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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锦标赛——谁在随风奔跑?谁在侧畔沉舟?时间: 2021-07-14信息来源: 国宏高端智库 2021-07-11 作者:卢伟 责编:qgy

2020年是我国经济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十四五”规划又拉开了新的帷幕。我国各个省份和城市也在开始运筹帷幄、厉兵秣马,谋划“十四五”时期的战略、规划和重点任务,思考能够争取什么样的项目和政策支持、实施什么样的改革举措,以期在城市经济增长锦标赛“十四五”赛段中拔得头筹。本文通过观察全国26个省份的293个地级市1996-2020年经济增长变化,发现这二十多年来城市经济增长锦标赛中的领先者并对未来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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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司”的锦标赛:谁在随风奔跑?谁在侧畔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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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江苏各市群雄并起,东莞一骑绝尘

1996-2020年,从东部地区72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位次变化上看,排名位次提升最大的是宿迁(↑30位)、淮安(↑28位)、菏泽(↑22位)、东莞(↑18位)、龙岩(↑15位),排名位次下降最大的是威海(↓24位)、江门(↓19位)、衡水(↓18位)、邢台(↓17位)、揭阳(↓16位)、汕头(↓16位)。从2000-2020年人均GDP的位次变化上看,排名位次提升最大的是淮安(↑35位)、宿迁(↑30位)、宁德(↑26位)、盐城(↑25位)。

24年来,东部地区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十的地级市非常稳定,苏州、无锡牢牢占据第一、第二的位置,佛山、烟台、唐山、泉州、南通一直处于前十名的“第一梯队”。1996—2000年,潍坊掉出“第一梯队”,东莞取而代之。2000—2005年,绍兴掉出“第一梯队”,潍坊再次进入。2005—2010年,温州掉出“第一梯队”,常州取而代之。2010—2015年,徐州又把潍坊挤出“第一梯队”,之后直至2020年“第一梯队”成员保持稳定。温州、绍兴和潍坊虽然掉出了“第一梯队”,但位次下降幅度并不大,2020年三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位居东部地区地级市第11位、第13位和第15位。24年来,位次处于最后15位的城市仅有清远、宿迁、宁德和日照跳出了“最末梯队”。

按照1996—2020年GDP绝对增量在5000亿元以上的标准,东部地区有17个地级市成为增长较快城市。包括江苏省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浙江省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广东省佛山市、东莞市,山东省烟台市、潍坊市,河北省唐山市、福建省泉州市。如果再考虑增速的因素,将1996—2020年GDP年均增速在14%以上且2020年GDP在3000亿元以上作为选择标准,则还有江苏省淮安市和宿迁市入选。1996-2020年间,东莞市创造了东部地区地级市最高的GDP年均增速(14.7%) ,其次是宿迁市(14.6%)和淮安市(14.0%)。2020年人均GDP排名前十的地级市中,有7个是江苏省城市。

    图1  东部地区地级市1996年与2020年GDP排名位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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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榆林、鄂尔多斯两马当先,八小强齐头并进

1996-2020年,从西部地区113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位次变化上看,排名位次提升最大的是榆林(↑50位)、鄂尔多斯(↑49位)、黔西南(↑44位)、延安(↑34位)、文山(↑32位),排名位次下降最大的是资阳(↓38位)、河池(↓35位)、伊犁(↓35位)、崇左(↓27位)、白银(↓26位)。

24年来,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锦标赛竞争激烈,只有包头、柳州一直处于前十名的“第一梯队”。1996—2000年,伊犁掉出“第一梯队”,宜宾取而代之。2000—2005年,玉溪、遵义、宜宾掉出,鄂尔多斯、榆林、宝鸡取而代之。2005—2010年,绵阳和德阳掉出,通辽和赤峰取而代之。2010—2015年,曲靖掉出,遵义再次进入。2015—2020年,通辽、赤峰、桂林、咸阳掉出,红河进入,绵阳、德阳、宜宾再次进入。其中位次跃升最大的是榆林和鄂尔多斯,分别从1996年的第51名和第52名上升至2020年的第1名和第3名,1996年处于“第一梯队”第2名的玉溪则“跌落”至2020年的第17名。1996-2020年,西部地区位次处于最后15位的城市仅有丽江、博尔塔拉、中卫跳出了“最末梯队”,且跃升幅度并不大。

按照1996—2020年GDP绝对增量在2500亿元以上的标准,西部地区有8个地级市成为增长较快城市。包括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四川省绵阳市、宜宾市,陕西省榆林市,云南省曲靖市,贵州省遵义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如果再考虑增速的因素,将1996—2020年GDP年均增速在14%以上且2020年GDP在2000亿元以上作为选择标准,则还有云南省红河州入选。1996-2020年间,榆林市和鄂尔多斯市分别创造了惊人的GDP年均增速:18.8%和18.9%。

     图2  西部地区地级市1996年与2020年GDP排名位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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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洛阳、襄阳、岳阳、南阳、衡阳“五阳开泰”,芜湖异军突起

1996-2020年,从中部地区76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位次变化上看,排名位次提升最大的是芜湖(↑38位)、马鞍山(↑25位)、上饶(↑17位)、吉安(↑17位)、许昌(↑16位)、宜春(↑16位)、九江(↑15位),排名位次下降最大的是黄冈(↓25位)、焦作(↓21位)、大同(↓19位)、娄底(↓14位)、荆门(↓14位)。

24年来,中部地区地级市经济分布格局没有太大变化,襄阳、南阳、洛阳、岳阳、衡阳“五阳”和宜昌、常德7个城市一直处于中部地区GDP前十名的“第一梯队”。1996—2000年新乡掉出“第一梯队”,株洲取而代之。2000—2005年黄冈和株洲掉出,许昌和焦作取而代之。2005—2010年,周口和焦作掉出,芜湖和安阳取而代之。2010—2015年安阳掉出,株洲再次进入,2015-2020年株洲掉出,赣州取而代之。1996-2020年,中部地区GDP位次处于最后15位的城市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按照1996—2020年GDP绝对增量在3000亿元以上的标准,中部地区有12个地级市成为增长较快的城市。包括河南省洛阳市、许昌市、南阳市、周口市,湖南省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湖北省宜昌市、襄阳市,江西省赣州市、九江市,安徽省芜湖市。如果再考虑增速的因素,将1996—2020年GDP年均增速在12%以上且2020年GDP在2500亿元以上作为选择标准,则还有河南省信阳市、江西省宜春市和安徽省滁州市入选。1996-2020年间,芜湖市创造了中部地区地级市最高的GDP年均增速(15%),而江西省各地级市GDP年均增速基本都在12%以上,有5个城市平均增速高于13%,是中部地区地级市平均增速最快的地区。

      图3  中部地区地级市1996年与2020年GDP排名位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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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城市位次无显著变化,大庆、营口较为突出

1996-2020年,从东北地区32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位次变化上看,排名位次提升最大的是营口(↑11位)、朝阳(↑10位),排名位次下降最大的是四平(↓13位)、丹东(↓6位)。总体来看,东北地区地级市位次并不像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多位次波动较大的城市,升降幅度均少于5位。24年来,大庆、吉林、鞍山、绥化、盘锦、锦州、齐齐哈尔一直处于前十名的“第一梯队”,仅有抚顺、丹东、牡丹江掉出了“第一梯队”,取而代之的是营口、绥化和辽阳。   按照1996—2020年GDP绝对增量在1500亿元以上的标准,东北地区仅有1个地级市成为增长较快的城市,为黑龙江省大庆市。1996-2020年间,营口市创造了东北地区地级市最高的GDP年均增速(10.7%)。

      图4  东北地区地级市1996年与2020年GDP排名位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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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与重塑:如何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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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时灵活切换赛道

观察成为经济增长明星城市的成长历程,大多数都把握住了全球和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中,通过构建“台湾接单+东莞生产+香港出货”的配套加工业产业链,东莞实现了农村工业化转型。在深圳城市扩容推动的区域产业转移浪潮中,经过自2001年以来的10多年前瞻性谋划,东莞松山湖片区成功聚集了包括万科建筑研究中心,华为、VIVO、OPPO、大疆的研发中心等大量来自深圳的企业和研发机构,逐渐实现了由“制造工厂”向“创新中心”的赛道切换。

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和西部地区的资源、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都逐渐面临瓶颈和天花板。在美国等国家对我科技遏制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创新路径日渐式微,而自主创新和“卡脖子”技术攻关远非一日之功,在这个“动力切换”的阶段如何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就成为东中部地区很多地级市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随着许多城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持续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此外,在“双碳”目标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后,榆林、鄂尔多斯等城市传统能源化工产业向新能源和新型化工产业转型的进程将会加快。

在“双瓶颈”的挤压下,补齐科技创新各环节短板、加快培育新动能成为很多城市的主攻方向。在补齐“教育短板”方面最下功夫的地级市是苏州。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切换、“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型的时期,苏州近年来不断补齐高等教育短板,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杜克大学、利物浦大学等名校纷纷落户,形成了科教资源反哺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西部地区许多城市虽然身陷传统资源依赖路径“不能自拔”,但也纷纷开始寻求产业多元化路径:宜宾引进了智能终端、汽车制造和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遵义把装备制造、特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作为下一步产业转型方向。曲靖和赣州立足原有强大的铅锌锗和稀土资源优势,瞄准液态金属、稀有金属和新材料,引入和设立中科院理化所、稀土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逐步补齐产学研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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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优势放大到极致

从西部增长最快的城市看,除绵阳作为少有的以科技立市的城市外,榆林、鄂尔多斯、遵义、曲靖等大多数城市依然在通过放大能矿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以形成品牌和市场优势来驱动经济增长。同处中国白酒“金三角”地区的遵义和宜宾在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同的路径:如2020年遵义酒的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7.1%,2020年宜宾白酒产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占全市规上工业的41.0%和68.3%。茅台和五粮液的品牌效应将两个城市资源优势放大到了极致。

同样,同处黄河几字弯内部中国能源化工“金三角”地区的榆林与鄂尔多斯也有着共同的依靠资源发家致富的增长经历。凭借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稀土高岭土资源以及丰富的煤炭天然气资源,“鄂尔多斯”现象成为资源驱动城市发展的经典案例。凭借占全国矿产资源潜在价值1/3的资源储备、1/5的煤炭储量以及我国最大整装气田“陕甘宁气田”,榆林在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上“越陷越深”。而曲靖现有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煤电等主导产业也基本是在其原有的煤炭和能矿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曲靖的资源禀赋不及鄂尔多斯和榆林,品牌化程度难以企及遵义和宜宾的高度,于是提前走上了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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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三线”到“新二线”

纵观中西部地区一些增长较快的城市,很多都得益于“大三线”建设留下的工业基础。作为大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城市,“一五”时期全国156项重点工程有7项落户洛阳,“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先后在洛阳组建了10多家部级科研院所,孵化了洛轴、一拖、中信重工等企业,打下了如今洛阳冶金、化工、军工、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底子。同一时期,一批军工、化纤企业落户襄阳,成就了今天其培育千亿级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梦想;长岭炼油厂、岳阳化工总厂、岳阳造纸厂等一批中央、省属大中型企业在岳阳建成投产,奠定了其石化、造纸、纺织、机电等主导产业的雏形,逐步推动其石化产业跻身全省千亿产业集群行列。在2020年对“新二线”城市的评选中,洛阳、襄阳等城市入选,印证了“大三线”建设的余晖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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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城市的沉浮和复兴

在中西部地区一些地级市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过因一度成为枢纽城市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光时刻”。1938年湘桂铁路的贯通和衡阳铁路局的建立使得衡阳成为全国性的铁路枢纽,推动20世纪60年代衡阳工业总产值一度占到湖南省的近30%。1986年衡阳铁路分局撤销设铁路办事处后,枢纽地位逐渐丧失。伴随这一负面影响而来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衡阳原有老工业转型失败,陷入经济发展“失落的十年”。同样凭借交通枢纽地位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还有柳州。1953年从衡阳铁路局分出的柳州铁路局设立,奠定了柳州在广西区内的交通枢纽地位,柳州联合机械厂、柳州动力机械厂、柳州钢铁厂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始布局,并发展成今天依然是柳州工业中流砥柱的柳工、上汽通用五菱、广汽和柳钢等龙头企业,成就了40多年来柳州工业的辉煌。随着2007年柳铁南迁南宁,柳州的枢纽地位有所下降,加之汽车、钢铁等传统行业的景气程度下滑,柳州的产业又再次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在铁路网络建设滞后、新经济体量较小的背景下,仅凭螺蛳粉的走红还难以承载柳州新旧动能转换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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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领跑者的尾巴

2004年以来,江苏大力鼓励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并对到苏北投资的企业进行500—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江苏还组建了5对产业转移结盟CP,分别是南京与淮安、无锡与徐州、苏州与宿迁、常州与盐城、镇江与连云港等五大产业转移园区,由经济发达的五个城市分别对口帮扶苏北城市以实现产业“造血”,逐步推动了苏北的“群体性崛起”。在长三角城市群,近年来沪苏浙制造业向外围的安徽转移趋势明显,合肥先后引进海康威视、通富微电、新华三等长三角地区龙头企业。从未来一段时期看,产业和人口从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的趋势依然存在,一体化红利向更加外围的城市释放的进程还将持续。以神来之笔卖白马、换海螺、建奇瑞、引美的形成三大支柱产业,进而成就经济增长“黄金十年”的芜湖,后来也曾一度因为大基建时代的逝去和传统汽车制造业景气下行进入了新老产业青黄不接的阶段。为了赶上省会合肥产业迭代升级的步伐,芜湖积极探索深度融入长三角“朋友圈”的路径,近年来不断引入长三角的科创力量和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机器人、钻石飞机、3D打印、新能源汽车等以形成实现“基业长青”的新动能。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深圳出现了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分别推动“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一般制造企业和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向东莞、惠州、中山等城市群外围城市,汕尾、河源等周边地区以及湖南、江西等周边省份转移。虽然珠三角也同样借鉴苏南苏北结对经验设立了若干产业转移园区,但仅凭深圳和广州之力要推动珠三角各市和粤东西北地区“群体性崛起”仍非易事。事实上,这种梯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与核心城市的区位和地理距离决定的。这意味着拥有深圳和广州共同带动、产业转型更快的东莞将超越仅仅与广州同城发展、内源型经济发达的佛山,也预示珠西地区在深中通道、黄茅海通道相继建成后将迎来与珠东的莞惠相似的新一轮产业和人才外溢。怀揣着同样期待的还有京津冀鲁地区“后疏解”时代的河北和山东城市、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上的安徽城市、成渝地区成都和重庆主城九区之外的诸多城市乃至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西北各城市。但很多城市也会困惑的发现,即便在设施通达程度大幅改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落差逐渐缩小后,领跑者和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条的“政策鸿沟”“要素鸿沟”“创新鸿沟”,使得抓住领跑者的尾巴还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