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周子勋

嘉宾

韩保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周景彤 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

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编者按 时至中国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即将公布的关键节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了部分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如何？未来稳增长政策又将怎样发力？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邀请四位长期耕耘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智库专家，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政策走向进行把脉分析、建言献策。

在守住速度底线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长率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6.6%，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只有6.4%。2019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保持在6.4%，第二季度下降到6.3%，市场一般估计，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会继续下滑，甚至有人认为“保六”迫在眉睫。作为长期跟踪和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各位是如何研判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

韩保江：总体看当前经济形势，我觉得要在守住速度底线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增强底线思维的重要体现。由于世界经济增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拖累，以及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居高难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发展积极性趋缓，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空前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保增长”已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必须从观念上破除“速度与质量对立，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放弃一定速度”甚至“把速度妖魔化”的错误观点。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没有“保增长”的目标实现，就没有“六稳”的实现，也就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

刘元春：2019年不仅延续了2018年下半年以来总需求不足的局面，而且新一轮经济下行的紧缩机制已经加速形成，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收缩效应，虽然2019年减税降费起到十分重要的稳增长效应，但是我预判，第三季度GDP增速可能会回落到6.1%，而第四季度可能会回落到6.0%。主要因为一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全面回落，与产出的缺口主要是以大幅减少进口来填平，即依靠净出口的短期大幅增长实现脆弱平衡；二是总需求不足开始加速向供给面传导，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出现全面下滑，企业绩效和市场预期恶化；三是制造业生产和投资增速的回落趋于同步化，并向生产性服务业传导；四是核心CPI、PPI同步下行，并反过来通过价格紧缩效应导致市场主体感受趋冷，加剧投资和消费信心不足。

周景彤：外需走弱叠加内需放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预计第三季度国内GDP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主要经济体增长步伐同步放缓，英国“硬脱欧”风险接近临界点，中美贸易摩擦延续，越来越多的央行通过降息来应对经济放缓的挑战。另一方面，国内供给和需求同步放缓，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行。从供给端看，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三大产业齐放缓。从需求端看，出口稳定，投资和消费增速则双双下滑。企业生产效益也下滑。但同时，逆周期调节政策增强，“稳增长”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稳金融、稳投资以及稳消费、稳出口等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改革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宣布实施“全面＋定向”降准，加快和提前专项债的发行及使用，继续落实减税降费，促消费20条等多项政策逐步落地。未来这些政策的逐渐显效，有望使经济增速企稳。

汤铎铎：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这一不确定性。如果出现比较剧烈的外部冲击，比如全球经济继续恶化或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那么我国经济在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确有“破六”之虞。不过，在未来五到十年，我国经济仍有保持6%以上增速的潜力。我国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静制动，保持定力。在坚持金融去杠杆的大方针下，适时适度推出措施稳增长。同时，要有意识预留政策空间以因应未来可能发生的剧烈变化。

经济压力来自外部贸易摩擦叠加内部攻坚战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

刘元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外部贸易摩擦与内部攻坚战的叠加。一是全球经济自2017年达到高点之后在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步入下行阶段，导致中国外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大量去全球化因素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导致主要经济主体预期低迷、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信心不足；二是中国处于趋势性下滑力量和短期周期性力量的叠加期，出于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的锐变期，导致内生经济动力有所弱化。

周景彤：当前我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国际环境巨变与国内经济大调整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

国际环境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纷纷开启降息潮，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断上升；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重构，贸易摩擦长期化趋势延续，并有向金融、科技、教育、地缘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蔓延的趋势；三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格局正在由垂直型的分工向水平型的分工回归。

国内经济方面，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增长动力衰减、新兴增长动能培育，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但因传统产业体量较大，新兴产业增长还不能弥补上传统行业减速的空缺；二是我国人口数量型红利、改革红利正逐渐消失，创新驱动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仍需时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三是全球价值链重构浪潮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从过去的“高出口带动高生产”—“高生产再带动高投资”这种“外循环”模式，转换到“国内消费拉动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再带动投资”这种“内循环”，目前我国尚处于模式转换时期。

汤铎铎：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金融和房地产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构抑制消费，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随着城市化完成而逐步放缓，还包括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等；另一方面是短期的政策冲击和外部冲击，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和金融去杠杆。结构性减速叠加政策冲击和外部冲击，使得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格外复杂。

目前，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面临相似困局。或者退一步讲，我国可能位于发达国家所遭遇问题的早期阶段，可以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经验。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世纪之问”来概括：如何转变信贷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原先的信贷密集型增长模式所产生的存量债务积压应如何解决？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更一般化地表述为如何协调金融和实体的关系？或者什么是合理的金融结构和适度的金融业规模？

基建投资仍是未来托底投资增速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时报：基建投资和消费是今年我国稳增长的两大支柱。对于基建投资，前8个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2%，比上月明显加快。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的目标任务。有观点指出，持续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会产生投资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科技产业、教育和创新的投资。对此，稳投资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应该如何提升基建投资效率，以起到有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效作用？

刘元春：基建投资的扩张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但基建也必须要遵循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在补短板、具有瓶颈效应、互补效应的领域下功夫，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上进行创新。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基建投资的扩大还没有对科技产业、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2017—2019年在研究开发、服务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周景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需求回暖缓慢、制造业经营绩效下滑制约制造业投资增长，房地产政策收紧抑制房地产投资增速，因此，基建投资仍是未来托底投资增速的重要抓手。提高基建投资效率，一是要在选择基建投资项目上精选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且经济效益明显的重大项目，例如多种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生活需要，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二是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配资热情，并提高基建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将一定的投资资金形成高质量的实物工作量。三是更好地发挥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作用，减少投资的浪费与损失。

汤铎铎：基建投资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对其他投资的挤出，而在于地方政府债务累积所形成的风险。造成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金融去杠杆收缩影子银行，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困难，从而冲击了基建投资。可见，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是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大规模基建投资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对这一点要有清醒认识。但是，部分经济发展滞后省份仍有基建空间，而经济发达地区基建也有改善需求，这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

目前，我国各项投资均处在历史低位。对于民间投资，应该积极向竞争中性原则靠拢，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给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信贷政策方面给予适当倾斜，以激发其投资积极性。对于基建投资，应该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财力，积极处理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让好的基建投资项目可以顺利进行。

未来消费增速有望实现稳中有升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消费，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最近，国务院再次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提出要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消费税的调整对改善我国消费环境将起到怎样的作用？随着一系列消费政策的推出，是否意味着我国或将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消费贡献率高峰？

刘元春：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从理论上讲并不会对于消费带来系统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地方财政趋紧的环境中，这种调整在短期可能会导致征收力度的变化，但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当前消费的提升主要决定于几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占比要稳步提升，居民收入与GDP增速挂钩要得到有效落实；二是居民的杠杆率不宜过快上升，同时居民的财富不能出现缩水；三是对于消费升级和消费释放一定要加大供给管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在大健康等升级领域的紧平衡约束；四是对于目前食品价格上涨，应当加大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持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汤铎铎：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是一举多得的改革举措。首先，征收环节后移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税收属地错位和扭曲，缓解中央和地方以及各地之间在税收归属与使用方面的紧张关系；其次，消费税下划地方可以增加地方财源，缓解地方政府资金压力，稳定和促进基建投资；最后，消费税是促进消费和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相关改革有望进一步加强相关功能。

在经济疲弱的局面下，消费贡献率的提高只是说明投资和出口的下滑比较严重。由于消费的波动性较小，通过刺激消费稳定经济的空间也相对有限。如果在未来要维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投资必然要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周景彤：此前消费税较多在生产环节征收（如白酒、烟草等），由于生产和消费地往往不一致，因此不利于将其培育为地方主体税种，地方政府改善当地消费环境的动力有所不足。此次将消费税征收移至下游零售环节，则能够将税收贡献地与消费地相匹配，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

未来消费增速将逐渐企稳，有望实现稳中有升，但短期内较难迎来第四次消费贡献高峰。居民消费方面，三季度出台的多项稳消费措施未来有望提振居民消费，尤其是在稳消费政策重点扶持的信息智能消费、农村消费、绿色消费等重点领域，这些消费增速将企稳回升。汽车消费方面，未来随着汽车消费前移产生的透支效应逐步减轻，预计未来汽车消费将维持低位平稳，汽车刺激新政的出台和落地将是关键。房地产消费方面，考虑到房地产政策在短期内将延续收紧趋势，房地产相关消费将受到地产销售下行压力抑制。同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生产效益下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限制消费增速提高。综合以上因素，一系列稳消费政策有望助推未来消费增速企稳。但由于消费增速相对平稳，不可能大起大落，加之这几年消费率已经比较高，因此这些政策并不会显著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旗帜鲜明地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变得迫切。在各位看来，第四季度稳增长政策将会如何发力？要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应该重点从哪些方面着力？

韩保江：今年第四季度乃至明年要旗帜鲜明地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并以此来思考兼顾发展质量的有效政策。第一，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一方面要继续进行结构性减税，适度增加财政赤字，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利企业贷款和融资，努力保持充足的流动性。第二，要以保护财产权和建立容错机制为抓手，加快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相容”的体制机制，确保产权安全，宽容干部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犯的错误，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发展积极性。第三，要鼓励合理的集团消费，刺激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作为增长主动力的作用。第四，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增长点。

周景彤：预计第四季度财政政策将进一步加力增效。一方面，加大基建补短板，加快专项债拨付和形成有效投资，加快落实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新增额度工作，精选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项目，同时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助力基建投资企稳，托底经济。另一方面，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确保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货币政策继续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密切观察经济运行，把握好降准、降息的时机，并加强对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进一步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是考虑到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改变带来的外汇占款趋势性下降的压力，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有继续下降的空间。二是考虑到货币市场利率降幅有限，为进一步引导实体经济融资利率，未来央行有望进一步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利率等方式，以引导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下降，并通过LPR传导，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三是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长期融资，例如通过降低银行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以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

此外，实体经济发展还应抓住以下重点：一是继续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速短板领域有效供给扩大，激发需求潜力。二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三是引导产业高效聚集，科学推进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刘元春：我认为，稳增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以“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统筹各项工作；第二，要从消费补贴等方面做好“民生政策要托底”；第三，要全面关注行业分化、区域分化、所有制分化、企业分化等结构性变量接近临界状态带来的局部风险；第四，要更加重视就业稳定政策，保就业的重要性大于保工资，通过提高工资弹性应对成本冲击；第五，要及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小幅高频的降息举措应当及时推出；第六，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增速回升和企业效率改进。

汤铎铎：最快最有效的发力点还是在基建投资。在金融去杠杆和规范地方债务的总原则下，短期内可以通过特殊政策适当迁就地方政府在基建方面的资金需求。除了地方专项债和消费税下划，原有的影子银行通路也可以酌情放开，而不是全部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