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瓶颈与突破路径时间： 2016-06-01信息来源：安虎森 薄文广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着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且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趋势、城镇化质量不高引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欠缺制约着城乡一体化深入等主要问题。新常态下，一些传统大宗产品的去产能会对农民工就业以及增收带来不利影响，而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上，应把城乡分异的户籍制度创新改革作为启动点、城乡之间建立平等要素交换关系作为关键点、实行区域差别化而非一刀切城乡政策作为支撑点、互联网与三农有机结合作为当前突破点。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新常态 户籍制度 差别化
　　【中图分类号】 F292 【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8.003
　　安虎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主要著作有《空间经济学教程》（主编）、《区域发展理论研究》等。薄文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由于历史上我国采取的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导向以及一系列城乡制度和政策分异的制度安排，使我国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城乡发展不失衡问题比较突出。过去一段时期，“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被很多人用来形容我国城乡关系的不平衡、不合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共同富裕的庄严承诺。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背景，而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城镇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且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态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积极发展小城镇等各种举措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仅以城乡之间收入水平为例^①，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8年的3.31倍。而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独享”的制度福利，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大，王小鲁曾做过计算：“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我国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距是26倍，远超过按照统计局公布的9倍”，即使以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91，之后有所下降，但2012年依然达到了0.474，仍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城乡结构失调问题已经愈发严重。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9倍，两者之间绝对数据已经达到了20423元。
 
　　如果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更广泛意义而言，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公共服务等差距也依然明显，甚至更为巨大。全国的医疗资源近80%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城镇居民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从2007年的6.44人和4.9张增加到2014年的9.7人和7.84张，而农村居民每千人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数却始终不及城镇居民的1/2。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更是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另外，虽然我国实施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并在完善城乡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制度缺陷，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医疗保健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占比逐年递减，从2007年的6.99%下降到2014年的6.22%，而医疗保健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占比则呈现日益增大的趋势，从2007年的6.52%增加到2014年的9.16%。
 
　　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共服务的滞后使得城市更像是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把农村优质生产要素抽取到城市，而较少返还。这种要素单向流动也使得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趋势。
 
　　不充分的城镇化引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快速提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1.97%，2014年进一步增加到54.77%。按照城镇化的发展规律^②，中国未来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虽然从统计标准上看，我国的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但其中包括了近1.5亿的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以及随迁人口，按照现行政策，这些人口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名义上被“化”为城镇人口，但却没有实现“化”所应该体现的“性质和状态”的转变。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半城镇人口虽然人在城市中，但依然不能有效地融入所在城市，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同时大量青壮年和较高素质劳动力的进“城”也使得广大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更加艰难，同时农村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和老人（目前农村有5000万留守儿童和4000万留守老人）发生的各种教育、心理、安全等问题日益显现。
 
　　此外，由于我国权力自上而下分布的体制特征，使得我国医疗、教育、卫生、项目批复、资金划拨及行政等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这也导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而一些位于边缘的中小城镇的人口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形成了我国城市规模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的病态分布。以首都为例，北京2011年的常住人口即突破2000万人，远远超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而北京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100多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城市之一，且北京目前100%的石油和天然气、95%的煤炭、64%的电力、60%的成品油都要从外部调入，城市的自我修复和调节能力异常脆弱，任何资源突发事件都可能对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带来严重影响。此外，由于要素的单向流动，特别是较高质素人口的自下而上流动使得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均无法达到规模收益递增的集聚阶段，人口和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显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更为致命的是使得这些地区逐渐失去了自生能力，甚至对处于“上面”的国家和省市等各种资源支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这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欠缺制约着城乡一体化深入。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城镇相关产业的发展来吸纳和转移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相对于城镇带动而言，我国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滞后，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内在制约着农村的自身发展。
 
　　就当前中国农业而言，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占用农地较少，在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形式背景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分散式经营制度使得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难以有效发挥，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特征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竞争格局中，而在与发达国家农业规模经济竞争下，中国农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虽然短期内一些农地大户通过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等方式使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进行规模化种植，但在相关土地制度和政策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态势很难在短时期得以明显改变。
 
　　由于农村和城镇就业收益上的巨大差异，除了一些发达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大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中青年农民都会选择去城镇打工，去获得更大的收益。通常而言，这些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也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造成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且容易受到冲击，其中大多数农民工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对生产技能要求不高的生产性劳动，尤其是普通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餐饮等普通生活性服务业。在当前城市制度以及房屋价格高企背景下，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他们特别是一些二代农民工由于出生后就一直在城市成长，也无法回到农村，即使城市的落户政策障碍去除，想要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也绝非易事。
 
　　由于成本和（潜在）收益比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优质生产因素如高质素的流动人口通常形成了农村—镇—县—市—省会—超大城市的单向流动而非双向互动，在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大部分农村自身发展能力严重欠缺，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明显趋缓，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7.4%，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高速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③，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共识是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常态”，这是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客观反映。
 
　　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并使之难以恢复和继续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看，我国出口三大主要对象国——欧盟、美国和日本自身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和前景均不乐观，对我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降低失业率和重新提振本国经济，上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纷纷向实体经济回归，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的“再工业化”、日本的“未来开拓战略”等纷纷出台，同时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纷纷抬头，国际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另一方面，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低廉的成本优势，生产与中国相同和类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欧美等国家出口，也对中国的出口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其次从中国的内部环境看，我国产品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优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劳动力、对环境、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透支”^④，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资源浪费、过量开采、环境恶化等越发明显，资源成本外部化趋势难以维持^⑤。而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仅在2010年，中国就有27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日益减弱。2013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1483元，按平均货币工资指数计算，比2000年增加了4.5倍，按实际平均工资指数计算，比2000年增加了3.4倍^⑦。中国制造业实际成本已经几乎赶上发达国家^⑧。
 
　　而实际上，自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已经连续16个季度增速回落。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了关于“新常态”几个主要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⑨。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并作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创新举措，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钢铁等产业的去产能、房地产业的去库存、金融业的去杠杆、降低企业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钢铁、煤炭、水泥等大宗产品行业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普遍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局面。而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省份如内蒙、山西和东北等地区。而这些省份也恰恰是当前经济发展较为困难的省份，2015年辽宁、山西和黑龙江的GDP增长率仅为3.0%、3.1%和5.7%，为全国倒数前三位。据统计，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去产能问题就将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而在钢铁和煤炭中就业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另外，除了一些原材料的大宗工业品面临去产能外，农产品特别是玉米也面临着严重的去产能压力。据统计，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高达4492亿斤，而当年消费量仅为3585亿斤，国家实行玉米收储政策也使得玉米收储压力愈发凸显。国家因此实行了“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而作为玉米主产地的东北三省农民也面临着较大的增收压力。此外，作为吸纳农民工较多的房地产业近期也陷入了去库存压力之中。特别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以及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配套，一些中西部地区的新兴区域建设了大量楼盘但因无人购买而逐渐陷入空城。据统计，2015年前11个月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增长仅为1.3%，增速下降10.6个百分点，增速连续22个月下滑。虽然国家近期相继出台了降首付、降利率、减契税等去库存政策，但更多则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的复苏以及快速去库存，广大二三线城市去库存依然压力巨大。这些传统过剩产业（许多都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产业）的调整无疑会对我国农民工就业以及增收带来不利影响。
 
　　而作为新常态下新旧产业发展动能的一个转换，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以及较为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种资本的巨量投入下，使得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在内的新兴业态在中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互联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的生活性服务业以及传统零售批发等产业，这些包括O2O在内的一些新兴业态的产业对于“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聚焦也使其吸纳了大量知识专业技能不高但勤奋努力的普通农民工。仅以快递行业为例，国内领先的快递企业顺丰速运就雇佣了超过30万员工，且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与2014年我国外出农民工2864元的平均月收入比起来，大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快递员的月收入都超过了这个平均线。在吸纳大量农民工就业的同时，由于资金和技术门槛不高、市场容量较大、可持续性较好等原因，快递行业甚至也成为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一个较好平台。而这样的新兴产业或是新兴业态如果在国家补齐相关的制度短板无疑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户籍制度创新改革作为启动点。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的，我国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存在着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再加上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我国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单向向上流动，导致了大城市太大和小城市太小的弊病，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低社会保障成本来进行的，而中国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使得这种只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利益而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愈发难以持续。当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户籍并不仅仅仅是一纸户口凭证，而在于其所附加的各项福利制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了城乡之间本已不小的发展差距，也成了阻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和最大的“短板”。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是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许多专家学者呼吁要打破甚至完全放开户籍管理制度来加快半城镇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在当前条件下，贸然放开户籍制度，不但可能加剧中国庞大数量人口流动的无序性，出现拉美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甚至还可能引发农民工市民化与原有城镇居民的严重利益冲突，产生新的二元结构和更激烈的社会问题。其实，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关键，更为重要的是户口背后隐藏的社会福利以及为户口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巨大投资的分担。据统计，目前一个半城镇化的农村人口变成完全的城市市民，大概需要10万元以上，而在北京需要50万元以上。目前，这些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以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为例，2012年全年地方财政3743亿元，而其半城镇化人口为960万，就算不负担任何其他支出项目和户籍人口，地方财政均摊到每个半城镇人口仅为3.9万元，与市民化过程需要的巨大投资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在当前制度背景下，单纯放开所谓的户籍制度可能并不现实，对现存的“户籍”制度不应采取激进的“一刀切”的取消政策，而应采取渐进式、分阶段、分地区的进行。
 
　　此外，相对于通常农民工迁出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高涨而言，理性的农民工人口迁入地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没有动力也更不情愿放开户籍樊篱来使本地相关社会福利向外来流动人口倾斜。因此应改变之前的地方政府完全负担农民工进城的成本，通过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或增加地方政府动力实行农民工进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农民工三方共同分担进城成本。
 
　　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上，可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中央基建投资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偿力度，并将其与吸纳的进城农民工数量联动的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当减轻人口输入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此外，当前各个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日趋严格甚至变成了日益稀缺的优质资产（城市产业发展越好，对建设用地需求越大，相应的土地指标也越紧缺），中央政府可以尝试采取吸纳外来人口数量与其建设用地新增指标挂钩的方式来增强地方政府吸纳农民工的动力。当然，这些希望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也必须是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但在“人、钱、地互相挂钩”的制度设计下，限制条件无疑比之前各个城市设定的入籍条件要宽松许多，因此也容易许多，也能够吸引更多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平稳有序地转为户籍人口。
 
　　城乡之间建立平等要素交换关系作为关键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无论是资源还是能力等方面，城乡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要素关系更进一步助推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比如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目前各级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廉价征用农民土地，然后通过市场运作，高比例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以此筹措城镇化建设资金，这种方式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强拆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政府有条件和有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同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不但可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也可以快速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应尝试进行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流转和抵押试点，赋予农民应该享受的金融权利^⑩，以保护和实现农民对宅基地和农民住宅的应有权益。
 
　　另外，城镇化不是把农村人口迁移出来，集中在城镇居住的过程，城镇化实质应该是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应该能够享受基本类似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而不能通过牺牲农村来达到推进城镇化的目的，政府应该促进生产要素在和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政府先期投资为引导，同时广泛吸纳社会投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得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范围内，从而有效引导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双向互动。
 
　　实行区域差别化而非一刀切城乡政策作为支撑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充分考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特别是农村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农村中既包括一些充分利用城市的外溢效应而获得快速发展，相对比较富裕和发达的大城市城郊结合部，也有一些出“撤村并居”、农民“集中居住”下的新型农村社区，还有一些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全向城镇转移而只留下老年和少年而引致的“空心村”。因此在相关具体政策上，国家应该考虑各个地区的发展实际，实行针对性的而不是大一统的政策。
 
　　对于比较发达的城郊结合部地区而言，未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方面。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蔓延；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其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也应通过合理引导资源流向超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减轻特大城市人口压力，避免单个城市过度膨胀而导致城市病，通过大中小搭配合理的城市群建设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而在具体产业配套政策上，为了管理方便，也常常出现先发达地区得病，后发展地区也一同吃药的困扰。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配套政策上，如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等。但当前无差异的一刀切政策对于处于不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农村而言影响是显著的，只会进一步增强发达地区农村的优势，抑制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自生发展能力。因此要实现城乡之间一体化发展，就要求我们在地区实行针对性的差别化的产业和配套政策而不应该实“一刀切”的一体化政策。
 
　　此外，我国的公共资源配置通常是根据行政等级而非经济发展等现实情况来确定的，在东部一些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两者之间不匹配问题已经日益凸显，因此应适时适度调整农村规划和管理幅度，赋予与其经济规模和居住人口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配套政策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互联网与三农有机结合作为当前突破点。由于城乡之间发展能力的不均衡与相关制度不平等，使得我国城镇化发展之路更多是通过城镇的快速发展来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更多体现是城镇对农村的拉力。而农村自生发展的推力则相对滞后。然而这样的问题因为互联网等新经济和新动能的引入而发生了改变，互联网与三农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得在激活我国农村经济的同时，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
 
　    首先在贸易领域，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往往通过定期的集市或小型农贸市场来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副产品的交易范围十分有限，而农民购买的工业制成品往往价高质劣，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所在多有，而且消费权益难以获得保障。分割而狭小的市场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质量的提高。而互联网的引入不但使农民与城里人享受同样的消费服务，而且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公平。此外，农民可以借助电子商务把养在深山人不知的优质农副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增加收入。此外，城市居民对安全优质的农副产品有着巨大需求，而国内许多名优土特产品由于缺乏营销推广，却找不到销路。互联网牵手传统农业，不仅可以减少城乡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缩短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还能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城乡之间的双赢。
 
    　其次是农村金融领域，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金融企业深耕农村的政策措施，但由于成本收益之间的不匹配性，而实际进展并不大。农村地区的“金融短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挑战。而互联网金融利用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技术，能够跨地区、跨时域运营。不仅提供存取款、支付、理财等传统金融服务，而且具有收费低、效率高、操作简便等优势。因此弥补了农村地区金融滞后的最大短板。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在重塑农业产业链，推动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农业现代化发展中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1573142、15JJD790019、AX1520）
 
    　注释
    　①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可能更关心一个区域的GDP及其增长情况，而作为普通居民，可能更关心其收入水平而非单纯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区域经济高增长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我们更关心城乡之间收入水平而非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
    　②根据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一般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所以即使以近些年来中国发展迅速的城市化率年增长率1.3%计算，中国完成城镇化依然还要经历最少15年的时间。
    　③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甚至认为中国仍有较强的持续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再有20年年均8%的增长并非不可能。
    　④依据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制度下，按照谁污染谁承担的原则，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成本巧妙地被“社会化”或“外部化”。因此企业相对于承担了环境成本的竞争对手而言，增加了成本优势。
    　⑤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如长江经济发展带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及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⑥中国近些年逐渐放开的二胎政策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
    　⑦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⑧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更令人震惊的是，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甚至将比中国便宜2～3%。
    　⑨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⑩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由于农民的个人承包地在产权性质上属于集体所有，因此无法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而当前，房地产相关的财产甚至已经成为了城市人最重要的财产。这种由于制度设计而导致的城乡同一要素收益不匹配和不平等问题无疑加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难度。
 
    　责编 ／ 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