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有关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些思考时间： 2017-07-05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作者：安虎森 责编：万山
专著连载六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文献
区域发展创新论
主 编：罗布江村 陈达云 陈栋生
副主编：肖金成 郑长德
有关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些思考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学中关于区域的概念至今尚未有明确的定义，最早的经济学角度的区域概念是于1922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拟定的提纲》中所给出的区域概念，即“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区域。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不过，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关区域的定义是由胡佛于1984年给出的定义，他认为区域是“为了叙述、分析、管理、规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视为客观实体来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以根据内部经济活动同质性或功能同一性加以划分” 。胡佛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集体，可以减少所要掌握并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普查区、县的统计总量和平均数所提供的信息量与大量的单项普查所提供的信息量是同样丰富的，但在分析、处理上，前者比后者容易得多。同样，聚集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经济单元或经济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总和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集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出，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 。胡佛还指出，每一个区域必须“包含至少有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 。如果把上述的表述重新整理，则分层结构（交易的分层结构、城市等级系统、监管的分层结构）、自组织能力、专业化分工与均质性是核心，而其本质是一种经济组织，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讨论的问题。
一、区域概念的重新认识
区域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组织，可能有些人对这种提法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上把组织概念限定在企业以及企业集团层面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的经济组织的概念，可以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找到，该词典指出，“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 。诺思指出，组织是人们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到一起形成的团体或实体，可以分为四种：政治组织（如政党、立法机构、议会、管理部门），经济组织（如公司、商业团体、家庭农场、合作团体），社会组织（如教会、俱乐部、体育协会）和教育组织（如学校、大学、培训中心）等。科斯尽管对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他并没有对经济组织进行定义，而是直接对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因此，交易成本是理解经济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组织一般是由团体构成的，团体是与组织紧密联系而又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它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一种界于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人群集合，而组织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经由分工与合作及不同层次的权责分工而构成的人的集合。“团体与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团体强调人们心理上彼此的联系和作用，而组织强调人们在一定制度规范下的职权分工与合作。因此，组织这种人群集合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员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及权利责任制度” 。可以看出，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经济组织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成本和制度。
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的经济组织的概念，是杨小凯在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中给出的。杨小凯指出，“市场除了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讨论过的配置资源功能以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能减少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结构。这里的经济组织概念包括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产品种数、生产迂回程度、企业内部组织、剩余权结构和合约、市场中的层系结构和企业内的层系结构、货币制度以及景气循环模式” 。根据这种观点，经济组织是有关生产和交易的组织结构，自给自足是一种经济组织，分工也是一种经济组织；如果在分工组织中出现企业制度，则又是另一种组织；如果在包含企业制度的组织中，出现交易的分层结构，则又是另一种组织；如果又包含金融体系，则又是另一个经济组织，等等。根据这种理解，经济组织是可以演进的，而演进后的经济组织与演进前的组织是不同的组织，交易效率的提高是经济组织演进的原动力，而直接推动组织演进过程的是市场，市场可以选择更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在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理解区域概念的核心变量为均质性、专业化分工与均质性、交易层系和城市体系结构、自组织能力。现在我们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核心变量，也就是说这些反映区域概念的核心变量所反映的是什么，是否反映某种经济组织的特征。
1、专业化分工与均质性
在现实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且存在分工经济，因此农民专门生产粮食并以粮食交换拖拉机，工人专门生产拖拉机并以拖拉机交换粮食。但农民专门生产粮食，需要土地和劳动工具（拖拉机），工人专门生产拖拉机，也需要金属资源和工具（机床）。一般来讲，生产工具是可以通用的，如拖拉机和通用机床，但土地和原料常与当地所在区位是很有关系的，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土地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农作物在可以南方生长却在北方不能生长，同样在地表上各种矿藏资源的分布也不是均匀的，绝大多数矿藏的分布都是块状或片状分布，有些地区存在丰富的石油资源却没有金属资源等等。我们知道，分工组织相对于自给自足组织是高效率的，但具体出现何种分工主要取决于当地初始获得的优势，如果这种优势来自于当地的资源状况，则这些是静态的比价优势，如果这种优势来自于某种先机，则这些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这就是说，在金属资源富集区，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包含迂回生产方式、企业制度与剩余权结构、交易和城市的分层结构、金融体系、景气循环模式等的经济组织，然而此时的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主要围绕金属制品的生产与交易而展开的；如果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中央实行倾斜政策等方面的优势，那么同样可以选择包含迂回生产方式、企业制度与剩余权结构、交易和城市的分层结构、金融体系、景气循环模式等的经济组织，然而此时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主要围绕外向型经济而展开的，这在一国范围内表现为区际专业化与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比较优势或国际分工。
分工与专业化存在分层结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企业之间的分工、区际分工、国际分工等等。如果我们不在生产者、企业层面而在区际层面上考虑，则区际分工、国际分工是生产的空间分工，也是一种高层次的分工。但交易的分层结构可以解决交易对象不同而导致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但不能解决交易种类不同而导致的交易成本问题，如果把所有的贸易品种类散布在所有城市里进行交易，那么扩大人们搜寻同类交易品信息的成本，因此不会把所有的贸易品种类散布在所有城市进行交易，而把不同种类的交易品集中在不同的城市，这样就形成了交易的类型结构和城市的类型结构，这就是城市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也是高层次的分工。
区际分工和均质性特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区际分工，任何区域在对外显现为承担某种专业化职能（有时具有多种专业化职能）。因为这种专业化与分工，区内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主要围绕一种或几种专业化部门进行，因而区内人力资本结构上的差异较小，区内不同行业之间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相对较小，区内收入水平上的差异也相对较小，显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均质性。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区域，所承担的专业化职能类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较小，则这些区域可以组成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类似于我国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一样。总之，分工与专业化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
2、自组织能力
自组织能力主要涉及到生产活动的组织结构和交易活动的组织结构。迂回的生产方式与分工专业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分工水平很高，则中间投入品和最终消费品的种类繁多，生产链条不断拉长，生产过程越来越迂回。如果中间产品贸易比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力的交易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则产生与买卖劳动相关的企业制度，随之出现了企业以及企业集团。企业最突出的特征为层级组织，我们平时所说的完善企业组织就是指进一步完善这种科层组织而言的。如果对外交易活动都通过中心市场来完成，则有时会支付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为提高交易效率就产生交易的分层结构，并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易活动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商人以及商业和进出口贸易业。随交易的分层结构，也出现了城市的分层结构，既不会把所有的交易都集中在大城市进行，也不会全部分散交易，而根据交易层次的不同，分别在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当许多交易活动不能同时完成时，提高交易效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有便利交易的某种物品，这就是货币以及信贷系统，随之出现了各种金融组织和金融衍生产品。如果转换成本足够高以及熟练经济是完美的，则劳动力不能频繁转换自己的工种，因而必然存在结构性失业和景气循环。可以看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经济组织概念里的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产品种数、生产迂回程度以及景气循环模式指的是生产活动的组织结构；企业制度和企业内部结构以及剩余权结构、交易的分层结构和城市的分层结构、货币制度和金融机构指的是交易的组织结构。生产活动的组织结构和交易活动的组织结构，构成了经济组织的自组织能力，而这种自组织能力是经济组织的本质。自组织能力的存在与否是经济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
3、交易的分层结构与城市等级系统
具体的某一城市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现在很难回答，但从历史上考虑，一般情况是先有“城”后有“市”。我们先讨论一下“市”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某个人想选择专业化生产方式，但如果其他人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则不能进行专业化生产，因为他不能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也不能购买他不生产的产品。因此，每个人选择某种生产方式的的决策，决定了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次数，而所有人选择生产方式的决策和这些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分工网络规模。然而，分工网络规模的扩大又带来交易费用的扩大。假设每对交易伙伴在他们居住地连线的地理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分工水平的提高扩大交易网络时，总的交易出行距离以及相关的费用会超比例地增加。但如果把这种分工而导致的扩大的交易活动集中在某一区位，则就等于把很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大大缩短社会总的交易距离，进而大大提高交易效率。这样，我们可以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交易的地理集中提高交易效率之间的一般均衡含义来解释“市”的出现，把一个很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到某一区位就是“市”，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再从政府以及监管功能角度来考虑，监管功能不可能分散在各地，也不可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常采取的做法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设立一个派出机构，由这些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该空间范围内的监管功能，而这种监管功能所在区位就是“城”。可以看出，“城”与“市”的结合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某一区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有关区域经济活动的所有指令都由城市发出，这就是胡佛强调区域“包含至少有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的原因，其背后的含义是构成区域自组织能力的各种生产组织功能和交易组织功能主要集中在城市，不管其自组织能力的大小，但没有这种城市，则无法组织区域经济活动，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如果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只有一个大城市，那么该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要到这个城市进行交易，但如果分工水平很高（也就是贸易品种很多），则有些贸易品而言，人们同邻居之间直接进行交易反而比都要到大城市进行交易更方便，交易费用也更低。因此，人们不会把所有的交易都集中在大城市进行，也不会把所有交易分散在各地进行，与邻近交易伙伴的交易就在附近的小城镇进行，与邻省的交易伙伴就在中等城市进行交易，与邻国的交易伙伴就在大城市进行交易，这样就出现了城市的分层结构，也就是城市等级体系。可以看出，交易以及城市分层结构的存在是经济组织第三个重要的特征。但交易的分层结构和城市的分层结构还包含空间维度。正因为这样，区域这一经济组织，更确切地说是包含空间维度的经济组织。
4、监管的层级结构与地方政府
如果众多的人从事某种生产活动或交易活动，那么为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经济系统需要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各种规范，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模式和交易模式都要有其行内的游戏规则或游戏制度。当某些人不遵循游戏规则时，给对方带来严重伤害，因此社会还需要监督这些规则实施情况的机构和人，而这种监督功能一般是由权威机构-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来担当的。不过，这些监督机构一旦出现，则他们的行为不一定就停留在消极地监督规则的实施情况，有时他们将采取主动行为；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种游戏规则以便提高原有经济组织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这就是我们平时所强调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各种产权制度，完善各种法制建设，保护合理竞争，尽可能消除市场扭曲的含义；二是提供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原有经济组织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这就是我们平时所强调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种软环境建设的含义；三是可以进行不同经济组织有效率与否的试验 。在获取经济组织知识的社会试验过程中，“社会不但会试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也会试验无效率的组织结构”，“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是，由政府提供人们利用价格制度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条件” 。这种组织试验就是我们平时常看到的包括产权制度、税收制度的各种改革试验，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各种试验区（浦东、滨海新区、成渝试验区等），各地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主导产业的选择（生产的组织方式试验），各种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等等。经济组织试验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引进和吸收或模仿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经验，因为经济组织的试验需要大量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故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模仿发达国家或地区组织试验方面的经验，可以越过工业化的一些中间过程，推进工业化。
可以看出，一旦政府和各种相关机构出现以后，他们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政府监管的空间范围很大，则需要大量的交通成本和信息成本（在距离很大的情况下，信息传递需要时间，且很大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监管效率很低。从交易的分层结构讨论中可知，交易的分层结构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同理，政府监管的分层结构也可以大大提高监管效率，因此这种监管功能不可能分散在各地，也不可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常采取的做法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设立一个派出机构，由这些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该空间范围内的监管功能，而这种派出机构就是地方政府，该空间范围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同的行政区域。监管层级结构的存在是经济组织的第四个重要的特征。
由上面的讨论可知，专业化分工与均质性、分层结构（交易、城市以及监管的分层结构）、自组织能力所反映的是经济组织的特征，同时也是经济组织的标志。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区域是具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组织，这是理解区域概念的核心。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将会看出我们的意图。如果不把区域视为一种经济组织，则与区域经济相关的许多变量都成了外生变量，如传统的区域经济学把区际差异归结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等各种要素份额的差异，而与区域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各种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处理为外生变量。如果把区域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则这些变量都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内生变量，这样才能把区域的软环境、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等纳入到区域经济分析框架中。
二、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而这种空间范围是节省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所必备的，正因为这种空间范围的存在，不管是世界还是一国内不同地区都显现为“块状”。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块状特征是很明显的，从空间维度上考虑，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经济变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都是不连续的，如人均GDP，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在一国内部，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不仅在欠发达国家内部，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这种经济变量在空间上的间断现象，如意大利的“南贫北富”地域特征仍很突出。在我国，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京津冀地区，京津两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也较高，然而离北京很近的张家口市大部分地区仍然相当贫困，与京津两市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因此，块状经济深层次的含义是，经济变量在空间维度上不连续，表现为经济变量在不同块状之间间断和突变。平时我们所说的区域分异就是指这种经济变量的不连续现象。与此相反，对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总是连续的过程。
1、块状经济形成的原因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变量在空间上的不连续现象？可能有人指出，这种空间上的不连续过程与国界或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划有关，即与认为的行政区划分有关。我们度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时常用的指标是人均GDP，而这种人均GDP是某一区域GDP的总量除以人口总量。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指标反映的是平均水平而不是空间上的真实的变化情况，不考虑行政区边界，把所有居住在某一国家内的居民按其居住地为空间坐标排成一队，则居民个人的实际GDP或实际收入水平曲线将是连续的曲线。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实际GDP曲线上存在实际GDP峰值区间？如果我们假设不同区域生产技术相同（即投入产出比相同）、人们的偏好相同，则与实际GDP峰值区间相对应的空间范围内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总量比实际GDP低值区间所使用的要素总量多。这样，我们提出第二个提问，即为什么出现这种生产要素聚集度的差异，也就是为什么出现经济活动密度和强度的空间差异？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回答这些提问。
（1）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地理学常以土地、矿藏、地形、水文和气候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均匀分布来解释许多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区位，如上海成为港口城市是因为它有通往内地的天然水道、我国山西省的燃料动力工业是以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基础、东北平原的黑土带使得东北平原地带成为我国重要的粮产区之一等等，这种经济活动区位的简单解释至今在地理学著作中经常看到。然而，不考虑这些资源的类型和特征，则它们都有共同点，即这些资源是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且其分布也不是均匀而是块状或片状分布。正因为这些要素的非流动性特征和分布的非均匀性，与这些生产要素相关的生产活动只能出现在这些生产要素富集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可以组织专门化生产，这就是李嘉图的绝对优势。如果生产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则根据新古典的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要素供给的均等化，各地的生产要素价格、生产成本趋于均等，最终导致区际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区域经济的块状特征也就不存在了。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有些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对地表的附着力很强，在常态下无法自行流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也可以“流动”，如北方地区的温室大棚是的适宜气候的“再造”，但这些不可流动要素的“流动”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与此相反，有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知识和技术的流动和溢出是较为容易的，因而也称为可流动要素。第二，有些流动性很强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有时也很到很大的限制。国家之间，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这就成了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常表现为贸易保护。在一国内部，尽管国家宏观政策在各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然而各地区实行国家宏观政策时因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总出现偏差，同时我国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而这些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常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采取限制资本、技术、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措施。第三，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总之，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使得一国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在空间上均匀分布，这就成了区域经济具有块状特征的客观物质基础。
（2）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经济活动最大的特征之一为经济活动的不可分性，任何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都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总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经济行为也不例外，除非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首先，许多生产过程，可根据操作技术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工序，但从降低生产成本角度来考虑，这种不同的生产工序不可能在空间上截然划分开来并在不同的地点组织生产，如钢铁工业，技术上可以划分成炼铁、炼钢、轧钢、成品加工等多种工序，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加热，从降低生产成本角度来考虑，不能把这些不同的生产工序分割开来在异地组织生产。这是从某种产品生产工序考虑的。第二，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节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这是我们熟悉的规模经济。而要实现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不同生产工序必须在某一空间内集中起来。第三，众多企业聚集在某一区位，可以获得聚集租金，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聚集经济。经济活动的聚集，使各个企业共享当地的各种基础设施和辅助行业所提供的专门的服务；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企业之间可以模仿和学习，降低学习成本；企业和人口的集中，可以形成较高效率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第四，众多企业的聚集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经济活动之间交易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有形的、无形的、长期稳定的、不稳定的，如果企业之间交易的物质或信息流在形状、质量、密度等方面都是标准化的，或在时间和都是可重复和稳定的，此时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较低，因为一次性签订长期协议，则不用经常性地进行谈判；如果企业之间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频繁发生变化，交易的物质或信息流也不是标准化的，此时交易成本就很大，因为企业之间的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企业之间交易的不是具体的物质和信息流，也不能以简单的订货方式或垂直指令来进行交易，则此时的交易成本最大，因为这些交易都属于个性化的无形交易，或需要特殊中介的交易，这种交易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需要“公关”或“忍耐”的交易。这些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的交易、非标准化的交易、需特殊“公关”和中介的个性化的交易，都需要面对面的频繁接触，因而在空间上尽可能相互接近，这也是城市中心商务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企业生产工序空间分割的非经济性、规模经济、聚集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省，都要求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尽可能聚集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不可能在空间上随意分散分布。显然，经济活动的这种不可分性特征无法从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解释。
（3）创新能力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部性。根据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变量所决定，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定也能实现持续增长，而主要的内生推动力就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因而对内生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的分析成了新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阿罗提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产生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 。阿罗的这种思想不仅包括了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的两种外部性，还包括了知识的非排他性（主要指公共知识）导致知识扩散的溢出性。罗默继承了阿罗用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想，并把知识区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认为一般知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知识的水平效应），专业化知识产生内部经济效应（知识的垂直效应），二者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本身的收益递增，也使资本、劳动力等非知识要素的收益递增，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知识积累也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主要途径是增加研发所需资源的投入以便提高知识积累率。可以看出，具有垂直效应的专业化知识具有排他性（其他企业无法享受）和竞争性（其他企业须支付高额成本才能享受），正因为这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专业化知识积累的差距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要素收益率的差距使得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差距。而专业化知识的积累与创新是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化知识积累越多，创新出现的频率也高，反过来某一区域创新能力强，则该区域专业化知识积累也就多。但这种专业化知识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不能直接从外部拿过来，因而这种专业化知识的创新取决于原有知识的积累，即创新能力本身也取决于原有的创新能力，也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正因为这种创新能力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一旦形成创新中心，则这种创新中心不会轻易地发生转移，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区位锁定作用，除非社会变迁或政治原因，或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把这些具有很高人力资本的人员转移到新的区位，如19世纪初开始的欧洲大陆大量高层次人员转移到美国，导致创新中心的转移一样。
一般来讲，创新企业的创新过程不是连续的过程，但众多创新企业的创新不可能同一周期内发生，许多创新企业的创新周期将相互错开，因此如果形成创新中心，则创新中心的创新过程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种连续的创新过程使得创新中心成为创新活动的领导者。这种结果，使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创新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又影响区际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这种发展差距是形成块状经济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讲，核心区的创新能力较强，外围区的创新能力较弱，这是核心区域外围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面讨论的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专业化知识以及创新能力的区位锁定作用，但根据罗默的知识划分，知识还有水平效应，也就是说一些知识是可以溢出的，而根据阿罗的向下倾斜的学习成本曲线，这种溢出可以降低其他企业的学习成本，增加知识积累，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2）解释知识和技术溢出为，“通过技术溢出，一是企业不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支付费用而获得信息，二是信息的创造者或拥有者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无法阻止其他企业使用信息” 。尽管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一种自发的过程，然而这种溢出并非是全域溢出而是局部溢出，也就是知识和技术溢出强度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距研发中心和创新中心越远，所溢出的知识和技术量越少，这种溢出规律称为知识和技术溢出空间衰减律。据凯勒（2002）对1970-1995年世界主要国家创新活动的空间扩散情况的研究，溢出的知识减弱到原有知识中心二分之一的空间距离为1200公里 。这就是说，尽管一些知识和技术可以溢出，但这种溢出仍局限在以原有创新中心为中心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对远距离的区域而言其作用强度很微弱。可以看出，创新中心的区位锁定作用以及知识溢出的局部效应是形成块状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地方政府的补偿作用和地方财政。在前面我们是从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创新能力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部性特征角度，回答了实际GDP曲线上存在峰值区间的原因，也就是经济活动密度和强度的空间差异的原因。但有人可能还提出疑问，即不考虑行政区边界，则实际GDP曲线跨越两个区域边界地带时，可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从发展水平角度来考虑两个区域，则两个区域的界线常以过渡带形式出现，因此当两个区域都是欠发达地区时，上述情况是存在的，即实际GDP曲线在两个区域交界处仍是连续的，但两个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时，这种连续性就不存在了，因为发达地区政府为提高该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常常对本区域边缘地区进行补偿。在前面我们曾指出，地方政府这一监管机构是为了提高监管效率和交易效率而出现的，但它们出现以后不会被动地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积极地干预经济活动。我们有理由假设地方政府是理性的，他们的目标函数就是实现本地区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尽管现实当中许多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尽人意。地方政府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不外乎是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区域整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二是对本区域边缘区（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弱势群体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补偿，提高边缘区居民或弱势群体的实际福利水平。但欠发达地区，财政能力有限，无法进行补偿或者支付额度较低。因此，尽管存在实际GDP曲线的过渡带，但交界处发达区域一侧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高于另一侧居民的福利水平，出现实际GDP曲线的间断现象。正因为这种转移支付的存在，区域经济学还研究地方财政问题。
除了上述四个原因之外，生产要素的趋利性特征也是形成块状经济的原因之一。可流动要素的区际流动与过渡带无关，也就是说当某一区域的回报率高于其他地区时，除非发达地区对要素流动采取严格控制或信息完全不对称，则各种要素流动不会停留在这些连续的过渡点上而直接流入要素回报率最高的地区，进而出现要素密集程度上的巨大差距。总之，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完全不可分性、创新能力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部性、地方政府的补偿作用以及要素的趋利性特征，经济变量在空间维度上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非连续的过程，具有块状特征，反过来，块状经济的最大特征为经济现象的非连续和间断。当然，可能存在人均GDP曲线与空间维度轴平行的情况，即区际人均收入水平都是相等的情况，但这些可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如果发生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现象，则区际差异是永远存在的。
2、块状经济的主要特征
在前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块状经济的形成问题，区域经济为块状经济，而块状经济的最大特征为经济现象的非连续和间断。我们都知道，人口、财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匀分布是普遍的现象，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等）及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足以解释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具有相同或相似自然条件的区域，在经济活动强度和密度方面却可以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外生的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是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区域经济学寻找的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以及这些内生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问题。因此，区域经济学对空间进行了抽象，认为空间是一种同质性的平面，人们的偏好是相同的，且如果在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以上的区域，则每个区域的资源禀赋是对称的。在这种假设下，区域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如何影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的问题。因这种资源禀赋和偏好相同、短期内生产技术（指投入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区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生产要素密集度和使用强度较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要素密集度和使用强度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同时，企业密集区较为容易发生各种创新活动，因为这些地区各种技术和知识较为密集，容易发生各种技术和知识的相互交融。因此，不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创新都与生产要素的聚集是密切相关的。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主流经济学，祛除了空间这一极其重要的经济变量，任何国家或区域都变成了一个点，把这些不同的点排在一起（因为祛除空间因素，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变成了一种符号，没有任何涵义），则就变成了连续的点，显然，经济现象在这些点上是连续的，因而也就不存在非均衡力，也不存在聚集力，称这些不包含聚集力的经济学为“平滑经济学”。同时，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在时空中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除去空间因素，因而只剩下时间这一要素，显然任何点的经济现象在时间上都是连续的，因而也称它为“时间经济学”。包含聚集力的经济学和不包含聚集力的经济学对块状经济的分析思路以及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所涉及到的块状经济的特征，与新古典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经济系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是聚集力和分散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聚集力包括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而分散力主要指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导致的一种离心力。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指的是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相互成为因果关系。因某种震动而导致的劳动力或企业向某一区域的集中，扩大了该区域的市场规模和该区域的供给能力，而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将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作为生产区位。反过来，某一区域内集中了很多企业，则在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数量和种类将减少。从外地输入产品需支付交易成本，因此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减少以及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该区域市场上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这又意味着在相同的名义工资水平下，该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这就是价格指数效应。这样，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成为因果关系，这种因果链进一步放大初始震动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此，如果这种因果链所引发的聚集力大于分散力，则最终导致导致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由均衡增长模式变为非均衡增长模式，最终形成核心区和边缘区。反过来，这种因果链不存在或因果链的聚集力小于分散力，则初始震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产业空间分布保持不变或变化幅度较小，不至于形成经济系统的核心-边缘结构，经济增长模式为均衡增长模式。
第二，区域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距，也就是说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这是块状经济的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和新古典模型中减少贸易壁垒时的情况相比较，则很容易理解这种内生的非对称性现象。赫克谢尔-奥林定理告诉我们，随着交易成本的逐渐降低，最终导致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的产业部门的专业化。斯托尔弗-萨缪尔逊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成本下降为零时，某一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也下降。这样，根据新古典理论，可流动性生产要素都具有转移趋势，使得区域间要素供给相对均等化，例如技能工人愿意转移到那些技能工人相对较少的地区等等。这些意味着，在没有包含聚集力（也就是没有循环因果链）的经济中，人口转移将减弱不同地区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经济自由化使得区域间初始的非对称逐渐走向区域间的对称，区际差异也逐渐收敛。与此相反，包含聚集力的经济中，要素流动性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进一步加剧初始的差异，最终导致形成核心-边缘的产业分布格局，此时的经济增长模式为非均衡增长模式。由于形成了循环因果链，外生力量消失以后，这种过程仍在进行，就是说这种产业空间分布非对称过程是内生的过程。
区域经济学理论并不排斥外生因素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初始时对称的空间，主要探讨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如何决定空间分布模式的。把空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中，那么必须考虑因空间而产生的成本问题，这种成本就是我们常说的贸易成本，既包括运输成本又包括各种制度成本，经常我们用市场开放度来表示贸易成本的大小，贸易成本越小，则市场开放度越大，反之亦然。块状经济的重要的特征一为，聚集力与分散力通常都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但分散力的下降相对更快一些。在贸易成本较大的情况下，通常分散力更大一些，这时市场拥挤效应占优势，因此经济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这使得原有的产业分布格局得以稳定。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在某一临界点上，聚集力大于分散力，对称分布模式被打破，经济活动向某一区域集中。但交易活动完全自由时的情况是不同的，交易活动完全自由化意味着交易是无成本的，这时任何区域的消费价格都一样，产业布局和人口居住与区位是无关。
第三，在包含聚集力的块状经济中，内生的非对称现象的发生是突发性的，这也是块状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当经济系统结构为对称且市场开放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区位，但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如果开放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聚集，因为这时的稳定状态就是所有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其实，这种突发性特征指的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渐进的过程，而质变是突变的过程。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将强化要素流动性。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尽管可流动要素仍然受到某种约束力的制约，或者对原有的路径的“粘性”很大，但它的流动性逐渐增强，这是量变的过程。要素流动性增强的过程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量变指的是某一经济增长模式下的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问题。当市场开放度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与约束力正好相等，此时如果再提高市场开放度，则可流动要素迅速向适合于它们的区域转移，这是质变的过程。我们知道，要素流动就是企业的转移过程，企业转移的结果必然导致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因而这种要素聚集与否决定了采取何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故质变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量变是指某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问题，而质变是指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突发性的非对称现象就是指由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过程。它还告诉我们，当市场开放度较小（即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政策的边际变动无法影响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块状经济的突发性特征，在讨论第五个特征时进一步讨论。
第四，块状经济又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区位的粘性，也就是“路径依赖”。 尽管我们平时经常提到路径依赖，但新古典框架下描述路径依赖是比较困难的。在块状经济框架下，我们比较容易解释这种特性。不知何种缘故，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已经适应这种模式或路径，紧紧地“粘上”了这种模式或路径，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付很大的成本，或需要较强的外生冲击。块状经济的这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当经济活动格局或路径被锁定时，经济系统内生力量是很难改变均衡状态的，此时外生冲击，如某种政治事变、人们预期的变动或出台新的区域经济政策等，将起重要作用。如果外生冲击改变了原有的格局或路径，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则经济系统沿着变化了的路径运行，即选择了另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其次，因为这种“粘性”，要改变原有的均衡状态，那么外生冲击的冲击力要大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约束力，如果新出台的政策的力度小，则这种政策是无法改变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比如我国西部，要改变目前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那么国家必须出台有关利益分配的强有力的政策，包括东西部差别化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再则，正因为这种粘性的存在，任何区域的经济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如果没有这种粘性或量变过程，那么任何区域的经济都是瞬时万变的，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意义。块状经济的粘性特征，在讨论第五个特征时进一步讨论。
第五，人们预期的变化以及政府的示范作用对经济增长路径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是块状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设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区，两个区域资源禀赋相等，初始的两个区的产业份额（总企业数量中某一区域企业数量所占的比重）相等。图1-1中的 表示北部区的产业份额，当 等于零时，北部没有产业，所有产业都集中在南部，此时南部为核心区，北部为边缘区，此种结构称为以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当 等于1时，所有产业都集中在北部，南部没有产业，此时北部为核心区，南部为边缘区，此种结构称为以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当 等于 时，南北两个区的产业份额相等，称它为对称结构。 为市场开放度，当 等于零时，两个区域都是封闭经济；当 等于1时，市场全部开放，交易成本等于零，此时产业分布模式不再起任何作用；一般来讲，市场开放度介于零和1之间。 为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与约束力正好相等时的市场开放度，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市场开放度的某一临界值； 为产业全部集中在北部或南部的产业分布模式能够维持的最小的市场开放度，小于此市场开放度，则产业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的产业分布模式不能维持。途中的粗实线表示长期稳定均衡，而长期稳定均衡指的是长期的产业分布模式，而产业分布模式决定经济增长模式。可以看出，有三种经济增长模式，一种是均衡增长模式，就是 等于 的平行于横轴的粗实线；第二种是以北部为核心的非均衡增长模式，就是 等于1的平行于横轴的粗实线，第三种是以南部为核心的非均衡增长模式，也就是 等于零的平行于横轴的粗实线；当市场开放度等于1时的平行于 轴的粗实线，意味着此时产业的分布模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此时市场开放程度很高，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因而企业可以选择任何区位。粗虚线表示不稳定均衡，有无限个这种均衡，但这种均衡都是短期而不是长期稳定均衡，瞬时间消失，因而它不表示经济增长方式。在 等于 的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随市场开放度的变化而左右移动，表示要素流动性的变化，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或减弱都影响资源配置，因此这种左右移动表示均衡增长模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同理， 等于零的曲线或 等于1的曲线上的任何一点随市场开放度的左右移动，都表示在非均衡增长模式下的结构调整过程。现我们看一下图的左边，由于前面的假设，市场开放度为零，即要素不能流动时，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维持原有的产业分布模式。当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时，尽管要素流动性增强，但约束力仍然很大，要素仍不能流动，这正是前面讨论的量变过程。当市场开放度增大到 时，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和约束力正好相等，当市场开放度 大于 时，生产要素突发性地转移到北部或南部，也就是迅速转移到点 或点 ，此时的变化为质变，即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均衡增长模式变为非均衡增长模式，而非均衡增长模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按理，在 点处，应从点 转移到点 或点 ，但转移到点 或点 ，为什么？这就是块状经济第四种特征，即粘性特征的缘故。我们先从右边开始考虑，市场开放度逐渐下降，当市场开放度下降到 时，应该从点 跳跃到点 ，或者从点 跳跃到点 ，但此时经济活动已经“粘”上了原有发展路径，或者对原有发展路径产生了“依赖”，经济活动不能随市场开放度的下降立刻改变原来的增长模式或者原来的分布模式，尽管市场开放度下降了，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维持原有的增长方式。可以理解，线段 或者 为因路径依赖而导致的原有增长方式的维持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前面指出 是产业全部集中到北部或南部的分布模式能够维持的最小市场开放度。当市场开放度下降到 时，才能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或分布模式，选择均衡增长模式。同理，当市场开放度从零提高到大于 时，经济系统不可能立刻选择非均衡增长模式的点 或 ，市场开放度提高到大于 才能选择非均衡增长模式，这也是对原有增长路径产生依赖的结果，可以理解线段 为因路径依赖而导致的原有增长模式的维持过程。这种块状经济的路径依赖特征告诉我们，要改变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采取力度很大的政策，细微的边际变动不起任何作用，如造成污染很容易但治理污染很难，必须加培投入才能治理一样。请注意，市场开放度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市场开放程度的变化，或者是经济环境（条件）或经济政策的变化。
图1 块状经济的“战斧”图
在图1中，粗实线围起来的部分类似于古代印地安人在战争时使用的斧子，所以称它为“战斧图”。有了上面的基础，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人们预期的变化以及政府的示范作用对经济路径的影响问题。我们可以在图1中发现，在区间 内，三种稳定均衡同时存在，也就是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同时存在，这意味着在此区间内任意选择某一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合理的，但不能同时选择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因为某一经济系统的增长方式而言，只能有一种，如均衡增长模式或非均衡增长模式。至于这三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我们无法进行评价，因为偏好不同或者预期不同，则评价标准也不同，如均衡增长模式可以实现区际人际收入分配的均等但降低经济效率，而非均衡增长模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导致收入分配的区际人际差异，因此强调收入分配的均等，则会看好均衡增长模式，如果强调经济效率，则会看好非均衡增长模式。那么到底选择何种增长模式？这主要取决于人们偏好的变化或者人们预期的变化。但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每个人无法判断何种增长模式的预期更好，因为他们没有试验过或没有经历过某种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他们采取从众的方法，即大多数人选择的增长模式是最合理的增长模式，因为每个人都这样想。因此，张三根据变化了的偏好或预期选择某一种增长模式，则李四也跟着选择该增长模式，如此类推，最终把原有的增长模式推向另一种增长模式。这种现象在平时经常看到，如王家庄的王五为提高收入水平（即偏好的变化或预期的变化）到某个城市打工（即生产方式的改变）并获得了高收入，王五把这种信息告诉王六，则王六也跟着王五到该城市打工并把信息告诉王七，最终在该城市的某一街区内集中了王氏人，这种效应我们称为“熟路效应”而王五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不管王五获得预期收益与否，重要的是他进行了一种“生产方式试验”。这种示范效应和生产方式试验，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就有了组织部分所讨论的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我们有理由假设地方政府是理性的，它的目标函数就是提高该区域居民的福利水平（或收入水平），则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常常采取选择某一产业或一些企业作为“示范产业”或“示范户”，给予优惠待遇，或者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经济组织试验或增长方式试验），政府的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尤其市场开放度处在 之间时更加如此。
可能有些人提出，政府的这种干预行为只在区间 内成立，市场开放度超出 将是何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用 来表示经济系统总体的开放度的，它的含义是两个区域对对方的开放程度一样大，如果两个区域的对外开放度不同，则总体开放度取决于较小的开放度。如果总体的市场开放度大于 ，则产业活动向一个区域集中趋势是很难阻挡的，因为这时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远远大于要素的约束力。因此，政府的偏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政府偏好经济效率，则采取同时提高两个区域各自对外开放度的政策，因为一个区域开放而另一个区域不开放，则要素是无法流动的，这在图1-1中表现为 向右边移动，与此相对应，在 等于1或等于零的曲线上的点也向右移动，意味着核心区结构调整过程。如果政府偏好均衡发展或协调发展，则将采取阻碍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的政策，这在图1-1上表现为尽可能总体开放度控制在小于 范围内，常采取的做法是两个区域的开放度不等，而这种不等的开放度是通过两个区域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即差别化的政策来体现的，如实现我国东西部协调发展，则在西部应实行不同于东部的经济政策等。
第六，产业聚集带来聚集租金，而聚集租金的变化趋势呈现为驼峰状，这也是块状经济的一大特征。一般来讲，当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时，可流动要素对区位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性主要以“聚集租金”为主要目标。那么如何度量这种聚集租金？这些租金可以由工人所遭受到的损失来度量，也就是核心-边缘结构是稳定均衡时，以工人从核心区转移到边缘区时所遭受的损失来度量。更有意义的是，聚集租金是市场开放度 的凹函数，当市场开放度等于维持核心-外围结构的市场开放度或者等于1时，这种聚集租金为零；当市场开放度处在这两种开放度之间时，聚集租金大于零；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也就是从维持核心-外围结构时的开放度提高到1时，聚集租金曲线先升后降，显示出驼峰状特征。那么为什么聚集租金先升后降？这就得考虑要素流动性提高以及市场的拥挤效应。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意味着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当市场开放度大于时，促使要素流动的力量大于约束要素流动的约束力，各种生产要素向核心区集中，因此市场开放度越大，产业聚集规模越大，聚集租金也就越大。但另一个方面，产业开始聚集，则开始出现企业之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产业聚集规模越大，这种竞争也就越激烈，企业收益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当核心区产业聚集规模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聚集租金逐渐下降。这告诉我们，从聚集租金角度来考虑，核心区产业的聚集有一个临界值。另一方面，尽管在本部分我们没有进行讨论，但从经济增长率角度来考虑，同样也存在核心区产业聚集的临界值。正因为核心区产业聚集的临界值（聚集租金角度的临界值，或者经济增长率角度的临界值），核心区产业聚集达到某一规模以后，开始自发的结构调整过程，即竞争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生存下去而竞争力弱的产业和企业将遭到淘汰或离开核心区，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的核心区结构调整过程。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块状经济的“黑洞”特征。黑洞是指吸引力无比强大的天体。在区域经济学中，如果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很高，那么不管区际交易成本如何变化，现代部门都集中在该区域，这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现代部门都不会被吸引到区外，在其它区域拥有很少的现代部门，因此现代部门集聚的区域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不断地从外围区吸引现代部门，外围区的产业份额不断减少。因此，上面讨论的块状经济六大特征，当满足非黑洞条件时才能成立。如果某一区域的经济已经具有了这种“黑洞”特征，那么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是相当困难的。我国提出西部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已经对西部地区投资了大约1万亿的资金，然而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通过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形式又回到东部了。尽管国家加大了对西部的投资力度，西部地区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东西部差距拉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东部的这种“黑洞”特征。
三、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前面，我们重点讨论了区域的本质（包含空间维度的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的特征（块状经济），至于区域经济学研究什么我们还没有交待，可以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区域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科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该学科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应用性，那么区域经济学研究复杂的区域经济现象时遵循的基本理论，也就是区域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科的自己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本部分要回答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现象时的基本的理论依据。
1、规模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
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现象时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存在这种规模收益递增现象。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家庭和小型企业来生产所有社会财富看成是“零细市场经济”，那么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纯粹的“零细市场经济”，大量的情况是一些大型企业和诸多中小型企业并存。如果按照新古典的假设，我们生活在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世界中，那么我们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存在大型企业的现象。
当所有投入等比例增长时，如果产出的增长超出投入增长比例，则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在单一产出的情况下，表现为向下倾斜的平均成本曲线，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理解，此时的规模收益递增主要是指单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的利润是企业总销售收入减去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因此当产出增加时，尽管可变成本增加但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下降，因而平均成本下降，这是企业规模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机制的解释。但这种规模经济要求生产工序的区位集中，也就是集中在一个企业内。艾瑟尔（1982）把它称为内部规模经济，称为规模经济内部化 。艾瑟尔假定组装最终产品无成本、内生决定中间产品种类（分工水平）、组装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相同比例的所有中间产品，然后他指出，如果中间产品种类不变而每种中间产品产出变大，则规模收益不变，但每种中间产品产出不变而中间产品种类增加时，将导致最终生产部门产出的扩张，显示出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种规模收益递增所反映的是分工的演进而不是单个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规模经济不像内部规模经济那样需要生产活动的区位集中，也就是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这种规模经济取决于最终产品市场规模。艾瑟尔的这种观点与斯密以及杨小凯的观点是相同的。而实现规模经济的途径是交易，克鲁格曼（1979）指出，交易是扩展市场规模并兑现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的途径 。这种规模经济对单个企业而言是外部的，因此艾瑟尔称其为外部规模经济。
由于规模收益递增，企业不可能选择多元化战略，而各自选择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生产部门进行生产，因此不同的企业成了在其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尽管这些厂商都具有垄断特征，但这些生产部门不是自然垄断行业，也不是由获得特许权的部门，因此市场上存在许多潜在进入企业。正因为许多潜在进入企业的进入威胁，这些垄断厂商不能按垄断价格定价，而是按边际成本加成法定价。现实就是这样，不管是区域还是城市，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和诸多中小型企业并存的现象，尽管大型企业的市场势力很大，但常常与众多的中小企业结成较为稳定的关系，进而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
根据新古典的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理论，资本积累多的地区的边际收益率低于资本积累少的地区的边际收益率，因此如果提高市场开放度，则资本可以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最终实现区际的均衡发展。然而，现实证明，新古典的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现实就是如果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则资本、劳动力等可流动要素都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不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西部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已达1万亿，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都回到东部来了；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对我国而言，我国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这些都说明，要解释区域经济现象和现实中各种要素的流向，我们必须跳出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规模收益递增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它揭示了要素流动的原动力和核心区的区位锁定机制。
2、非均衡力以及循环累积因果律
在块状经济特征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区际非均衡力的存在性问题。区域经济为块状经济，不同区域之间存在一种内生的非均衡力，这种非均衡力为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以及市场拥挤效应之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之和为聚集力，这种聚集力促使要素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转移，市场拥挤效应称为分散力，它阻止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正因为这种非均衡力的存在，区际经济变量的变化具有非连续和突发性特征。
与非均衡力直接相关的重要的经济活动规律为循环累积因果律，现在我们较为详细地讨论这种累积因果律形成的机制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讨论。一是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链。假设两个区资源禀赋和偏好相等，此时因某种外生冲击发生了从南到北的工人的转移，因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工作地点，北部的支出份额变大而南部的变小，这使得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而南部的变小，在存在交易成本且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任何企业都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区位（这就是市场接近效应）。因此，人口转移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而消费支出的转移又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上述过程是自我强化的，企业向北部转移，北部的就业机会扩大，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大大超出北部的劳动力供给能力，进一步激励人口的转移。这种机制称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后向联系），具有正反馈性质。“循环累积”指的是人口转移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消费支出的转移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反过来又激励人口的转移；“需求关联”指的是，需求空间分布的变动是这种机制的杠杆。二是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链。从南部到北部的人口迁移，增加北部的工人数量减少南部的工人数量，因而北部企业数量增多而南部变少。由于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人口转移将增加北部生产的工业品种类数量。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市场出售无需支付贸易成本，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种类的变化将降低北部的生活成本而提高南部的生活成本（也就是生活成本效应）。这种机制也是自我强化的，北部生活成本的降低等价于北部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南部正好相反，这就进一步激励人口从南部向北部的转移，从而不断扩大北部的产业份额。这种机制称为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前向联系），也具有正反馈性质。“循环累积”指的是，人口转移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降低价格指数，价格指数的降低进一步激励人口的转移；“成本关联”指的是，生活成本的变动是上述机制的杠杆。三是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之间也形成因果链。北部工人需求的扩大，将吸引南部的工人向北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产业的转移，产业的转移将增加北部的产品种类因而降低北部的生活成本，因而提高了北部的实际收入水平，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刺激南部的工人向北部转移。当然，如果这种因果链不存在或因果链的聚集力小于分散力，则初始震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产业空间分布将保持原有的格局，经济增长方式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聚集力和循环累积因果链揭示了核心区不断强化经济发展力度和边缘区常处于恶性循环的机制，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的基础理论。
3、市场开放度强化要素流动性
（1）市场开放度概念及其分类。我们常用市场开放度的大小来表述区内、区际要素流动所受到的限制，市场开放度小，则要素流动受到很大限制，无法实现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开放度与交易成本成反比，交易成本高，则市场开放度低，反之亦然。区域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的含义较为宽泛，但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成本，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运输成本，这种成本是因空间距离而存在的，空间距离是无法克服的自然现象，所以这种成本称为自然成本。二是指制度成本，这种成本是因地区间不同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保护政策、人们观念的差异等而导致的成本，常常表现为区际商品、资本以及人员流动方面的限制，这些成本是人为因素而存在的，因此称它为制度成本。在发达国家，尽管不同州之间在法律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整个国家内部而言，经济政策是高度统一的，因此在发达国家讨论交易成本，主要涉及到运输成本。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内部市场分割现象比较严重，因此讨论区际交易成本不仅考虑运输成本还要考虑制度成本，因而讨论区际市场开放度时的难度较大，至今没有解决如何权衡运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问题，在遇到此种问题时，只能由其他变量来替代，这些技术问题是今后研究要攻克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个区域而言，常涉及到两种交易成本，一是区内交易成本，主要指区内各种要素流动所受到的限制，区内交易成本越大，区内要素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越大；二是对外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对外的开放程度，对外的交易成本大，则该区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果我们讨论的经济系统由南北两个区域所组成，那么存在四种交易成本，一是北部区内交易成本，二是南部区内交易成本，三是北部区对南部区的交易成本，如果此交易成本大，则北部对南部开放程度低，四是南部区对北部区的交易成本，如果此交易成本很大，则南部对北部的开放程度低。我们假设这些成本与运输条件和制度环境有关，北部区内交易成本的下降可以视为北部区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区内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南部区内交易成本的下降也是如此。如果南北两个区对对方的开放程度相同，则我们可以用一种开放度来表示，这就是我们讨论块状经济特征时用一种开放度 来表示区际开放程度的原因。一般来讲，区际贸易成本大于区内贸易成本，也就是对内的开放程度高于对外的开放程度，发达地区的对内开放程度大于欠发达地区的对内开放程度。
（2）市场开放度与聚集力的关系。如果市场开放度变大，则聚集力将减弱。聚集力的来源包括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两种效应。一般来讲，企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市场区作为其生产区位。因此，当市场开放度很低时，接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诱惑力很大，也就是说，此时如果市场开放度提高，则企业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因此，市场开放度很低时潜在的市场接近效应很大，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潜在的市场接近效应减弱。就生活成本效应而言，如果交易成本很低，说明区际市场开放度很大，则不管区域间产业布局状况如何，区域间价格差异很小或几乎没有，因此，产业活动的转移对相对生活成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反之，如果贸易成本很大，则本地产品种类数量对价格指数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此，当交易成本由高变低从而市场开放度变大时，潜在的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都在减弱，作为两种效应共同导致的聚集力自然也是减弱的。同样，当市场开放度变大时，分散力也减弱。如果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就任意一个企业而言，它同其他区域企业的竞争与同本地企业的竞争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当市场是完全开放时，企业间的竞争与区位是无关的，从南部迁移到北部的企业在利润及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方面不受影响。因此，因市场拥挤效应而导致的分散力也随着市场开放度提高而减弱。
当市场开放度很低时，分散力比聚集力大。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分散力和聚集力都在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比聚集力的减弱速度快。这需要数学上的严谨的证明，但在这里，我们把它看成是已知的，这样我们就不难推测，在市场开放度提高过程中，当开放度达到某个临界值（称它为“突破点”）后，聚集力将超过分散力，两种力之和表现为聚集力，这将导致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不断强化过程。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强化了要素流动性。
（3）要素流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强化要素流动性，因而市场开放度提高时要素开始向要素回报率高的地区转移，包括资金、劳动力以及技术等。由于要素的趋利性特征，各种要素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或部门转移，这在区内表现为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在区际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生产要素的聚集过程。如果初始时两个区域的资源秉赋是对称的，则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一临界值以前，提高要素流动性的过程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当市场开放度超出某一临界值，则各种要素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转移，这就是经济活动聚集并形成核心区的过程；核心区形成以后，市场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就意味着核心区进行结构调整，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弱的企业被淘汰或离开核心区，使得核心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如果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来考虑，如果初始两个区域都拥有一定的产业份额（在现实中，市场规模大的区域的产业份额大），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一临界值以前，要素流动性增强过程就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量变过程，这表现为均衡增长模式下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市场开放度超出某一临界值，则发生生产要素的突发性聚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质变过程，这种质变过程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
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强化要素流动性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的基础理论，它可以解释要素优化配置过程和要素聚集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解释不同增长模式的存在性问题。
4、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和结构优化的内生化理论
经济增长方式的内生选择理论主要由下面几种理论构成的。
第一是新古典的比较优势观点。区域这一经济组织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空间维度。这种空间维度，首先是指先天的优势，即资源禀赋的区际差异（包括自然资源、人口），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经济活动内容；其次，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强化要素流动性，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必然导致产业聚集区和产业稀疏区的差别，对产业聚集区而言，这是随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出现的后天的优势，而这种后天优势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这种后天优势决定了市场规模、经济活动强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区际差异。这种先天优势和后天优势我们统称为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决定了不同区域经济活动内容和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差异，经济活动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区际经济专门化部门，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这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因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是内生过程而不是外生过程。
第二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尽管政府是为提高监管效率而内生出现的，但一旦出现，则不是消极而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这种参与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为进行各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试验，这种试验包括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各种试验区的建立、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等等。但政府进行各种生产方式的试验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比较优势原则，也就是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等。正因为政府出现的内生化以及选择增长模式时的比较优势原则，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增长模式选择过程的解释也是内生化解释。
第三是空间经济学的观点。在讨论块状经济特征时我们曾指出，在区间 内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外部力量强加于经济系统而是经济系统内部内生的，故任意选择某一经济增长模式都是合理的。但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偏好或预期的变化，由于这种偏好或预期的变化，存在试验生产组织方式的自然人或法人，如果这种试验成功，则大量的企业或自然人跟随之，进而把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推向另一种增长模式，这种解释是空间经济学的内生化解释。
上面讨论的是不同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方式内生选择的解释，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内生化过程是容易理解的。根据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增强要素流动性的理论，当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是均衡增长模式时，如果市场开放度提高，则要素流动性增强，这表现为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而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就是在经济系统原有均衡增长模式下的经济结构的优化过程；当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为非均衡增长模式时，也就是已经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时，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不仅边缘区的要素进一步向核心区集中，核心区内部要素也不断向其他生产部门转移，这表现为具有不断的创新能力和很强的竞争能力的企业和部门生存下来，竞争力很弱或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部门被淘汰或转向其他地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进一步锁定核心区的区位。可以看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是内生过程而不是外生过程。
5、产业份额决定国民收入地区分配
经济系统的名义收入指的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于购买力），主要由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构成，而实际收入是名义收入除以价格指数。当产业的空间分布为对称时，两个区域的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也相等，因为两个区域的资本收益和劳动受益、以及价格指数相等。但产业的空间分布为非对称时，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不相同。当产业（或资本）聚集在某一区域而另一个区域产业份额较小时，首先名义收入的地区分配不相同，产业聚集区的居民不仅获得劳动报酬同时也获得资本报酬 ，而产业稀疏区的居民的资本报酬很少或没有。如果两个区域的劳动力禀赋相等且工资率相等，则产业聚集区同时获得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而产业稀疏区只能获得劳动报酬，资本收入很少或没有。可以看出，产业（或资本）聚集程度的不同，两个区域名义收入不同。再则，两个区域工业品价格指数不同。根据前面讨论的价格指数效应，产业聚集区的价格指数较低，产业稀疏区的价格指数较高，在名义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产业聚集区的实际收入水平比产业稀疏区的实际收入水平高。正因为，名义收入高和价格指数较低，产业聚集区的实际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产业稀疏区的实际收入水平。总之，当产业分布（或资本分布）为非均衡分布时，产业份额较大地区（也就是资本份额较大地区）的收入水平高于产业份额较小地区的收入水平，这等价于国民收入的地区分配取决于各个地区所拥有的产业份额（或资本份额）。该结论同时告诉我们，只要资本份额为非均衡分布，那么必然存在区际收入差异，资本份额区际差异越大，区际收入差距也越大。尽管我们采取积极措施可以缩小这种差距，但这种差距是永远存在的，除非世界经济是完全对称的经济。
在市场力作用下，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市场规模和区内外市场开放度。企业首先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区域，这是容易理解的。当两个区域区内开放度不等时，企业选择区内开放度较大的区域，因为开放度较大，各种交易成本较低，可以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区内开放度较大。当两个区域之间的区际开放度较高时，企业的生产区位不稳定，容易被市场规模较大区域所吸引。因此，在市场力作用下，企业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转移，区际开放度越大，企业转移越容易发生。企业的转移提高了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产业份额，因而提高产业份额较大区域的收入水平，降低产业份额较少区域的收入水平。当初始产业分布不均衡时，如果产业分布趋向于更加不均衡，则损失者的收入损失大于获益者的收入增加部分，如果产业分布趋向于均衡，则获益者的收入增加大于损失者的收入损失 。这说明，当原有产业分布不平衡时，要缩小区际收入分配差距，产业配置尽可能趋向均衡。
6、二元结构与城乡联系理论
经济活动聚集在城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城市内各种交易活动的效率比在农村分散居住时的交易效率高得多。分工的演进主要取决于交易效率，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水平越高，则产业部门越多，生产的产品种类也就越多。当产业部门越多以及产品种类越多时，为了降低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易而扩大的交易成本，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中间交易商，因此城市的商业化程度也高于农村。由于城市内的交易效率大大高于农村分散居住时的交易效率，城市内的分工水平也大大高于农村分散居住情况下的分工水平，因此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商业化程度等方面就会出现差距，城市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商业化水平远高于农村地区。同时，城市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总是比农村增加得快。可以看出，经济从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时，就会出现用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化收入水平来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农村居民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生产率水平和商业化程度也较低，因而从商业化水平和从市场中得到的收入水平也低，出现了城乡差异。一旦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化程度较高，则在较长时期内社会资本向城市集中，进而城乡联系中的各种要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向城市集中，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如果能够把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提高到较高的水平，则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逐渐收敛，从市场中的得到的收入、商业化程度以及生产力水平都将趋于均衡。如果无法提高城乡之间的交易效率，则这种二元性继续存在，将会出现类似于目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信用市场的分割以及商品市场的分割等诸多市场的分割现象。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存在这种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交易效率的差距。
最早研究城乡相关关系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从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他们认为城乡分离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导致城乡分离，而这些又使在较长时期内社会资本向城市集中，进而城乡联系中的各种要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向城市集中。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城乡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交易效率的差异而导致的，尽管在二元结构下农村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生产率水平较低、商业化水平和从市场中得到的真实收入较低，但它不会导致资源分配的扭曲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只要能够实现迁居自由、择业自由、自由价格以及私有财产制度就可以消除这种二元结构。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空间极化理论，都强调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同时认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城乡联系中的城市的主导作用。刘易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模型，也是以城市工业部门为主导因素、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是落后的、包含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二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它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比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高。他认为，工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流向工业部门的动因，只要农业存在着剩余劳动，工业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并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扩大生产，积累利润，再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被工业吸收之后，劳动生产率将逐步提高，收入水平也将逐步提高。这些观点都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城乡联系。
但利普顿（1976）对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国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冲突，也不是因为外来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冲突，而是没有处理好本国的城乡关系，政府采取一种偏袒城市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城市区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利于农村居民。这种城市偏向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农村富农与城市集团串通一气把剩余的食物、储蓄和人力资本提供给了城市。科布内基认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导致了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普遍落后。
隆迪勒里 认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由城市提供，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因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获得社会和区域经济两方面的全面发展，投资应在地理上分散，这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为不同地区能够进入市场、能够获得各种服务提供条件。他的核心思想是，在相对分散的一些居住区进行战略性投资，则可以为乡村居民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自治的进程。他强调农村与小城镇、大城市与小城市的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中小城镇的各种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隆迪勒里的这种观点与费孝通教授的观点相类似，费孝通教授在80年代初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中小城镇发展的滞后。隆迪勒里和费孝通教授的观点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较为完整的城镇体系，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发展。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么可以得出有关城乡联系的两条重要的结论。首先，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大市场，这种统一大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以及产业链等诸多城乡分割的市场问题，也就是目前强调的城乡统筹，建立城乡统一大市场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如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乡村金融机构和信用担保机制的建立、农业技术的开发与普及、农业合作社等机构的建立等。其次，应建立较为完整的城镇体系。因为在农村地区，各种各样的农产品都通过这些小城镇得以出售并购买城市生产的产品，这些中小城镇承担了城市与农村持续联系的任务，成了城乡联系的节点，在城乡联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些中小城镇，则大城市产业与乡村产业之间因经济活动内容、产品、规模、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无法形成城乡经济联系通道，大城市资源要素也无法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正因为这样，平时我们反复强调建立较为完整的城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