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个世界”格局演变为“三大经济体”格局，“一超多强”格局开始转向“三个阵营”格局；世界经济的力量均势正在东移，全球价值链网络“三足鼎立”格局出现，东亚生产网络“南迁”推动东亚经济圈逐步形成；数字经济时代将逐步取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全球贸易新引擎，“石油时代”正在向“新能源时代”过渡。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国内经济人口分化分流趋势显现。从国际看，发达经济体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停滞和复苏乏力风险，中国追赶美国步伐加快，美西方多边规则内卷倒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开放分流，全球城市人口集聚格局从“分久必合”到“合中有分”。从国内看，国内制造业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分流”迹象但尚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迁，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地区产业“分流”迹象明显，人口在城市群地区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趋势，我国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所缓解但仍需重视，不同群体收入分化态势依然存在。适应国内外新形势，未来我国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力以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立足构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制度型开放，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强国迈进。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分化；产业人口分流

作 者  卢 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刊 期  《财经智库》2021年第6期

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和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一）“三个世界”格局演变为“三大经济体”格局，“一超多强”格局开始转向“三个阵营”格局

1974 年，毛泽东主席着眼于世界大势和历史发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指出我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格局由“两超多强”转变为“一超多强”，我国逐渐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动的最大变量。随后，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三个世界”格局演变为当今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三大经济体”并立格局（胡鞍钢，2021），2019年三者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经济的50.2%、29.5%和20.3%。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向沿线地区带去了“基建优先+园区集聚”“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新发展主义”（卢伟等，2021），少数国家虽然与我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不同，但逐渐成为这一倡议的认同者和践行者。以中国为首、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核心理念的“新发展主义”阵营开始形成。同时，虽然“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日渐式微，但以美国为首、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阵营依然强大。世界其他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将被迫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上偏向“新发展主义”阵营或者偏向“新自由主义”阵营，并会努力维持或争取不同程度的中立和政策独立，进而形成数量众多、意识形态各异、利益格局复杂的第三阵营，成为前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和“缓冲区”。

（二）全球“四大文明”格局将在较长时期保持稳定，非西方各大传统文明的文化向心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在增强

在五百多年来的西方文明全球拓展进程中，缺乏深厚文明传统的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很快被西方文明同化，成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有着根深蒂固文明传统的地区则对西方文明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抵制，即便最终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浸染，也因稳定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并未完全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之中，形成了当今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传统文化的印度文明、以伊斯兰教为传统文化的中东文明、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的西方文明的全球文明格局（张庆熊，2018）。

虽然在不同文明交界重叠的地区不时爆发局部军事冲突和地缘摩擦，但不同文明的势力版图在近百年的历史演进和国家兴衰中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并且在未来较长时期仍将保持其既有的稳固性。近年来，由于东西方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和西方文明观中固有的价值理性缺失，西方文明的全球影响力逐渐由盛转衰，全球的西方化潮流逐渐落潮。中华文明内核中“大同”“民贵”“兼爱”“天下一家”的思想正被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群体所接受，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在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影响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传统印度教信仰回归等因素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心理壁垒更加突出，加大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三）全球价值链网络“三足鼎立”格局出现，东亚生产网络“南迁”推动东亚经济圈逐步形成

2000年以来，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多边全球化逐渐让位于区域一体化，全球价值链中以美、德为核心的“双极结构”逐渐演化为以中国、美国、德国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鞠建东等，2020）。但与北美网络和欧洲网络相比，亚洲网络形成所要求的亚洲高水平自贸协定（FTA）还未形成，各经济体间合作程度不一。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这一格局有望得到改善。2004年以来，我国与日韩地区的“三角贸易”强度在减弱并开始转移，而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强度则不断增强。2013年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在形成 “全球制造中心+ 世界组装工厂”的供应链关系（刘洪钟，2020）。随着中国扩大内需和消费市场战略的深入推进，到203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国的贡献达到31％，东亚生产网络将逐步摆脱“东亚生产—欧美消费”这种失衡的国际分工格局，向着区域内外供给与需求更加均衡的经济圈迈进。

（四）世界经济的力量均势正在东移，我国部分新兴产业逐渐跃居全球领先地位

2005—2019年，全球制造业重心向东亚地区转移，北美和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23.8%和24.3% 下降至17.4%和16.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比重由31.5% 提高到45.6%（李晓华，2021）。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亚洲将是驱动全球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区域。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为4.9%，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衰退仅为0.8%。A 鉴于世界半数科技巨头的总部设在亚洲，亚洲正在成为技术进步的关键推动力。据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将占到全球的60% 以上，而美国和欧洲的占比分别仅为4%和8%（刘木子，2021）。

总体来看，我国部分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都有所上升，在新一代通信网络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光纤光缆、特高压输电、激光晶体材料、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发电、风电、消费级无人机等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核电、新能源汽车电机、中低功率激光控制系统、高铁功率半导体器件等领域已基本实现国产替代，在计算机软件、飞机零部件制造、医疗器械、工程塑料等领域实现部分国产替代，在半导体、被动元件、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碳纤维材料、创新药、航空航天、大型石化装备、汽车制造关键设备等领域正在积极追赶，在量子技术、3D打印、人工智能、石墨烯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五）数字经济时代将逐步取代工业经济时代，我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当前，世界正处于工业经济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叠加过渡的阶段，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发达国家为51.3%，发展中国家为26.8%，德国、英国、美国等领先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0%。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通过重构生产要素、供需模式、产业价值和经济体系对传统经济运行系统进行重塑。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美国以13.1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一，我国以5.2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排名前六的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达到81.7%（郎平，2021）。我国在数据量、数字化投资、电子商务规模、个人移动支付额以及云计算效率等领域稳居全球第一，已从全球数字经济追随者转变为领跑者。

（六）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全球贸易新引擎，我国服务贸易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5—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货物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4%。2018年，世界服务贸易保持了7.5％的强劲增长速度，进出口规模达11.5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为22.6%，按增加值统计占比超过40%。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30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将提升至25%，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将提升至57%。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在GDP中的占比仅为5.5%，占外贸总额比重仅为14.7%，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作为服务贸易增长重点的数字贸易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占比仅为4.5%。同时，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占全球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40.3%，在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等领域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如金融和保险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仅为1%，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陈杨，2020年）。以上表明，我国服务业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还具有广阔空间。

（七）“石油时代”正在向“新能源时代”过渡，围绕关键元素控制权的地缘博弈将取代传统油气地缘博弈

随着2030年国际石油开采量达峰、第四次能源革命的到来和全球“碳中和”竞赛的开启，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中性预测，到2050年，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2019年的84% 降至4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 60%，其中可再生能源由2019年的5% 提升至44%。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1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比为42%和 32.7%。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在这一背景下，壳牌、BP、道达尔等全球主要石油公司纷纷加快去石油化步伐，并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环保产业的投资。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将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稀土、钴、锂等新能源关键元素和颠覆性能源技术的争夺（崔守军等，2020）。随着对可再生能源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主要大国围绕稀土上游资源市场控制权、下游器件制造的核心技术和专利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非洲地区的刚果、津巴布韦和拉美地区的智利、玻利维亚与阿根廷等全球钴、锂主要供应国将取代中东、里海等油气富集地区，成为地缘博弈的新焦点。

（八）我国在近海地区实现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但将同时面临东西两线的战略牵制

2010—2020年，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军费支出规模差距和军力质量差距在持续缩小（吕晶华、罗曦，2019）。随着我国三个航母编队形成和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093B型制导导弹攻击型核潜艇、歼-20战斗机等相继服役，我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反介入/ 区域拒止能力和技术逐步成熟。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建立和南海岛礁陆域吹填完成后，我国对于近海地区的军事投送、巡航警戒、执法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控 制能力大为增强，已经实现了由长期以来被美国战略压制到与美国战略相持的巨大转变。中美海上力量的平衡点已逐渐由我国近海向“第一岛链”附近区域外扩（李岩、达巍，2020），在未出现颠覆性新型军事技术和台海局势没有发生突变的前提下，双方将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较长时间的战略平衡线。

在东南亚地区，地缘经济格局“中升美降”趋势明显。虽然在美西方强大舆论宣传、利益诱导和所在国政局更替影响下，部分国家军界和民间对华态度时有反复，但在东南亚国家逐步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最高优先序后，地缘政治格局总体正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除越南外，东南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调整追随美国的亲美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拉开了距离（聂文娟，2020）。在军事安全领域，除老挝、柬埔寨、缅甸维持与中国深层次合作外，美国总体主导的格局依然存在，但近年来泰国、菲律宾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同时，未来十年内，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不断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加勒万河谷冲突失利、1962年中印战争战败等因素的多重叠加影响下，印度极有可能深化与美日的防务合作，并在我国西南战略方向挑起更大的冲突。当前，印度对华政策已出现较大转变，经济合作动力不断下降，对华意识形态较量逐步升级。因此，虽然我国在东线已出现了战略相持的较好局面，但来自西线的战略压制将不断增强。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东西方曾经历了两次大分流。当前，中国与美西方的经济、军事、民生差距正在缩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东西方第三次大分流的拐点加快出现。

（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不同国家和区域分化有所加剧

2020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遭到重创，随着多数国家和地区逐渐放松封锁措施，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通道。但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全球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从近期看，由于各国疫情控制节奏和疫苗接种比例不同，发达经济体复苏步伐更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冲击更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2022年，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累计人均收入将比疫情前的预测低20%，而发达经济体累计人均收入仅比疫情前的预测低11%（王有鑫，2021）。国际劳工组织发布评估报告指出，2020年前三季度全球劳工平均工资同比下降10.7%，这一指标在中低收入国家下降幅度最大，高达15.1%，而在高收入国家下降幅度较小，也有9.0%。而各国差别化经济复苏计划和纾困政策又进一步加大不同国家劳工收入差距，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纾困政策能够基本覆盖疫情对劳工收入造成的影响，而低收入国家仅能覆盖工时损失的13.3%。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宽松”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在2021年7月恢复到了2019年底的水平，包括欧元区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要到2022年才可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日本甚至要到2023—2024年。到2022年底，中东欧地区人均收入将比危机前预计下降3.8％，而欧盟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仅下降1.3％。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已在2020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由于运输条件、产能等因素限制，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预计将到2023年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疫情前水平，但非洲、拉美、中东地区新兴经济体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工业生产指数较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缺口（王有鑫，2021）。

（二）从中长期看发达经济体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停滞和复苏乏力风险，中国追赶美国步伐加快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远，会进一步加深其长期停滞趋势，全球经济虽能够复苏，但只会回到长期停滞的一个新的、更低的稳态增长率水平上（蔡昉，2021）。在超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计划推动下，美国经济实现了短暂的复苏，由此导致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和通货膨胀加剧。随着美国财政政策刺激措施逐渐退场，2021年4月以来，非农就业人口、个人消费支出、房地产投资和销售、耐用品订单增速和ISM制造业新订单指数等指标先后回落。从目前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并不可持续。同样，即便欧元区国家已恢复预算平衡和2018— 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仍需要到2029年才能将欧元区平均公共债务水平恢复到危机前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国外机构将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点提前至2028年左右，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缩小中美经济差距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助推器作用。

截至2021年8月，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累计确诊2.16亿人、死亡449.8万人，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累计确诊人数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和第九，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亦为疫情重灾区。疫情暴发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大举外债，受通胀回升、外债负担、外资流动影响，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开启了新兴经济体“被迫”加息潮，在美元利率和汇率上行背景下加大了其增长停滞、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的风险。

（三）抗疫差距凸显中国与美西方国家治理能力分化，美西方多边规则内卷倒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开放分流

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这次全球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一些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走出困境，即便具备更优越的物质基础和治理手段的发达国家，在面对突发疫情时也往往不能应对得当。近年来，以代议制民主、分权制衡为核心的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突出、政治体制失信、疫情防控不力而广受质疑，其引以为傲的“对抗与分治”逻辑异化加剧，以致体系内耗严重、运转失灵，其奉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弊病在疫情防控中暴露无遗。与之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与我国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对接融合中吐故纳新、走向成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生命力。

美西方多双边规则呈现排他性内卷倾向，我国面向发达经济体开放面临“高端规则”锁定。以美日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将中国“国家趋动”与西方“市场趋动”定位为国际经贸关系中两种不相容的对抗性经济体制，并在其主导签订的《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CETA）等区域贸易协定中逐步将原产地规则、环境、劳工、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标准提高，同时加入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等新议题，力图构建排他性的双边及区域协定规则，旨在削弱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以谋求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与美欧区域贸易协定的成熟模式相比，中国在当今区域贸易协定体系中更多的是追随和仿效，“一带一路”建设仍未推动形成与我国产业优势、要素禀赋及利益取向相匹配的特色协定体系和范式。虽然我国已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基础上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在加拿大、墨西哥等成员国因USMCA中的“毒丸条款”限制和美日同盟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背景下，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之中欧投资协定推进受阻，我国面向发达经济体寻求更高水平开放的“天花板”逐渐显现。这些都使我国在确保外循环顺畅的战略目标下需要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分流开放资源。

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程也存在隐形的“天花板”。如南亚大国印度积极推动建立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经济合作倡议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力图形成印度主导的地区经济体系并加强对南亚中小国家的控制，以各种理由阻挠中国企业进入南亚市场。中俄关系虽处在“蜜月期”，但我国试图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进程并不顺畅。由于俄方坚决不同意纳入关税减让议题，双方只能围绕未归于欧亚经济联盟职权范围内的服务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货物贸易等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和谈判。

（四）国内制造业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分流”迹象，但强大的产业配套和市场吸附能力阻断了制造业大规模外迁

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计划。2019年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引发了跨国公司撤回母国和调整全球生产布局的倾向。虽然2017— 2018年，美国以税改为主的政策促进了制造业的加速回流，2017年的制造业回流对制造业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44%，2018年的新增就业（26.4万人）达到21世纪以来的最佳水平（杨盼盼，2020），但2009— 202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在低位保持稳定，特别是2020年制造业占比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83%）。数据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2018年并未出现大幅下滑，仅增速有所放缓，意味着在华美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刘建江、李诗，2020）。日本制造业回流成效好于美国，2011— 2020年，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9.67%上升至20.79%，但这一比重在2015年以来并未出现增长。

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至2019年共减少4087万人，逐步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9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1.5%，到2055年总抚养比将达到55%（翟振武等，2017）。随着国内工资和人工成本不断增加，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综合成本已经渐失优势，出现了向东南亚、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国内劳动密集型、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加快了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速度。但由于东盟国家的制造能力及效率与中国尚有差距，短期内承接大规模产业转移难度较大。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仅限纺织服装、电子信息行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较少出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现象。如在纺织服装行业，尽管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已经或正在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但面料生产、印染等环节仍集中在我国（外汇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课题组，2020）。且随着我国和东南亚地区疫情的此消彼长，近期还出现了外迁企业重返国内的情形。

（五）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还未出现向中西部大规模“分流”现象，但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地区产业“分流”迹象明显

2008 年以来，东部地区积极开展“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等措施，推动以饮料制造、纺织服装、计算机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与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加速扩散。2006年以来，国内相继出台节能减排政策，引导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各省间发生较大规模转移，特别是东北地区能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6—2015年，中部地区承接能源密集型产业转移规模大于西部地区，2015年以后中部地区的高耗能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曹卫东、章屹祯，2021）。但近年来除了纺织服装、家具建材、消费电子、家电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能源化工、金属加工等能源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生产和部分研发环节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迹象外，我国头部企业的总部和生产研发环节仍然高度集中在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内部，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地区产业“分流”迹象明显。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深圳出现的三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分别推动“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一般制造企业和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向东莞、惠州、中山等城市群的外围城市，汕尾、河源等周边地区，以及湖南、江西等周边省份转移。2016—2018年，深圳市有192家规模以上企业外迁。从产业转移的路径看，深圳产业外迁主要仍以周边城市为主。2019年，东莞和惠州的深圳企业分支机构占深圳企业总数的12.1%， 而珠西地区的珠中江三市占比仅为3.68%。在长三角城市群，近年来沪苏浙制造业向外围的安徽转移趋势明显，合肥先后引进海康威视、通富微电、新华三等长三角地区龙头企业，引进长三角到位资金占其境内实际到位资金的近1/3。

（六）全球城市人口集聚格局从“分久必合”到“合中有分”，我国人口在城市群地区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趋势

1950—2050年是全球城市化进程快速提升的百年，全球城市化率将从30% 左右上升到70% 左右，届时2/3以上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2020—2050年全球城市地区人口接近90% 的增长将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联合国人居署GUCR 联合项目组，2019）。在欧洲、东亚陆续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的人口正增长，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地区在21世纪将一直呈现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同时，全球城市人口聚集格局从分散的单一区域、中小城市聚集，转向多极多点、超级和巨型城市集中集聚，再转向多元中心、城市群和城市带下的集聚中分散。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呈现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的趋势。2010—2020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19个城市群地区人口占比从79.3% 上升至81.1%。长江中游、成渝、江淮、长株潭、北部湾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较2000—2010年的增长率高，人口呈现加快集聚态势，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海峡西岸等东部地区城市群人口集聚态势有所放缓。同时，部分东部地区城市群人口由核心城市逐步向外围城市扩散。京津冀地区核心城市北京常住人口已于2016年达到峰值并出现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上海常住人口虽仍在增长，但外来人口已于2015年出现下降趋势；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深圳和广州“十三五”时期常住人口仍保持年均50万人和40万人左右的较快增速。而在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和西部的成渝城市群，核心城市武汉、重庆和成都仍然是城市群集聚人口的重点地区，“十三五”时期常住人口年均保持15万人、25万人、30万人左右的增速。

（七）我国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所缓解但仍需重视，不同群体收入分化态势依然存在

2000—2020年，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但“十一五”时期以来相对差距开始持续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GDP比值分别由2.74和3.02下降至2.37和2.46。2013—2019年，东部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都在扩大。虽然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1.7降至1.52，但东部与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仍在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分别由1.51和1.32上升至1.64和1.44。同时，四大板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绝对差异也非常明显。2013—2019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升，但西部地区小幅下降，东北地区则降幅较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收入分配差距高位徘徊阶段，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47左右波动。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折合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682元，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月收入低于270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持续缩小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达到农村居民的2.56倍。按照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人群的划分标准，全国中低收入人群比重超过了95%，而低收入人群比重超过了65%。从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代际传递趋势不断强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基础并未有效削弱，解决收入分化问题的制度设计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十四五”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现代化的新蓝图已经绘就。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远见卓识和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应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以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强国迈进。

（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力以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双轮驱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分配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市场化推动的“产、学、研”联动创新生态体系，积极探索“企业长期投资基础研究+ 专利转让”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以产业化应用为导向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评估机制，构建“企业+ 高校+ 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成果转化模式，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导向由学术带头人向企业家转变。

“双向发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深化财税、金融、国企、外汇和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小银行理财、信托、保险等重点领域改革实施突破。在“双百行动”基础上对重点领域适时放宽参与范围，分层分类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探索开展建设用地指标跨省交易试点。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三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方面，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和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减少城乡户籍收入分配壁垒，加大就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在二次分配方面，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适时、逐步、适度增加个税纳税人覆盖面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积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开征。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相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提供公平的、多样化的教育机会，加快建成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三次分配方面，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二）立足构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实施“新基建”和“新软件”投资计划。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投资力度。建设高速移动、泛在感知的网络设施，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新型智能计算和存储设施，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围绕都市圈和城市群培育，加大城际高速铁路、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投资。加强对新一代光通信、6G、卫星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一流大学和医院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引导政府投资重点投向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新型软件设施，以优质教育继续提升人力资本优势。

实施“新消费”成长计划。优化国内消费环境，增强对居民消费的金融支持和税收调节，加强公共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点。优化国内消费供给领域和结构，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加快建设商品“下乡进村”流通体系，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升城市营销能力和品牌效应，繁荣夜间经济、周末经济和假日经济。创新消费体验场景，探索发展跨境消费、定制消费等新业态，积极拓展内容消费、情感消费、社群消费、理念消费新空间，创新在线消费、智能技术消费、交互体验消费等消费新模式。

实施“新出口”带动计划。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完善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的软硬件，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发挥货物贸易和跨境投资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带动作用，着力扩大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提升研发与设计、信息和金融领域的开放水平，加大通信、旅游、商业、分销、环境等服务行业开放深度。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加强对新兴服务部门跨国贸易的规则进行探索并形成我国的开放标准。

实施“新动能”转移计划。积极引导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中高端产业生产和研发环节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有序梯度转移，形成更为稳固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循环网络，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和引导东部地区出台差别化土地出让金政策，并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支持搬迁转移企业。支持出台率先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和承接中高端加工贸易产业的金融、土地、用电等配套政策，稳妥推进国内外企业将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环节向通道沿线地区转移，形成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集群。

（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制度型开放，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强国迈进

按照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要求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在保证我国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以共同抗击全球疫情为纽带，逐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合作探索形成国际技术转让的多边规则，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全球金融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与美继续就反恐、防扩散等国际地区问题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不移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一带一路”建设布局，进一步聚焦周边地区，构建以东南亚为重心、以中东欧为重要链接的跨国生产网络，进一步提升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力。加快推动构建沿线自贸网络，争取形成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并在单证统一、检验检疫互认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优势领域牵头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参考国际通用标准完善成套标准体系，在我国工程“走出去”的同时把我国标准推出去。推动海外工程承包、中欧班列、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打造高质量资金支持和风险防控体系。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坚定不移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尽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落地，积极参与TISA等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适时加入CPTPP等高水平区域自贸安排，探索由RCEP向亚太自贸区拓展的路径。继续推动降低关税总水平，进一步压减全国版和自贸区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继续削减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壁垒，提高外籍人才就业和落户便利程度，推进自贸账户本外币一体化试点，探索资本自由兑换，推动形成数字化商品贸易规则。在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政策领域有选择地借鉴国际规则标准，试点“竞争中性”原则，促进国企市场化改革，逐步削减不符合WTO专向性要求的地方补贴，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