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研究时间： 2016-04-09信息来源：陈荣生　作者：hjr_admin　责编：

        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资源型城市存在着产业低级单一、二元结构突出以及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城市战略定位是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不同阶段发展动力的有序更替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永恒动力，聚集与扩散的交替驱动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动力，城镇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强化动力；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由单一专业化向经济多元化、资源型向综合性转变，必须实行工业化拉动、农业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和政策促动。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1-0068-04
        陈荣生，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西安 710054）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部署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资源型城市作为专门化职能城市的一种，属于“专业工业性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特殊群体，它承载着为经济发展提供矿产、石油、天然气等生产性能源和资源的重要功能。作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型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我国许多依矿而建、因矿闻名的老工业城市多年来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占全国城市数量近20%的资源型城市作为重要的原材料的供应地，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源削减等原因，大多面临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工人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多、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保障压力较大等诸多矛盾的困扰。

        一、资源型城市的概念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本文中，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与城镇的内涵是一致的。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其中的“资源”既包括矿产等不可再生的资源，也包括森林等可再生资源，而资源性产业既可以是开发型的也可以是加工型的。但从狭义上来讲，仅把“资源”视为矿产资源，从而资源性产业被认为是同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有关的产业，进而仅把资源型城市限定在矿业城市上（但由于森林资源虽是可再生资源但由于可再生的时间过长，从这个意义将其视为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资源型城市又称为矿业城市）。

        本文资源型城市是指矿产资源高度集中地区的城市（镇）群，如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川渝东北地区、天山北部及东部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桂西地区、甘肃河西地区、柴达木盆地等都是资源富集地区。

        如何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采取增加转移支付、扶持替代产业发展、实施矿山环境治理重点工程等措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较大改善，但从根本上还未建立起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历史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是当时国情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低级单一，经过长期的开发，不少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的资源逐步枯竭，普遍出现了产业跟不上、就业困难、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保障负担重等问题，与其他城市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很多资源型城市的人均财政收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二是二元结构问题突出，不仅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上，而且城市内部也存在二元结构问题，最普遍的差距是收入分配上的城乡差距，城乡人口大体上一半对一半，平均收入差距超过3倍；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则主要体现在一面是高楼大厦的新城区，一面是简陋的棚户区、工矿区，一部分是城市居民，一部分是农民工。^[1]

        具体来讲，以陕西北部榆林地区、延安地区、铜川地区及陕西东部渭南地区为例，4个资源富集区域总面积为9.69万平方公里，占陕西省行政区划总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的47%，一是贫困县占比较高。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监测显示，4个资源富集区域共有19个国家级贫困县，占辖区内总行政县区（40个）的47.5%，高出非资源富集区域1.2个百分点。二是“资源诅咒”现象明显。陕西省共有16个资源型城市，其中7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县占比为43.8%。

        （二）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路径依赖问题

        在建立初期，资源型城市因丰富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形成一种粗放式的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主要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组成的产业为主，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较长。这种经济模式规模大，发展的惯性也大，似乎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因而面对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和新技术革命挑战时，呈现较差的应变性、适应性及可调性。这样，资源型城市的产业演进轨迹就陷入严重的路径依赖，其惯性不但难以摆脱，而且会阻碍资源型企业在技术、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为此，要突破路径依赖带来的障碍，就需要给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施加克服“惯性”的外力，重新定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二、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构成

        （一）资源型城市的战略定位是其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

        科学的城市战略定位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和核心，从城市发展资源禀赋，区域分工合作，乃至全国、全球产业耦合的空间维度，从历史、现在与未来相互衔接的时间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科技等因素，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形象定位。资源型城市除了具备一般城市的基本职能外，更为主要的是其为特定区域乃至全国、全世界提供特定资源产品的特殊职能。因此，资源型城市需要在区域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把城市资源型产品的市场定位、资源型城市的战略定位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和核心动力。

        （二）不同阶段发展动力的有序更替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永恒动力

        美国地理学家R.诺瑟姆（Raym Northam）认为城镇化通常经历三阶段，初期（城镇化率30%以下）、中期（城镇化率30%—70%）和后期（城镇化率70%以上）。陈彦光对Logistic方程的理论研究修正了诺瑟姆的S形曲线，提出了适合中国实情的城镇化水平四阶段模型，即初期阶段（城镇化率19%以下）、中期阶段（城镇化率19%—50%）、减速阶段（城镇化率50%—81%）、后期阶段（城镇化率81%以上）。在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初期，采掘业的兴起是城镇化的原始动力；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资源初加工业和相关制造业的扩张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在城镇化发展的后期（包括减速阶段和后期阶段），信息科技等服务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持续动力。

        （三）聚集与扩散的交替驱动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动力

        著名学者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的扩散理论，都把城市在区域空间发展的各种“力”的消长概括为两种力的作用——“集聚力”和“扩散力”。科登（Corden）和内亚里（Neary）等学者认为，矿产资源是属于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的产业，制造业是能够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2]在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源产业虽然能够推动工业化进程，但由于其产业布局多接近原料地，必然会造成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扩散，因而表现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扩散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演进，资源产业由采掘业、初加工业逐步向资源深加工业、制造业转变，而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空间集聚必然会带来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因而表现为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凝聚力。

        （四）城镇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强化动力

        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虚化”，不利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深加工不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不利于其作为资源型城市的特殊职能的发挥；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城市功能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全等城市功能欠缺而使得城镇化拉力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因此，城镇化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强化动力。

        三、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动力分析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由国有资源开发企业垄断，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城市的企业化与企业的城市化。在这个特殊的工业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突发性^[3]，不仅受制度的约束，还受到产业技术的限制，因而产业结构的刚性较高。^[4]一旦资源耗尽，就会导致产业退化^[5]，产业要继续发展，就不得不在产业选择上形成所谓的“产业锁定”^[6]。这样，资源型企业的不景气就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城市的发展出现衰退甚至停滞。

        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向的问题，学界提出了很多看法，目前的主流看法是，从单一专业化转向经济多元化，从资源型城市转为综合性城市，由原料生产基地转为地区经济增长中心^[7]，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城市^[8]。重塑并提升资源型城市的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环境改造共三大支柱，产业转型为这个系统工程提供原始动力^[9]，而转型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优势产业的培育、经济要素的市场化。

        工业化拉动。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矿产资源开发是经济增长、工业化演进的动力，而区域工业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推动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进而引起劳动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工业转型的升级，反过来也会促进城镇化的科学发展。例如，法国洛林地区通过高起点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出了一条“告别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具体来讲，洛林地区产业转型不是传统产业间的相互替代，而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为目标的高起点转型：一，彻底关闭铁矿、煤矿、炼钢厂和纺织厂等成本高、消耗大、污染重的企业；二，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重点选择核电、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环保机械和汽车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三，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提高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的技术含量，提升其附加值。

        农业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是工业化，但城镇化的前提条件却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状况。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英国城镇化的第一前提是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农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英国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前提是英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与转移，人口压力、“农业革命”及乡村手工业衰落造成的劳动力剩余，受工业化的吸引大部分转向城镇。

        科技创新驱动。在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促进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如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府政策、开放程度等。^[10]但就根本而言，科学技术进步才是城镇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力量源泉，一方面科技使生产要素的使用得以完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产品成本；另一方面，科技使城镇企业获得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德国为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由于科技上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生产成倍增长，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工业的勃兴，于是很多城市由原来单一的文化城市、驻防城市或港口城市，变为集工业、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多功能城市，加快了全面的城镇化步伐。^[11]

        政策促动。政策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调控力，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城镇化战略、城市发展方针、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住房政策、土地政策、人口迁移政策、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保障等，都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城镇化的推进。如德国鲁尔地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就比较重视政策驱动作用：成立专门的规划协调机构，分期制定振兴规划，以规划的广泛认同性来保障行动的协调一致性；政府成立劳动局和经济促进会等职能部门，专门负责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协调，以克服“议而不 决、决而不行、行而低效”的弊端；政府制订“矿冶地区未来动议”、“欧盟与北威州联合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充分发挥鲁尔区内优势，形成 各具特色的优势行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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