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争论结束，该行动了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李成刚　作者：admin　责编：

    中国需要“有魄力、有智慧、有韧性”的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改革从哪里开始？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具体问题，如何考虑改革的路线图？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经济峰会上，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为主题，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别进行了精彩论述。
史帝芬·罗奇：
争论结束，该行动了
    “拖延不是选项，争论结束，该行动了。”史帝芬·罗奇说。
    史帝芬·罗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之中。例如中国的第五个和第九个，以及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都是中国以战略的思维、清晰的目标，以及卓有成效的注意力来推动发展的好例子。但他也表示，中国近几年来也显露出了越来越依赖短期策略性政策调整的弊端。
    当前，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支持中国旧有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2012年，欧洲和日本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美国经济也几乎停止增长，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受危机重创，而且在未来数年仍难见好转，因此，转向依靠内需，特别是私人消费，对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紧迫。而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内部不平衡问题日益明显。在改革进展不能取得突破时，这种经济再平衡被拖得越久，中国就越需要依赖短期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靠长期战略规划来引领经济。“这正是西方在管理经济方式上的失败之处，西方国家采取被动应对式的政策制定战术，总是疲于应对昨天的危机，做出修修补补式的调整，结果是拖延了问题的解决。中国经不起犯这样的错误。”
    他认为，自金融危机以来，有迹象显示中国患上了这种西方病。中国在2008年后期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种一时应对之举，给中国留下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积累、住房市场泡沫再现，以及令人担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膨胀等问题。“如果不进行消费性再平衡，在将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冲击面前，中国就没有应对的选项了。”史帝芬·罗奇说。
    他以打分的方式，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评价：服务业和就业，中国的成绩是B，这个成绩不算差；城镇化和工资收入，中国的得分是A－，还不到A，因为中国城镇化趋势非常好，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社保体系建设，得分比较低，只有C。C不是一个好的成绩，因为在资金提供等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国企改革和利率自由化，中国的成绩是I，也就是不完整。
    “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扩大内需，进行消费性再平衡，是中国未来改革方向，这个问题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现在应当立即行动。”史帝芬·罗奇说：“我满怀希望地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将把握时机，大力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个平衡的中国经济将给中国自身和世界提供巨大机遇。从中国角度看，转向一个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模式，将开创一个增长略微放缓但更可持续的新时代。”
吴敬琏：
明年或更晚可以全面推进改革
    “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十八大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就是继续向改革的方向走。”吴敬琏说。十八大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能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吴敬琏认为，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史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另外一次是1991年到2000年。这两轮改革，特别是第二轮改革，取得了很大的实效。“从过去经验来看，确定目标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或者叫总体规划，第三步就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改革落到实处。对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好改革的方案设计。”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根据过去的做法，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会对这个路线图进行讨论确认，因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推进改革。”吴敬琏说。
    他认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分两个层次：首先是问题导向。中国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增长模式，那种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几十年转变不过来，导致现在资源短缺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凸显，以至于劳动者收入提高问题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就是腐败蔓延，导致了低收入阶层强烈不满。
    其次是改革项目按领域汇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的项目也很多，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财政领域、金融领域等，哪些迫切需先行改革，要筛选、梳理，设计出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和规划的设计和执行都很困难。从设计来说，主要有两个困难，一个方面是理念、理论问题，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有很大的区别。另一个更加严重的困难是利益分配问题，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相对解决意识问题，打破利益格局会碰到更大的障碍。”吴敬琏说。
迈克尔·里奇：
中国要创新成功必须学会容忍失败
    中国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的城市，或者说知识型城市，这对世界的企业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如何能够吸引世界级的创新企业来到这些地方，展示他们的领导才能和企业家精神，还需要从其他的成功经验中学习。
    第一，便宜的土地以及低税率并不足以吸引这些企业。
    第二，地方政府必须确保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这一点也必须在全国得到推行。
    第三，知识型的产业需要有高素质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从全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第四，有很多人可能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这对新的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吸引更多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中国人回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五，要创造以创新为基础的融资机会，确保企业家有足够的发展机会和资本支持。
    第六，企业家需要有足够的流动性，足够的资金和创业空间。
    最后，长期看来，中国要成为成功的创新者，必须学会如何容忍失败，学会在失败之后，如何重新站起来。中国必须把那些重要的因素都结合在一起，好好利用，才能够创造出正确的激励措施，把传统的工业和技术变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动力，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提供好的创业机会，吸引他们来到中国，把他们的理念真正商业化。
郑永年：
城镇化的突破口是土地改革
中国的改革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中国从去年开始，经济增长缓慢下降，开始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如果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维持这样的中速增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社会、高收入经济体。如果中国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有可能成为日本等“四小龙”那样的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如果发展不好，中国可能将无可奈何地成为另外一个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郑永年认为，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加快改革，转型发展。
    “如何保证中国比较好的转型？从世界历史来看，除了经济上的措施，一是需要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改革策略。体制创新是最大的红利，但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想改革非常不容易。”郑永年说。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有很多方面，城镇化是其中之一，而城镇化的突破口，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现在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表面上看是农民集体拥有土地，但这个土地是唐僧肉，谁都想吃，地产商、地方政府都想吃，而真正的主人农民却吃不到。”郑永年说。原因很简单，归根到底，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而集体是不固定的，有人出生，有人死掉，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是被分配、重新分配，于是在利益分配中产生了很多冲突。
    郑永年认为，土地所有制改革，私有化比较困难。但可以国有化，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同时使土地的使用权私有化，或者家庭化。
    “上世纪80年代承包制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没有走这一步，城镇化也好，城市化也罢，都会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郑永年说：“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很大一方面，是居者有其屋，中国如果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达到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自然消失。否则，中国会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会面临无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