手工程”，是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有目标的，在体制内逐步推进的体制变革。而所谓“革命”，则通常是来自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无序的，方向不确定的突发行为。改革通常是非暴力的，而革命则往往伴随着暴力。对统治者而言，改革有可能导致你利益受损、权利受到约束；而革命一旦爆发，你就不仅仅会失去利益和丢掉权利，而且还有可能掉脑袋。最重要的是，革命一旦爆发，则往往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人们最初的预想目标，甚至有可能是事与愿违。
因此，改革就像是受控的“核裂变”，就像是“核电站”，能够把能量不断地得到有序释放，变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长久不衰的动力；而革命就像是失控的“核爆炸”，一旦引爆就会玉石俱焚，所有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全部家当和平静生活，都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荡然无存。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加快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来防止突变的发生。尽快建立起改革的协调机制每个领域、每个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突破口。我认为，在选取突破口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不改就会爆发危机，如果改了就有可能带来红利。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魏加宁：关于改革的突破口，其实，每个领域、每个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突破口。我认为，在选取突破口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不改就会爆发危机，如果改了就有可能带来红利。也就是厉以宁所讲的，危机导向还是利益导向的问题。
首先，在总体改革方面，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起改革的协调机制，依靠不存在部门利益的机构推动改革。
其次，关于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当务之急是要加强统计部门、中央银行以及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仅就统计部门而言，如今，统计数据失真，政府威信受损。新一届政府要想树立权威，就必须从讲真话做起。其实，我国的统计制度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朝时期，就曾经把全国划分为13个调查区，每个区包括9个以内的行政单位，当时叫“郡”，每个调查区派一个刺史。在统计技术那么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的先人都能够把统计制度设计的这么科学，令今人深思。增强统计机构的独立性，才能够提高政府的威信，提高宏观调控的准确性。
再次，关于金融改革。为了确保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推进，为了更好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为了加速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了更好地完善金融安全网、防御金融危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国家级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但是早在联邦存款保险机构（FDIC）建立以前，美国曾经在州一级进行过两次尝试，而最初纽约州在进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尝试时，提出这一建议的竟然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广东商人！再往前追溯，你可以看到我们古老的钱庄就建有“五户联保”制度。
如今，世界上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它的发明者——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这一科学有效的基本金融制度。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惭愧。
第四，关于财政改革。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在法律上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城市化进程、乃至保障房建设就缺少必要的、规范的融资渠道，那么，地方政府就势必会不断地通过所谓“创新”来想方设法私拆乱借，“土地财政”就得不到彻底根治，就会不断形成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长此以往，中国迟早是要爆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提供给地方政府一个规范的、透明的融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财税体制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就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借助广大投资者的力量，帮助地方政府筛选建设项目，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同时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编制资产负债表，增强财政透明度，规范融资行为和限制投资方向。
第五，关于国企改革。我的基本思想就是将“国有企业”实现分级所有，地方国企就是地方所有，不能都叫做国家所有。这样，一则有助于各级政府编制自己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二则可以将庞大的国企问题化整为零，减少改革阻力；三则可以让各地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地方公营企业”的定位、规模和管理模式，通过地区间竞争来推进国企改革。那么，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应当尽快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革和调整，否则的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就有可能带来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以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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