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将拉动50万亿元总需求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杨燕青 柏亮 聂伟柱　作者：admin　责编：

 　　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如果说城市化将有力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各方共识的话，那么，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和达致手段恐怕是当下最为众说纷纭的话题。在“伪城市化”、“半城市化”这样或激烈或温和的批评，和“新型城市化”憧憬的交织之中，中国城市化的估算规模和激励机制其实并不明晰。

　　好在对决策深有影响力的智库和学者在此并未缺席，围绕城市化和收入分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不久前接受了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专访。他估算，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会拉动50万亿元规模的投资需求，而这些资金的筹集可以通过土地增值、发行国债和税收安排来实现。他提出，中央政府可以人口密度为调控点，通过土地指标和转移支付来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机制。

　　针对收入分配这个公众关注焦点，除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框架外，卢迈引入了一个分析的新概念：预分配，即早期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他呼吁，这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程中更需被关注的领域。

　　制度激励推进城市化

　　第一财经日报：十八大提出中国在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样一个目标，学界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7%左右的增长切实可行；有人更乐观，认为完全可以达到8%；也有学者认为中期潜在经济增速会下台阶，7%会比较艰巨。你的看法如何？

　　卢迈：这只是目标之一，经济增长达到7%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未来的这八年中，最关键的还是结构的调整，是体制的改革，没有质的改变，没有增长质量的改变和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更广泛的分享，总数的翻一番或所谓人均收入的翻一番都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关于两个翻一番的指标还要结合其他部分一起来阅读才行。

　　日报：未来八到十年最重要的改革有哪些？

　　卢迈：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同时建立起更好的一种社会管理的制度，这可能是非常重大的考验。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可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们很多资源会耗费在不应消耗的地方。

　　日报：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大多数人认为城市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年的主题是城市化，今年的主题是关于人口政策的。关于城市化，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就是这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我们曾做过推算，让农民享有市民化待遇，一个农民在城市里要安顿下来，大概最少需要12万元钱。目前已经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里面，还有一亿多到两亿要转移进来，这意味着，总额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要有更好的制度安排。

　　日报：中央政府在整个制度安排里，是否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卢迈：中央政府现在手里有两个东西，一是土地指标，另外一个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用这两条来激励地方政府：多吸收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落户，就可以此依据要到土地指标，要到国家一次性拨付的一笔钱，用于在学校建设或是医院建设方面的支出。我想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可能的。

　　日报：从土地的角度看，18亿亩红线是不是会突破？

　　卢迈：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按照每平方公里一万人这样的城市密度来安排的话，安排4亿人大概就是4万平方公里。据发改委的研究，我们国家可用于城市化的土地面积有8万平方公里，当然有很多沙漠、山地等，但有4万平方公里用来安置城市化的这些人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把很多土地浪费在了建立工业园区上；在农村，农民也在占用土地建住宅，农村所建房子的面积远远超过城市里的，这不是保障土地的办法。中央政府需要控制的东西其实不多，需要严格把握的，就是人口密度。

　　日报：刚才我们讲到农民工进城会带动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需求，但这么大一笔钱从哪儿来？

　　卢迈：50万亿元肯定不是财政部一下能够拿得出的，应该有这样几个来源：

　　第一是土地的增值收入，这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土地财政，土地增值收入的一部分应用于公共利益。我修了地铁，修了铁路，土地价格一下涨了许多倍，难道都应该给个人吗？显然不行。无论用税收的方法，还是用现在政府垄断二级市场的方法，有相当一部分要归社会，这一条需要明确。

　　第二，短期内的支出可以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是收费，像卫生、水这样的公共设施，现在的投入可以通过将来的收费来部分地补偿，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他还可以考虑税收，例如国外的财产税、房屋纳税，主要是用于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这部分征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需要。

　　日报：最近大家都很关注人口政策，中国的老龄化正在非常快地到来，我们注意到今年的《中国发展报告》也在呼吁人口政策的调整，现在调整是不是已经晚了？

　　卢迈：我们认为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有各种不同的估算，我们将总和生育率的估值取在1.5，整体上看，1.5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2001年的统计抽样调查，大体上也印证了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迟迟地不做变动，政策不调整，是要造成很大危害的。其主要危害在于，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你再想让它恢复，实际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日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卢迈：在今后一段时间，仍然要提倡节制生育。我们大概能够预计，如果放开，那么可能会有要生三个或四个的，但是也有不生或只生一个的，这个社会自己能够达到平衡。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一些宣传工作。

　　多管齐下改革收入分配

　　日报：我们来谈谈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学家们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去找一个最得人心、同时对长期效率而言可能又最有毒害的一个政策，恐怕那就是收入分配政策。如何看待制定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难度？

　　卢迈：收入分配政策是必须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仍然说我们追求的是共同富裕，那么就不能任由市场机制起作用，而不去管它可能的后果。市场经济中必然会产生的是，有些人处于有利地位，有些人处于不利地位，不管是因为他在市场中处的地位或是因为个人的才能，以及由于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合理等。如果我们说，我们全盘接受，视为合理，那很危险。

　　日报：那么应该如何改革?

　　卢迈：在初次分配领域里，政府现在一般的做法，例如发达国家，就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一条规定是有其作用的。在初次分配领域里，还有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规定，比如说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劳动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能够投诉，就是对劳动权利的保护，这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初次分配领域里，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资源、土地等，现在发了财的人很多都和这些资源方面的占有有明显关系，例如矿山的开采等。一味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个人的好处，又如房地产开发商以低价拿来土地，这些分配都是不合理的。

　　日报：在再次分配里面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卢迈：在再分配的领域里，税收制度很重要，刚才已经提到了，需要调整。政府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才能够起到它应该起的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这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均等化，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日报：在收入分配领域，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改革，比如说垄断行业的改革。

　　卢迈：垄断行业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再分析，再研究。它的低效恐怕是最主要的。它给自己人多分了，恐怕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垄断行业里一般人工资都很高，但和外企几个高管拿到了整个公司人工成本里的一半不同，垄断行业中高层的收入相对并没有那么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模式。

　　什么叫公平？这是另外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的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国有企业比较招人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属于大家的财产，应该公开、透明，不该搞那么多内部福利，不该弄那么多分房，这我都理解，我也支持，但这是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方向？可以再考虑。上世纪80年代时，我在中央农研室，当时讨论雇工问题，我们是赞成和支持的，不管是年广久还是其他的农村雇工现象的出现，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好像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都是坏蛋，民企都是好人，似乎把钱给了他们，经济就有效率了。那么之后呢？是不是整个社会就得利了呢？当然，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要改善治理，减少政府的干预，需要更多出资人来进行管理。

　　日报：收入分配领域还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卢迈：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在我们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预分配”，讲的是如果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及早投入，那么在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这种分配，最终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这个预分配的回报是非常高的。因此，任何收入政策调整，应该考虑到是更多在起点上进行调整。不要使得农村贫困的人的下一代、下二代都还是贫困。制度方面的障碍需要克服，但早期的营养状况、学前教育情况，这些涉及“预分配”的领域，更需要被关注。

　　日报：最后能否简短说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是每年“两会”后的一件大事。

　　卢迈：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十三届。论坛是中外之间对话和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对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政府主张、听取意见和沟通对话的一个平台。现在外方的反应非常踊跃，非常积极，他们正在分成小组撰写给中国政府的意见、建议，其中包括比如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创新第三次工业浪潮、应对老龄化问题等。发达国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