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研究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的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中央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在党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可惜的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同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三是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利用多种所有制、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要素报酬等，创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相比“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有特别的要求，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自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计划开展国家经济建设、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计划。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长方式上突出一个“快”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也产生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对转变增长方式的思考必然要上升到发展观的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深入的概括。

　　进入新时代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转向中高速增长不可避免。这种状况被习近平称为经济新常态。基于经济新常态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根据新发展理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体现的是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一种包容性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自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后，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但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现代化没有成为行动。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现代化不仅由目标转为行动，而且有了具体部署。1987年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设计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我国提前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目标，并且绘就了两个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作了具体部署。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必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新的国内国际经济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后，现代化理论所涉及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一是现代化的领域。过去讲的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现在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

　　二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三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样，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

　　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现代化经济体系涉及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说是新时代发展理论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崭新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比重很小，谈不上二元结构。而随着“一五”计划完成，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了起来，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就此形成。克服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是提升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

　　在富起来的时代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改革和发展路径主要是：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改革，结束人民公社制度，从家庭财产和经营制度上调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价格放开，随行就市，不仅把农民推向了市场，而且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收益；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了在农村推进工业化和以城镇化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提出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单纯突出工业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状况，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状况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对此，习近平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这意味着“三农”现代化需要由非农发展带动转向直面“三农”发展，即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农村现代化（农村美）、农民现代化（农民富）。

　　新时代推进“三农”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如下方面：一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二是乡村振兴；三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涉及城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四是新型城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缺经济背景下逐步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供给侧管理，表现为从上到下的指令性生产计划，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富起来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建立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即转向需求侧调节。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发现，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和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涉及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习近平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令，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明确“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线。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习近平从调节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指出：“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显然，供给侧调节注重长期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调控方式。与一般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发展本身的问题，比如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培育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流行而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及时提出“六稳”“六保”，在需求端激发活力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如此，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的思路，体现了调控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结合。

　　发展格局涉及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及相互关系的布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内循环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上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把对外开放明确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由此打开了国门。1980年党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党的十六大关于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包括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进入新时代。2013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些发达国家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保护主义盛行。再加上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生战略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需求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开放服务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我国的产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关键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具体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引技引智并举。

　　总之，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不只是知道今日之经济成就是从哪里来的，更要知道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往哪里去，也就是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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