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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时间: 2018-09-15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8年第5期 作者:刘成坤 赵昕东 责编:qgy


摘 要:由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差分广义矩估计,还是系统广义矩估计,均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国有化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对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人口老龄化仅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且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西部地区。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4-0069-12 收稿日期:2018-04-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劳动生产率:检验、预测与政策选择”(71573093);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项目计划“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的发展问题研究”(1601106004)。

作者简介:刘成坤,男,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数量经济学博士生(泉州 362021)。

赵昕东,男,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理学博士(厦门 361021)。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适龄劳动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典型的贫困国家跃升到现在中上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2000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攀升,到2016年底,这一比重已达10.80%,在短短16年间增长了近4个百分点。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次产业的占比分别为8.6%39.8%51.6%。自从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心就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年上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也随之出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和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新思路。从近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趋势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在缓慢下降,但经济增长质量却在不断提升,当前中国正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过渡时期。在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其三次产业的投入要素一般都会经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尚未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固然重要,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样不容忽视。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以及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产业结构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较早对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需求导向型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刘伟等人则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理论层面的研究。Francisco J. Buera & Joseph P. Kaboski基于企业规模角度的研究发现:随着服务业和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导致工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增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Roberto M. Samaniego & Juliana Y. Sun研究了生产率增长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发现生产要素由生产率增长速度较低的行业转向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的行业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张斌和李军在产业结构演进模型中加入人口老龄化因素后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取决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当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效应大于供给效应时,人口老龄化通常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会阻碍第二产业的发展。杨晓奇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会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实证层面的研究。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层面的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其一,对国外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Michael Peneder基于28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是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Boriss Siliverstovs等人基于51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1970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老龄化程度的上升对农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和采掘业的老年群体就业份额均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有利于社会团体、个人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等行业老年群体就业比例的提升。Timothy Uy采用韩国19712005年的宏观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发现国际贸易对韩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陈卫民和施美程利用55个高收入OECD国家以及高收入非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消费需求效应,发现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通过消费需求效应推动服务业就业及产值比重的提升,且需求效应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升而最大,但高度老龄化之后,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效应不再显著。Tomasz Swiecki基于45个国家在1970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发现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以及服务业劳动份额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研究。Robert Dekle & Guillaume Vandenbroucke基于中国19782003年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采用包含两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发现样本期间政府降低税率促进了非农生产部门物质资本的积累,同时人均收入增加导致对非农产品需求急剧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也因此大规模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Sara Hsu & Alba Carolina Melchor Simon研究发现:通过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以及加强金融领域的创新可以挖掘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巨大潜力,进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选择及合理的资本深化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陈望远和黄金波研究发现:FDI不会对第一产业增长值产生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值的提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栋和李新运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动方面研究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劳动力老龄化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李杏等人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大都是基于静态面板模型,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上一期的产业结构状态必然会对下一期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差距,仅有张国强和汪伟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中央政府在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和扶持政策时往往执行同一个标准,导致政策的执行并未收到很好的成效。因此,本文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机制分析、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1. 机制分析

一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往往与其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密切相关,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一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产生影响。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均认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条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其影响机制可用图1来表示。

                    

第一,从供给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口老龄化使得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这就必然使得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几个部门之间的份额受到影响。蔡昉认为,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二元经济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过去的30多年来,廉价劳动力急剧增长产生的人口红利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随着“倒U型”增长路径的出现,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在连续经历了数十年的增长之后,从2013年开始出现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已难以逆转,劳动力的日益稀缺必将使得单位用工成本不断上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二,人口老龄化在使得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同时,还会对社会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从中国现状来看,虽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日益严重,但总人口仍处于增长状态。适龄劳动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以及物质财富的创造者,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必然使得社会总财富的积累速度下降。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使得劳动者的平均年龄随之上升,而老年劳动者无论是在创新能力、职业技能还是综合素质方面均远不如年轻劳动者,劳动力中老年劳动群体比例的上升必然会拉低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其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会使得家庭的教育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对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近十几年来,虽然老年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但少儿抚养比却在不断下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由于家庭拥有的子女数大幅减少,现有家庭普遍只有一到两个小孩,这就使得家庭集中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其不仅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会推动社会创新水平的提高。因此,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累积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从需求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需求方面的影响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需求是经济活动的起点,需求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因,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在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Rui Mao & Jianwei Xu基于中国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个人消费预算分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年龄差异是影响各部门收入的主要原因,青年人的消费预算主要用于食物、教育、文化和娱乐方面,中年人的消费预算主要集中在服装、交通和通信方面,而老年人的消费预算则主要用于食物和医疗保健品方面。由于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极为庞大,而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又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这就必然会极大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部分欧美发达国家的老龄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0%以上,而中国的这一比重还不到10%,这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较低,老龄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规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程度的日益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渐完善,未来的二三十年是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的需求效应必将凸显出来。其二,人口老龄化对投资需求的影响。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人们的消费支出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人们在第一阶段参加工作并获得收入,但在第二阶段并无收入来源,因此只能用第一阶段的储蓄来弥补第二阶段的支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理性个体为了保障晚年的生活质量,会在年轻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进而提高稳态时的人均物质资本,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人既是社会中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老龄人口属于只消费不生产的群体,当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时,劳动群体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趋于减少,而消费者的需求量却趋于上升,这就使得社会上的物质资本存量也随之减少,从而对社会投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因此,无论是从供给角度来看,还是从需求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都是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究竟是为正还是为负,需要通过构建实证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

2.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老年人口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代理变量,并取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作为稳健性分析变量。借鉴徐敏和姜勇等人的研究方法,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包含在内,构造如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insit=ins1it+2×ins2it+3×ins3it1

其中,ins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s1ins2ins3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nsit=α+β×oprit+γi×xit+εit2

其中,opr为老年人口比重,α、β、γ为参数, x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在公式(2)中,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仅是当前的,并未考虑前一期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当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由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滞后效应,不控制滞后项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然不符合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公式(2)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insit=α+β×insit-1+β×oprit+γi×xit+εit3

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1)人力资本。靳卫东认为,产业结构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转化的基础,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方向和效果,本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物质资本。张翠菊和张宗益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资会显著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用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来衡量,由于原始数据中仅能找到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的流量数据,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处理,取1998年为基期,参考沈利生等人的研究,将折旧率设定为7.2%。(3)财政分权。魏福成等人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占中央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4)基础设施。吴福象和沈浩平的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发挥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选择”机制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区际互动,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等级公路里程来衡量。(5)外商直接投资。裴长洪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有利于中国提高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6)技术水平。武晓霞研究发现,技术水平会对省际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采用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7)国有化程度。刘玉飞和彭冬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化程度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本文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所有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3. 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文中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考虑到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划分出来,初始年份的数据在准确度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的样本长度为19982016年,研究对象为中国的31个省(市区),原始数据中存在少数缺失值,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填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除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这几个变量的方差大于均值外,其他所有变量的方差均小于均值,说明大部分变量均比较集中。从变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结果来看,部分变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如物质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这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物质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数量级均较小,为减缓数据的波动性以及异方差性,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对这两个指标取对数处理。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了更细致地考察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绘制了如图2所示的折线图。


从图2来看,从1998年至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在上升,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与此相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则一直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则比较稳定,一直在40%45%这个区间范围内缓慢波动;第三产业的变动趋势与人口老龄化呈现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一直呈上升趋势。为了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进一步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结果与说明

1.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确保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先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及平稳性检验。在下文的各个模型中,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此外,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各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均可进行实证分析。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由于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方法(GMM)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可能比差分GMM更加有效,本文采用由Blundell & Bond提出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一般情况下,两步估计法优于一步估计法。因此,本文采用两步GMM估计法对动态面板模型(3)进行估计。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在对结果进行分析时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为主,并将其他结果与其进行对比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无论是差分GMM还是系统GMMsargan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同时扰动项的二阶差分拒绝了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且有效的。与普通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相比较,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明显变大,但无论是普通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还是GMM估计结果,均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上文的理论分析来看,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以及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之所以为正,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用工成本上升,迫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退出市场,并逐渐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取代;另一方面是由于庞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极大地推动了第三产业中老年服务业的发展,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及产值占比均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存在部门偏向性和产业偏向性,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后,绝大部分流入了制造业,而服务业中绝大部分产业尤其是生产性行业均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严格约束,这些行业通常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禁入领域。此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外贸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对于大部分出口企业,刚开始引进外资时可能会产生比较显著的溢出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逐渐被挤出效应所取代,陈涛涛等人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均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外商直接投资类似,国有化程度也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远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国有化程度之所以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是由于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的垄断企业,这类大型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普遍存在管理松散、效率低下等问题,这就导致不少大型国企尤其是工业领域的国企在出现产能过剩、亏损严重的情况下仍在运营,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因此也就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最终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虽然显著为负,但数值极小,可忽略不计。人均资本存量、财政分权、基础设施、科技水平等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无显著影响。

2. 稳健性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衡量通常包括多种不同的指标,为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稳健,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再次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当将老年人口比重替换为老年抚养比之后,人口老龄化仍然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与表2的结果相比,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出现了小幅下降。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有化程度仍然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极小,而其他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较小或是不显著。因此,表2中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


由表4可知,当老年人口比重被替换为总抚养比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与表2和表3相比,其影响程度进一步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与老年抚养比相比,总抚养包含了少儿抚养比,而少儿抚养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削弱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这也进一步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稳健的。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显著为负。从表2、表3和表4中共同得出的结论是: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化程度均会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 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额区域差异,根据最新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31个省(市、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对于分区域数据,考虑到样本数量已大大减小,为简单起见,本文采用一步系统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从模型13的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层面的样本,无论是基于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还是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系数均在0.5左右,且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一步GMM估计方法也是有效的。但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来看,分区域的估计结果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全国层面的结果类似,均显著为正,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不显著。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有相对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西部及东北地区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为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奠定了基础,已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基础差,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且当地的产业主要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当地的老年群体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蔡昉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理想模式表现为先从东部发达地区起步,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雁阵模式,最终实现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正好验证了这一观点。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化程度也表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国有化程度仅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基于19982016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化程度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区域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无显著影响,但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国有化程度会阻碍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则无显著影响。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趋势在短期内已不可逆转,随着中国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3年首次出现下降趋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然而,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户籍的劳动力在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不能享有与城镇户籍劳动力均等的待遇,而农村户籍的劳动人口规模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农民工往往年龄超过40岁以后,就具有较强的返乡愿望,这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不仅会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会延缓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进程,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水平,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

第二,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力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能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仅包含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还包含产业结构的内部升级,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将不得不转移到新的工作岗位。与劳动密集型的岗位相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岗位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更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资本密集型岗位的劳动者会因缺乏技能和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在遭遇未来就业冲击时陷入困境,也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和产业的优化升级。因此,一方面,可通过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和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增强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第三,优化区际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健全区际产业联动机制。中国经济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这就使得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区域与产业间具有较大的转移和优化配置空间。虽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区域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对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充沛,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对于中西部地区,虽然地理位置欠佳,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可通过优化区际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健全区际产业联动机制,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体来看,一方面,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其他地区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手段,鼓励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向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转移,以更好地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要积极提供与产业转移相对接的配套设施,引进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此外,还要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和发展环境,不仅要留住当地的人才,还要吸引外来的人才,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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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China’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iu Chengkun  Zhao Xindong

Abstract: As China??s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s a continuous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 with path-dependent inertial features, there may be lagged effects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oo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6, a dynamic panel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a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differenc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and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indict that the population aging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degree of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arious region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will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but it will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it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northeast than on the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Dynamic Panel ModelGMM Estim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