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从战略高度审视与处理金融问题——全球化的困扰·新金融观·大国间竞争、争夺、博弈的战略新领域时间： 2020-03-23信息来源： 蒙格斯报告 白钦先专栏(第9期)| 2020-03-14 “国际金融研究”杂志2000年第12期　作者：白钦先　责编：qgy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它对人类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对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将是重大的和革命性的。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是日益高度信用化、信息化、契约化、金融化的商品经济，是金融经济。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经济相互渗透与融合，二者密不可分，在今天离开了金融的经济已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以及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新形势下，人们必须以全新的视野从战略高度重新观察与审视金融问题。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全球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健康有效、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对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积极稳健地参与和处理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正式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杂志2000年第12期。本文也属于白教授倡导的“百年金融”系列文章。

      全球化的挑战与困扰

全球化是一种潮流与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它在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事实上这一问题远比“机遇与挑战”这种简单概括要复杂、微妙和困难得多，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困扰。

一、全球化的困扰与困扰的全球化

1、全球化的挑战
笔者1999年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挑战和启示”一文中，曾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十大挑战，概括地说这些挑战是：

（1）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稳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制约度空前增强；

（2）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强，经济金融风险、波动与危机的联动、互动、传导与传染日益全球化，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3）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与流动的全球化同大国间争夺此类资源主导权或主控权的矛盾日益激烈；

（4）经济金融主权弱化，从而政治主权弱化，出现维护一体化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微妙平衡的问题；

（5）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复杂化和深化；

（6）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别化的矛盾日益加强；

（7）金融在提升了它对各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提升和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一风险又日益全球化；

（8）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开发过度、金融的虚拟化泡沫化严重；

（9）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的合格金融人才的供给严重短缺；

（10）全球各国自觉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突出。

这一问题提出以后，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登载或转载，它表明这一问题社会公众、舆论界与理论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此相关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官方决策层和新闻界关注与讨论的热点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和尖锐性；更表明这种非常关注中的种种困扰。
2、全球化的困扰
假如全球化仅仅是面临种种挑战与机遇，那么问题不管有多严峻，都要相对简单得多。迄今为止，关于全球化，人们的心情非常矛盾，认识也有待梳理与深化，应采取的对策也非常复杂，更面临种种艰难的选择，所以感到非常困惑：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性进步和重要转折”，别无选择，不可阻挡。
——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并没有“免费午餐”，全球化有成本与收益问题。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极不相同，相差悬殊。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是福，是利，他们全球化的初始条件都已具备，他们可以在成本最小的条件下获取全球化的最大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许是福，也许是祸，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也许是收益大于成本，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相反但又具相当“互补性”的不对称。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逐步的发展和适应过程。
——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的，规则的制定者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全球化对各国机会并不均等，“公平竞争”也只是形式上而非事实上的公平。但是你又不能不参与全球化，不融入全球化，游离于全球化，或者坐视、坐等“机会均等”和“事实上的公平”到来之时再参与，再融入，这永远不可能；你只能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逐步实现、争得事实上的“机会均等”和“事实上的公平”。这是一种充满机遇与挑战、风险与收益以及强迫与自愿共存的矛盾性两难选择。
——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理论上讲是世界各国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而事实上，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的控制与垄断为主体为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个逐步的有时是很激烈、迅猛的过程；全球化带来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性，有人说全球化是一个“陷阱”，是灾难；1999年联合国大会主席，纳米比亚外长古里拉说，全球化现在也被视为一种破坏力量，因为它在被当年的殖民者所推动，他们企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资源；全球化是市场的全球化，是商品、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全球化是高度竞争、残酷竞争与优胜劣汰的全球化。对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言，全球化是一种机会，借助它可以推行法律、社会发展和人权领域的“国际标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则有令其担忧的一面，全球化使联合国越来越紧密地同新的权力中心——工业化国家的大公司、高技术“大亨”和文化“偶像”结盟。
——全球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目标应是实现全人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实力的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金融与社会协调、稳定、有序、有效、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即实现全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各国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全球化、平等的全球化、公平的全球化、协调与和谐的全球化；不要彼此差距迅速拉大的全球化，不要充满风险与危机的全球化，不要利益与风险高度不对称的全球化，不要弱肉强食、没有人文关怀关爱的纯技术化全球化，不要畸形化发展的全球化，不要你的发展以我的不发展为代价的全球化，不要你一片“绿”、我一片“黄”的全球化，不要以明天的不发展为代价以换取今天暂时局部发展的全球化。
3、困扰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机遇、带来挑战、带来更多的困扰。这种困扰，困扰着除近三十个发达国家以外的全部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中严肃的、负责任的和更为理性的人们，也在加剧发达大国间的竞争与争夺，这种困扰正在蔓延、正在日益全球化。这种困扰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理性与思考，警示与警觉。

二、经济学的民族化与全球化

提出经济学的民族化与全球化这一问题，似乎有点怪怪的，有点不可思议。冷静想来，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颇具针对性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就其形式与内容本身，似乎是全人类的、超民族和超国家的、似乎是可以超时空的（不问何种时代、何种发展水平和何种国情），在某种意义上和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简而言之，经济学似乎是全球化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就其适应于服务于满足于某种国家和民族意志与利益的程度而言，经济学更是民族化的。一些学者往往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或者常常不愿意面对这一问题。事实上，美国人看得很清楚、讲得也很透彻而坦率。一位美国国会议长曾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是国家政治经济学。我特别欣赏美国人的坦率，人家都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不敢承认！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是维护与代表君主的国家权力与利益的，现代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质上代表不代表一种国家意志与利益？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学都针对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问题，号称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推崇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与自由流动，尤其推崇商品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极力鼓吹资本流动的全球自由化，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却从来不讲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一领域不讲经济自由主义或者同样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在这一领域拥有优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此为一张牌来面对发达国家的“零关税”、“资本自由化”、“金融保险服务自由化”和“劳工标准”等王牌呢？“劳工标准”这一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还是首先是发展水平、社会与政治问题呢？他们也是自相矛盾的，西方经济学从来不关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却偏偏只关心发达国家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并且以此为一张谈判的牌呢？上述种种无不证明那位可尊敬的美国国会议长先生看法的正确性。即承认经济学的某种程度的民族化或者如洋人所云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国家政治经济学。显然，自然科学本身不大可能有什么“美国物理学”、“英国化学”，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与金融学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它自身固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某种民族的、政治的性质。问题在于有些人在无视、模糊或否认这种性质的同时，要把西方经济学全球化、全人类化，要将经济学脱离其人文社会性质和某种程度的民族性政治性而“纯科学化”、“纯自然科学化”，泛人类化。

三、全球各国的全球化战略和大国战略的全球化

面对全球的种种机遇、挑战与困扰，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的决策当局都高度重视，以至于这一问题成为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议长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许多国家都已制定或正在制定面对全球化的战略与对策。这是一个十分紧迫并具极端重要性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必须严肃面对，并形成自己的全球化战略与对策。
在全球各民族国家中，已经或正在或将来可能掌握全球性国际经济金融资源开发利用主导权和主控权的少数大国，他的全球化战略的对外部分，即针对全球、面对全球的部分，这部分战略必须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大国战略的全球化。本文第三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以全新的视野观察金融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与金融以及彼此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自然资源即社会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金融的社会战略性资源属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承认，这引起了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创新，新金融观——金融资源观、金融资源效率观、金融的全球性、宏观性战略观正在逐步形成。可以预言，金融问题，特别是全球金融问题、国际金融问题，将是21世纪大国面对和必须严肃处理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新金融观——金融资源观与战略金融观

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以及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新形势下，冷静而科学地观察与审视金融，人们会发现金融已不再简单地是过去那种资金运动的“信用中介”，将金融简单地解释为货币与资金的融通或借贷已不再公允，且具有相当的简单片面性；金融也不再单纯地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或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一种“工具”或“杠杆”，而是成为经济的核心，成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金融运行状态问题、货币政策（准确地说是金融政策）问题、金融波动与危机的传导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国内政策问题、独立主权问题，而成为一种全球性战略问题；金融已不再简单地、单纯地“从属于”、“外生于”、“决定于”经济，而是在“相融于”、“适应于”、“内生于”经济的同时，它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越来越“独立于”、“超越于”、“相悖于”经济，出现了同传统实体经济相对的、以国际金融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且后者在世界经济运行中日益居于主导地位，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相互交织运行的前所未有的复杂运行态势；金融问题已不再单纯地是一种行业性、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而成为一种全球性、战略性问题；金融也不单纯是一个行业性简单系统，成为一种涉及国内与国外、经济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过去、现在与未来众多因素的复杂巨系统。
综上所述，当代金融问题，首先是全球性问题，然后才是区域性、国别性问题；首先是宏观性、战略性问题，然后才是微观性、战术性问题；首先是理论性问题，然后才是决策性、对策性、行业性、操作性、技术性的实践性问题。
金融问题的复杂性和它在全球以及国别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战略重要性，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觉、习惯认识、理论概括，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强烈的反差。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是习惯于从一种行业、职业、具体业务的角度来认识金融的。一说到金融，立刻展现在眼前的常常是具体的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汇市场、证券市场这些实体，或者是存款、贷款、转账、支付、结算、股票、债券、本票、汇票、支票，这些具体的金融工具或业务。即使是权威性的英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是从微观的市场性操作性角度来定义和解释金融的，它说：“现代金融的核心，包括的是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市场的有效性、风险、收益和定价等经济过程。”还有的权威性金融杂志发表文章，题目就是“金融工程学——21世纪的金融学”。说金融工程学的出现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丰富与创新，是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工程化、模型化、数理化发展的新成果一点也不为过，要说21世纪的金融学就是金融工程学，也有点太言过其实。更有甚者，对于金融的微观性、技术性、操作性片面理解，已经在经济金融专业人士群体中产生严重后果，今年某高校金融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面试中，竟然是专业大专生应知的诸如什么是信用？什么是货币？货币是由谁，通过什么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样的金融理论中的A、B、C问题，考住了五六名考生，而对期权、期货、金融市场定价等技术性问题倒还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这是很值得深思的。这是一种值得大家严重关注和警惕的极端的片面性倾向。

二、新金融观——金融资源效率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反思，使人们变得冷静而更为理智，理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表明：无效或低效的经济是金融资源无效或低效配置的结果；任何无视或脱离金融要素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决策，都将产生极为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金融是一柄“双刃剑”，金融资源是兼具一般资源属性和特殊资源“双重属性”的特种资源；金融危机的更为深刻的根源是基本经济金融理论危机。
迄今为止，人们都是直接从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研究与衡量一个经济或一种经济行为的有效或无效，高效或是低效的。但是，今天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即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的效率，那么一种全新的效率观——金融资源效率观便应运而生。从这种效率观出发，人们发现情况恰恰同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即无效或低效的经济是金融资源无效或低效配置的结果。这样，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在前，无效或低效的社会经济在后，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同样，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是金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经济领域不合理配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无效或低效的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是在宏观和微观上无视或脱离金融要素或错误地做出经济金融决策的结果。明确这一点，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更有一种全新的机制导向和决策政策性方法论意义。

三、金融危机的更深刻原因是金融理论危机

金融对于当今世界以及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成也金融、败也金融，金融是一柄“双刃剑”。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时间越是向后推移，那么金融波动或危机的频率就更高，金融波动与危机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也就越严重。而这恰恰就是经济日益全球化和日益金融化的历史，也就是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越是金融化，一般市场经济越是成为金融经济，金融就越是“万能”和“无所不能”，那么金融在不断提高了对全球经济或国别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金融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也在提升与累积。金融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刃剑”。
如前所述，金融是一种社会资源，是宝贵的战略资源。认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实际是认识和承认了金融的客观性即非主观性。而其所以是战略性资源，只是源于它在全球及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战略重要性。金融是一种资源，使其成为一种资源配置对象，各国政府、中央银行、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就是开发配置金融资源的主体；金融又是一种特殊资源，使其成为配置其他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即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来配置其他一般资源。
金融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问题，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吸引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人的极大注意，引起那么多的困惑与困扰、恐慌与恐惧。电脑“千年虫”问题，毕竟只是短期性的一个特别的具体问题。但金融问题，金融危机问题，却必须时时面对、天天面对，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事实上，在金融经济时代，金融，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它，还要主动开发它、利用它、须臾离不开它；然而金融危机却时有发生，损失惨重，不招即来，挥之不去。
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的原因，或是由于人们经济金融决策的失误、政策的失当、监管的不力，或是源于某种汇率制度的风险累积和国际炒家的恶意炒作，但原因背后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严重滞后。简而言之，是人类对金融的错误理解，即对金融的过时的“工具性”、“技术性”、“从属性”非客观性认识与理解，导致了错误的经济金融决策与政策，导致对金融的滥用与失控，酿成了国别性、区域性，甚至于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就是说，金融理论危机导致了这样或那样的金融危机。人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

   金融将是21世纪大国间竞争  争夺和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

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中，金融是一个核心要素，一系列的变革、挑战、机遇、困扰、矛盾与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以金融问题为中心展开。因此，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金融问题，特别是宏观金融问题，全球金融问题和国际金融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影响重大而深远、无法忽视、排不开、除不掉、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此是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理智而清醒地面对与处理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21世纪大国间竞争、争夺和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肯定是金融领域。

一、21世纪大国间竞争、争夺与博弈的主战场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的全球化是非常明显的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金融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占有主导性地位，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国际化产生了、提出了、强化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
——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全球化尖锐地提出了全球金融的共同安全问题和预警救援体系问题。在新形势下，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稳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制约度空前增强，同时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也日益增强，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风险与危机有日益全球化的趋势，而金融风险与危机的传导与传递有迅速而猛烈地跨国界联动、互动和传染的特征，这就使金融安全不仅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也尖锐地提出全球金融的共同安全问题。也就进而尖锐地提出各国在这一领域彼此密切而真诚地协调与合作以及逐步建立全球金融共同安全预警体系和救援体系的问题，即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
——金融资源，特别是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的垄断性和不对称性。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特别是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其开发配置主体的“市场准入”是不自由的和极为有限的，这就产生准入的自然或人为垄断，因而这类资源开发配置的“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收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形成二个“不对称性定律”。前一个定律表明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的收益大于成本，后一个定律表明其风险由全球各经济体（包括个人）承担，而收益却由开发配置主体独享。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有可能在强烈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驱动下过度地“滥砍滥伐”，从而有可能使本已虚拟的经济更“虚拟”，使经济与金融的泡沫化更严重，从而酿成灾难性后果。
针对这一情况笔者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若干指导原则，即：首先是遵循充分民主协商和各方一律平等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动用表决机器的原则；其次是确定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权利与责任、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性原则；再次是维护一体化市场化利益与尊重各国经济金融安全与主权相统一的原则；最后是遵循对发展中国家非互惠的单方面优惠待遇原则。
——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大国间争夺此类资源主导权与主控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争夺的风险、成本与恶性后果强迫性地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
这种斗争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与日元的绝对与相对地位的确定与角逐，以及对各种全球性、区域性金融机构领导权的争夺和游戏规则的确定，例如前几个月围绕IMF新总裁人选在美德之间发生的矛盾与斗争。
根据主宰世界经济金融主导权与主控权的西方发达大国的权利与利益分割协议（这一协议明确地排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型国家），世界银行总裁应由美国人来担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则应由欧洲人来担任。德国政府推举他的一位财政部副部长担任此职，而美国迅速而公开地表示反对，认为“资格不够”，德国总理的首席顾问立即尖锐地回击，说：最近围绕IMF总裁人选的矛盾与斗争，是站起来的欧洲人反对美国为所欲为的举动；又说，人们发现美国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制定了全球化战略，现在又要通过IMF来制定全球化的规则。看，发达国家在争夺全球性金融主导权与主控权的斗争中，道出了他们的全球化战略与战略意图，他们的利益之所在即意志之所归。这些他们平时不说，关键时刻不得不说了，由此人们也就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存什么善良愿望、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再如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斗争。1998年下半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浓云密布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日高的背景下，日本小渊惠三首相在春节前匆匆走访欧洲和美国，提出建立美元、欧元与日元的“三驾马车”体系来合作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结果美国断然反对，欧洲人客气地回报冷淡，终使这一提议流产。这再一次表明发达大国间争夺国际金融主导权与主控权斗争的激烈与利益的冲突。
——防止金融大国玩金融牌掠夺别国财富，延缓别国发展。基于上述三方面，即为一国利益计，自觉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新形势下各国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彼此的联系与依赖，风险与危机的跨国界传导传递，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自觉主动地利用金融武器，利用巨大的金融实力，充分利用其拥有的金融主导权与主控权，炒作、制造或发动一场国别性或区域性金融危机，以达到既掠夺财富，特别是金融资源，又削弱他人实力或延缓其发展的目的。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有种种迹象表明此说并非天方夜谭，当然，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一旦失去控制蔓延开来，就会殃及自己，引发全球性危机。
——金融危机解救中的大国博弈。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直到1997年年底，各相关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与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是隔岸观火，口中念念有词。严重、严重，忧虑、忧虑，解救、解救，但谁也不来真格的，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在舆论强大压力与有可能形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下，才勉强动手解救。但围绕这一问题，大国间以及同国际金融机构间围绕救与不救，救谁不救谁，谁先救、谁后救，先救谁、后救谁，你拿多少，他拿多少，谁先拿、谁后拿，争论不休。这实际上是发达大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围绕金融危机解救而展开的一种博弈。金融危机解救的成本与收益，可以有许多种组合。相关各国及机构都是从自身利益、解救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或危机国的利益作为主体优先考虑的。这是很可悲的，但却是必然的和现实的。
——防止金融超级大国利用“金融霸权”从事金融侵略。“防止金融超级大国利用‘金融霸权’从事金融侵略，或同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手段综合运用，给某一主权国家造成致命性打击，成为新形势下的一大课题。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就曾毫不掩饰地指出“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全部硬通货”、“掌握国际资本市场”是“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全球战略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的战略。美国是全球性金融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导国，是上述“三大系统”和“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的主控国，它拥有4.5万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和庞大的金融资产，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又不同黄金挂钩，成为纯信用货币而不必承担任何明确的责任。尽管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客观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但也不足以防止其在极端情况下，在某一段时间内运用金融超级武器从事侵略“豪夺”，更难以避免平时利用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间接的、直接的手段从事金融资源的国际“搬运”，从而实现对金融资源的“巧取”。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非常值得警惕与特别重视的问题”。

二、中国全球化战略中的战略的全球化

面对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在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中，主要的大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种的大国，中国必须从两个角度，即既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又从一个大国的双重角度来思考与处理这一问题。尽管这两个角度是不同的，各自独立的，但又必须联系与统一起来。但限于篇幅与时间，本文不准备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但在作为大国的全球化战略中，必须有一个面对全球的针对全球的全球化战略，即大国战略的全球化。具体而言，中国应逐步确立自己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政策，强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准备。这包括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总体战略、人民币逐步完全自由可兑换和逐步国际化，以及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的问题，中国金融业国际化问题，中国对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包括亚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金融组织问题）的态度与政策等问题。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历史责任。人们对此应有一种明确的意识与准备。
亚洲金融危机将中国迅速推向全球经济金融国际舞台的前沿。危机表明，中国“有惊而无险”，“风景这边独好”，并被国际社会一致称赞为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大国”，使中国提前成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向21世纪，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也就必须同时成为金融强国。今后中国应高瞻远瞩地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与发展机遇，更积极主动地稳健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变革、发展与稳定工作，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争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