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过新冠疫情3年负面冲击和俄乌战争等带来的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但得益于中美经济增长潜力的持续改善和印度、巴西等国经济的有力复苏，全球经济正在趋于稳定。世界银行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2.6%，与2023年水平相当，随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扩张，2025年经济增速有望回升至2.7%（World Bank，2024）。若按此增速，“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3.4%，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为2.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4.6%，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将分别为2.9%和5.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较高的增速，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到“十四五”末，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将下降至57.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则上升至4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高于世界银行预测，认为全球2024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3.1%，与2023年水平相当，之后在2025年小幅上升至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a）。

“十五五”时期，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新增就业减少以及地缘形势更趋复杂等，主要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速将呈现持续放缓态势，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或将降至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度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World Bank，2024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30年前后，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显著走低。其中，75%由人均GDP增长前景疲软导致，其余则由人口增长放缓贡献，而单位劳动力预期资本积累放缓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是导致人均增长前景较弱的主要因素（IMF，2024a）。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不开展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来刺激生产率增长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预计到202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降至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b）。根据其预测，2028年，中国和美国的GDP将分别为27.4万亿美元和32.3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84.83%（IMF，2023）。彭博社根据IMF最新经济预测数据测算，2024—2029年，中国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全球新增经济活动中，中国的占比将达到21%，七国集团占比20%，而美国占比接近12%（彭博社，2024）。

2023年，全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同比增加了1.6个百分点，达到5.5%，全球公共债务小幅增加了2个百分点左右，占GDP的比重升至93.2%。在全球财政支出与2022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下降成为财政赤字上升的主要驱动力。例如，近年来，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石油生产商和大宗商品出口国收入大幅下降。根据IMF预测，随着主要经济体和地区财政紧缩政策的逐步实施，2024年全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望下降至4.9%，到2029年，总体财政赤字占比将维持在4.3%的水平（IMF，2024b）。从主要经济体看，2023年美国虽然经济增长强劲，但财政收入却下滑显著且支出增加明显（增加1.3个百分点），造成政府总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022年的4.1%上升至8.8%，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由120%上升至122.1%。2023年，中国的总体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022年的7.5%下降至7.1%，收入的适度增长抵销了支出的增长，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则由77.1%上升至83.6%。

随着各国刚性支出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趋缓，IMF预计，以2024年为基准，到2029年底，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将由93.8%上升至98.8%。其中，发达经济体由111.2%上升至115.1%，新兴经济体则由69.4%上升至78.1%（IMF，2024b）。从2024年开始，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每年将增加2个百分点，至2029年将达到GDP的133.9%，美国的公共债务比率预计创新高。随着养老金支出和利息支出在中期逐渐增加，预计到2029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继续上升至8%左右，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由2024年的88.6%上升至2029年的110.1%（IMF，2024b）。

2023年，全球总体通胀率为6.8%，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分别为4.6%、8.3%（IMF，2024a）。自2022年以来，总体通胀率的下降反映了相对价格冲击的消退，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冲击以及核心通胀率的降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货币紧缩可能有力地推动了能源价格的下降。2024年，全球核心通胀率预计将下降1.2个百分点，而2023年仅收缩0.2个百分点。与整体通胀的情况一样，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下降速度更快。预计至2025年，全球总体通胀率将降至4.5%，发达经济体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地恢复到通胀目标。

随着相对价格冲击（尤其是能源价格冲击）的消退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的缓解，在全球供应形势出现有利变化的环境下，全球通胀下降速度将快于预期（IMF，2023）。至2029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通胀率将分别下降至2.0%和4.2%。随着通胀缓解，未来政策利率下降的市场预期将推动长期利率下降和股市上涨。但考虑到政府债务的持续上升，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借款成本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2023年，全球人口达到80.25亿人，其中南亚地区19.39亿人，占24.2%，东亚地区16.17亿人，占20.1%，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2.42亿人，占15.5%（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24）。印度和中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2023年总人口数量分别为14.29亿人和14.11亿人。随着非洲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和国家继续保持高生育率，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5.12亿人，较2022年增长5.7亿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将新增2.49亿人，南亚地区将新增1.65亿人，两者合计占全球新增总人口的72.6%，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中国等东亚地区人口总量将进一步下降（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22）。

2022—203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由7.71亿增长至9.9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由9.7%上升至11.7%，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增幅最大，增长3.6个百分点，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地区，增长3.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16.3%和22%，分别进入中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阶段（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22）。2022—2030年，全球人口出生率将由16.8‰上升至17.0‰，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由10.03‰下降至9.30‰，中亚和南亚地区则由18.12‰下降至17.57‰。

由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和劳动市场结构性供求矛盾的存在，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特征之一（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23）。近年来，疫情冲击、经济复苏持续疲软等带来失业增加，但结构性供求问题造成国际劳动力短缺普遍存在（如我国近年来普遍出现的“就业难”“招工难”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缺口仍然大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并且熟练劳动力的短缺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23年，高收入国家的就业缺口率为8.2%，而低收入国家更是高达20.5%（青木，2024）。

“十五五”时期，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供应短缺趋势将加剧，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IMF，2024a）。到2030年，全球劳动力供应增长仅为0.3%，不到2020年之前十年平均水平的1/3。劳动力供应对全球GDP增长的年贡献率将降至0.2个百分点，仅为2000—2019年平均贡献率的1/4。然而，劳动力供应的趋势因地区而异。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将强劲增长2.1%，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将增长0.9%，美国将增长0.5%，而中国和欧盟的劳动力供应将分别收缩0.6%和0.5%（IMF，2024a）。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9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从全球范围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远高于全球和亚洲平均水平（均为14.2%），但仍低于欧洲（26.7%）和北美洲（24.1%）的水平。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05，甚至低于日本1.2的水平，已步入全球极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至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85亿人，比重为27.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9.5%（乔晓春，2024年）。国家卫健委测算结果显示，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虽然国内外各机构对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存在差异，但预测区间基本集中在2030—2037年。A如果中国GDP总量能实现对美超越，意味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成功跨越“大国赶超陷阱”，这将推动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大幅跃升，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提振作用，而美国也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逐步改变对华政策（张启迪，2023）。美国政府非常清楚我国对其经济总量超越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因此在“十五五”时期必将对我国采取强度最高、力度最大的打压和遏制措施。

当前，美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结构已然成型，这一战略的四大支撑举措包括：经贸领域推动渐进式、选择式“脱钩”，地缘政治领域采取类似拖垮俄罗斯的遏制战略，军事领域在美国国内激活美式“军国”体制，外交领域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王缉思等，2024）。无论共和党的特朗普还是民主党的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其以四大举措为支撑的对华战略竞争结构不会改变，差别仅在于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强硬的“极限施压”策略，哈里斯政府则将继续拜登政府政策——采取一手遏制打压、一手接触安抚的“两手”策略，特朗普更加注重从全球收缩力量对华集中出击的“单边主义”策略，哈里斯政府更加注重拉拢盟友共同打压中国的“多边主义”策略。

近年来，美欧强化与我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脱钩断链”。2023年，美国和欧盟对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已分别降至13.7%和9.3%的历史低位。近期，美国抛出我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产能过剩”论调，意图加大贸易保护措施遏制我国“新三样”出口势头。欧洲也紧随其后出台了《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条例》并采取反补贴调查措施，意图降低对我国“新三样”以及高铁等产品的依赖程度。可以预计，未来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出口面临更大下行压力的同时，中欧经贸联系将进一步削弱。结合近年来美西方采取的一些举措看，“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去中国化”形势将更趋严峻。从美国方面看，2023年11月27日，拜登政府已通过“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会议提出将提升供应链韧性上升为总体国家战略。考虑到中美博弈的升级趋向，“十五五”时期，美国将瞄准我国生物医药、军工制造等产业，针对新材料、组件、软件、检测试验技术等供应链环节，继续扩充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和“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同时，将更多借助供应链同盟和关税政策等手段，引导苹果、戴尔等供应链企业从中国迁往东盟、印度、墨西哥等地，进而影响其他国家外企在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此外，美国将深化与盟友的关键供应链信息共享，敦促盟友在采购原材料、制定出口许可、投资并购审查的标准和政策时，将侵犯劳动权利等纳入重要考量因素。从欧盟方面看，2024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在“可靠伙伴”合作和“去风险”措辞的背后，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欧盟委员会强制要求从“经济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考量视角加强外商投资审查，加强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管制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加强研究安全和两用潜力技术研发支持。计划传递出欧盟将不断增强经济安全行动的信号，从中长期看，将对中欧经贸合作造成消极影响。虽然我国在欧盟层面和法、德等欧洲大国以及中东欧部分国家之间仍有纵横腾挪空间，但欧盟层面欲裹挟各成员国形成统一制华策略的意图日趋明显，手段也更为激进。“十五五”时期，欧盟市场准入门槛和投资风险或将提升，中欧高技术产品贸易或将受到打压，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与科研合作有可能受限，与我国高新技术和关键矿物“脱钩断链”有增强趋向。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对于世界格局的演进和全球秩序的变化已经且将产生深远影响。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的阵营对抗，引发了各国对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外贸和投资本地化、区域化的进程。同时，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美西方对俄极限制裁也为我国“十五五”时期更好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了场景的预演。不论在2025年以前双方军事冲突是否结束，俄乌冲突的局势走向和结局都将在“十五五”时期深刻影响俄美关系、俄欧关系、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世界将重回美苏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还是俄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或者俄罗斯在冲突结束后衰落，美国及其盟友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我国还有待观察。而围绕俄乌军事冲突结束后美、欧、俄各方利益考量和博弈所秉持的立场和采取的策略将在一定程度上考验我国的外交智慧。

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之后的制裁与经济战，进一步分裂世界市场体系，重塑原有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各国对经济安全的考量逐步大于经济效率，更加注重供应链的韧性可控而不是成本，以致全球产业链地理半径缩短，“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开始回归（兴业证券，2023）。2020年起，发达经济体接受的绿地投资开始超过新兴市场。2022年，美国及欧洲发达经济体接受的绿地投资均创下200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分别超过此前历史高点的50.7%、32.8%。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影响下，主要国家均在加强半导体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此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2022年，拜登提出“美国芯片计划”，意图在5年时间内和中国“脱钩”，从而发展美国半导体产业链，实现彻底的半导体“去中国化”。2023年7月，欧盟通过《芯片法案》，计划耗资430亿欧元（约合470亿美元），旨在把欧盟芯片产能从目前占全球10%提升到2030年的20%。2024年1月，韩国政府发布《全球最大最好半导体超级集群构建方案》，预计投资622万亿韩元在京畿道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到2030年该集群每月产能可达770万片（200mm等效晶圆）。作为工业基础实力较弱的国家，印度近年来积极抢抓中美博弈带来的产业转移契机，大力通过政府支持手段加快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2023年5月，印度政府重启100亿美元补贴申请程序，以鼓励本土芯片制造。印度政府认为，印度本土芯片市场规模有望在2028年达到800亿美元，达到2023年规模的4倍。微芯科技、应用材料、美光、AMD、硅能集团等美国半导体大厂也先后提出在印度投资计划。2018—2023年，中国新建晶圆厂数量占全球比重从85%下降至13%。国际市场机构Gartner预测，2021—2027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资本支出将下滑最多，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1.2%。

2022年8月，美国发布《通胀削减法案》，要求车辆所搭载的电池包在北美制造或组装比重2024年达到50%、2029年达到100%。自2021年初以来，美国投建15个电池项目，2026年其汽车电池产能将较2021年增长5倍以上，2031年将再增长86%，意味着最晚至2027年美企将不用再从中国采购电动车电池就能满足国内的需求。2021年6月，欧盟非政府组织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欧洲将投入约合2938亿元人民币建设38座电池超级工厂，预计2030年总产量满足1670万辆纯电动汽车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进入一个“慢全球化”时代，全球贸易额呈现出缓慢增长态势，且受逆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冲突、疫情暴发等多种因素交织影响，波动频率显著增强，尤其表现于货物贸易。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09—2023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为4.6%，仅为2000—2008年年均增速的1/3左右。与此同时，贸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也在减弱，疫情暴发之前，全球货物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48.8%下降到2019年的43.8%，下降幅度达5个百分点。疫情过后的2023年更是受需求疲弱影响，成为众多出口依赖度较高国家最艰难的一年，德国、韩国等传统出口强国贸易遭受严重下滑挑战，全球贸易额缩减规模更是高达1.5万亿美元。在此趋势性影响下，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的前景和环境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贸易放缓趋势在“十五五”时期改变的可能性依然不大。WTO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显示，在地缘冲突、红海危机、贸易保护等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全球贸易前景面临的风险偏向下行（WTO，2024）。据IMF预测，2029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2%，低于2000—2019年4.9%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低于WTO预计2021—2025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3.5%的水平（IMF，2023）。

在全球化逆流的影响下，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制裁之风盛行，极大破坏了全球贸易分工格局，尤其表现为俄乌战争冲突引发的对俄多边多轮制裁，极大冲击了全球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流量和流向。根据欧盟计划，将于2030年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供给依赖。另一方面，美西方持续对中国升级贸易制裁，除关税、301调查等传统贸易壁垒之外，围绕所谓“21世纪新议题”的贸易壁垒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2022年以来，针对我国外贸出口新三样采取的碳壁垒及反倾销调查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23年12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格局越发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地缘政治立场趋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2022—2023年期间稳步增长，持续的地缘政治分裂正在重构国际贸易关系，并加速全球贸易的碎片化（UNCTAD，2023）。IMF相关研究也指出，世界已经从一个鼓励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竞争和创新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最发达经济体不仅寻求竞争，而且试图对他国实施封锁的世界，全球分裂成若干个独立贸易区的风险与日俱增（IMF，2023）。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5年里，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例下降了2.5个百分点，日韩则下降1.5~1.7个百分点，欧洲的德国（0.5个百分点）和英国（0.1个百分点）也有所下降。美国商务部2023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的进口对象中，中国17年来首次从榜首跌落，墨西哥则取代中国跃居首位。受俄乌冲突及对俄制裁影响，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对欧盟贸易依存度明显下降，而乌克兰对欧盟依存度加快提升。随着美西方持续强化国家安全概念，加强补贴和联盟体系建设，实施供应链本土化、友岸化、区域化以及加快构筑碳关税绿色壁垒等，可以预计“十五五”时期全球贸易格局将进一步分化，国际贸易流向将继续向区域化收缩。

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各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关键要素和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为遭遇全球化逆流和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聂新伟，2024）。2019年，WTO首次以服务贸易为主题发布的《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服务贸易未来》明确指出，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WTO，2019）。2024年4月，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服务贸易模式3，即在外国经济中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服务）已达17.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42%，2018—2022年年均增速为4%，分别较同期货物贸易和全球GDP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动力（WTO，2024）。根据当前服务贸易增长态势和全球货物贸易整体放缓走势，预计“十五五”中期，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突破50%，届时进入服务贸易主导全球化的新时代，围绕服务贸易规则多边谈判和重点领域议题的话语权争夺会更趋激烈。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经济增长范式，尤其表现为数字技术极大推动了可贸易商品的范围种类拓展，重新改变了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推动全球贸易秩序重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半导体和通信设备推动ICT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作为ICT服务出口的核心内容，IT服务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门，成为仅次于运输和旅行的第三大出口服务部门（World Band，2024a）。WTO统计数据显示，依托互联网的数字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增长，2012—2022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年均增长6.1%，高出同期全球服务出口年均增速1.6个百分点。2024年4月，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9.0%，达4.25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3.8%，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的50%以上（WTO，2024）。可以预计，在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的带动下，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有望突破7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突破20%。

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带动石油需求走弱，减产与增产博弈在“OPEC+”内部呈加剧化，安哥拉退出OPEC和部分成员国坚决执行减产，造成OPEC+的产能控制能力受到约束，非“OPEC+”产油国将引领全球石油供给能力增长。根据美国EIA数据，2023年美国原油出口量创历史新高，达到400万桶/日。IEA在2023年6月发布的《石油2023—2028年的分析和预测》中明确，以美国、巴西和圭亚那为主的非“OPEC+”产油国将主导产能扩张，2028年供给增量为510万桶/日（占比高达86.4%），而23个“OPEC+”成员国的供给增量为80万桶/日（IEA，2023a）。由于南北美洲将提供全球市场最大的石油增量，到2028年西半球出口量将增加410万桶/日。从需求看，全球需求增长将从2023年的240万桶/日萎缩至2028年的仅40万桶/日，其中需求增量部分将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而中国石油需求增势将从2024年起显著放缓（IEA，2023a）。由于亚洲进口需求保持增长，从大西洋盆地到苏伊士以东地区的石油贸易流将稳步上升，俄罗斯受制裁影响其原油也将大部分流向东方。

自2014年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带动全球能源供求格局重塑以来，除受俄乌战争影响短暂冲高外，世界油气价格整体呈现出趋势性下行态势。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14年初的110美元/桶左右下降至2023年底的80.8美元/桶。油气价格走势基本由经济增长、能源转型等需求面因素和OPEC+、非OPEC+等供给面因素决定，从需求看，受能源转型、经济持续疲弱等因素影响，油气需求增长将持续放缓，并在未来数年内逐步接近峰值。IEA预计，2030年之前全球石油等化石燃料需求将达到峰值（IEA，2023a）。以此判断“十五五”时期石油需求将大概率走低，油价有望保持低位震荡。IMF预测，期货市场显示，2024年国际油价将同比下跌2.5%，降至平均78.60美元/桶，2029年将继续跌至67.5美元/桶。温和的气候、欧洲的工业需求低以及充足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导致高储气水平和较低的价格，预计2024年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TTF的平均价格为9.45美元，2029年降至8.73美元（IMF，2024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美国基准Henry Hub天然气价格可能会从2024年的平均每百万英热单位2.66美元上涨到2029年的3.63美元，因为到2027年，美国天然气出口能力预计将几乎翻一番，从每天114亿立方英尺增至每天211亿立方英尺（EIA，2024）。

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加大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成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24年3月发布的《2024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2023年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3870吉瓦，较2014年增长2.3倍；全年新增装机容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高达86%。按照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的路径（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1太瓦），2024—2030年将需新增7.2太瓦装机容量（IRENA，2024）。根据IEA《2023年全球电力市场报告》《可再生能源2023年和2028年的分析与预测》等预测，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结构中的份额将从2022年的29%上升到2025年的35%，预计到202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超过42%，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将达到25%（IEA，2023b；IEA，2024）。

但也应该看到，各国能源转型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安全意识显增，以及新能源产业供应链国际合作正遭遇绿色壁垒等挑战，能源转型将在曲折反复中前行。IRENA《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统计2024》数据显示，目前的装机能力与到2030年新增1.1万吉瓦的目标仍相去甚远。要实现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2.0摄氏度和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就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19年的基础上减少25%~50%（IRENA，2024）。但根据IMF预测，到2030年，各国国家自主贡献所反映的当前全球承诺将仅减少11%的排放量。如果维持当前的政策现状，全球排放量将在2030年之前每年增加4%。

在当前能源转型技术路径下，铜、镍、钴、锂等矿物作为关键投入品，其需求量随着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正在快速上升。相关数据显示，2017—2022年，关键矿产需求出现大幅增长，其中，锂需求增长3倍，钴增长70%，关键矿产市场总规模达到32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EA）相关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关键矿产投资大幅增长，但由于需求飙升，加上项目推迟和成本超支，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关键矿产很快将面临短缺。预计到2030年，关键电池矿产锂的供应量将达42万吨，略低于政府气候承诺所需的44.3万吨，但远低于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70.2万吨，届时铜和锂的需求将分别增长1.5倍和6倍，镍和钴的需求将翻一番（IEA，2023c）。需求的大幅增长和供给高度集中（如世界上2/3的钴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采），使越来越多国家对特定矿物资源的供给依赖性显增，供应链安全问题越发突出，垄断性开采、供应链联盟与竞争性贸易叠加将使矿产市场供求格局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加快构建矿产安全联盟体系，主要生产国也在积极推动成立类似于OPEC的供给联盟体系，全球关键矿物市场割裂将加剧，供求矛盾或将更加凸显，风险溢价将抬升矿产资源使用价格，迟滞全球能源转型步伐。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创新突破，数据和算力的空前增长正在推动数字化进入新时代。2024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进展和趋势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53亿，占全球人口的2/3（World Bank，2024c）。随着互联网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扩展，全球创建、存储、传输和使用的数据规模将呈指数级增长，2016—2020年全球数据量年增30%，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180ZB，较2010年增长90倍。华为2021年发布的《智能世界2030》表示，到2030年，人类将进入YB数据时代，全球通用计算算力将达到3.3ZFLOPS（FP32），AI计算算力将超过105ZFLOPS（FP16），增长500倍；全球人员和终端联结总量将突破2000亿，届时将真正迎来一个万兆联结的互联网时代（华为，2021）。

Statista Market Insights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中国和美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分别为4522.1亿美元、388.9亿美元和1037亿美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尤其是近年来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融合场景业态，正在对金融、教育、数字政务、医疗、无人驾驶、零售、制造业、智慧城市等行业带来深刻变革。根据德勤科技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作为未来的新型行业，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呈现出高增长的特征。其中，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以“乂学教育—松鼠AI”“字节跳动”“云从科技”为代表的教育、商业智能和人脸识别细分领域内的中国企业，其增速分别超过5000%、700%和600%，表现非常抢眼。《2030年全球经济主要趋势》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在2030年使全球GDP增长14％（增加15.7万亿美元），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20）。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报告，2030年世界贸易将因AI等数字技术的高度运用而增长34%。Marketsand Markets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209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367亿美元，2024年至2030年该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6.7%，显示出人工智能行业的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智能手机领域，IDC预计，在中国市场，随着新的芯片和用户使用场景的快速迭代，新一代AI手机所占份额将在2024年后迅速攀升，2027年达到1.5亿部，市场份额超过50%。2023年12月，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测2024年会成为生成式AI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关键元年，出货量将达1亿台，到2027年，全球生成式AI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5.22亿台，复合年增长率为83%（IT之家，2023）。

AI等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应用也将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低技能或中等技能职位的替代更为突出。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由于人工智能进一步扩大自动化的范围，降低重复性的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新的工作机会也会被创造出来。根据Open AI的研究，数据处理、信息技术、计算机制造、金融、广播、零售业、传媒电影制作等行业对ChatGPT4的暴露度在40%以上，属于暴露度比较高的行业，而像社会服务、农业、采矿业等初级或依赖人文关怀的行业AI暴露度较小（张陈、罗琦，2023）。2023年3月，高盛集团在其发布的《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大规模影响》中指出，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3亿岗位被AI取代，大约占到全球人力的25%，预计未来3~5年就会有大量的工作岗位被AI技术所替代，美国63%的劳动力将会受到影响（Goldman Sachs，2023）。2023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受AI、数字化等发展影响，未来五年内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其中，AI未来五年内将淘汰多达2600万个记录和行政职位，如收银员、票务员、数据录入和会计。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突破，围绕新一代移动支付、供应链金融等持续加强科技金融发展，全球金融科技投资实现大幅增长。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2023年全球金融科技：重塑金融未来》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收入预计将增长6倍，从2450亿美元增至1.5万亿美元（波士顿咨询，2023）。届时，金融科技行业占全球金融服务收入中的比重将由2023年的2%提升至7%。其中，到2030年银行业金融科技占全球所有银行估值的25%左右。从区域看，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地区，亚太地区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27%，英国和欧盟在全球金融机构市场中的占比排名第三。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交易数据显示，2023年1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上升至4.61%，首次超过日元成为国际支付第四大货币。花旗银行报告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达到7.94%。高盛分析师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最高将达到6%，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储备货币，仅次于美元和英镑。2023年9月，SWIFT发布数据显示，以金额计算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5.8%，超过欧元占比（5.43%），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美国花旗集团预计，至2030年人民币将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结算货币。

“十五五”时期，世界经济进入新冠疫情后的逐步恢复期，经济增速低位徘徊，但“东升西降”的演进态势仍将延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助力全球经济持续修复的重要力量。全球人口红利将会由东亚向南亚和非洲地区转移，全球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对经济的拖累效应逐步显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调整趋势不断强化。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复杂，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成为贯穿“十五五”时期地缘博弈的两大主线，欧盟面跟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意愿增强，但成员国和欧盟的政策分化和利益博弈也将日趋激烈。服务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将推动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技术路线、组织形态发生深刻转变。我国应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美西方战略围堵探索更为有效的分化策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高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嵌入程度，探索独具特色的新型经济合作模式，逐步降低外部债务风险，构建我国主导的新型跨国生产网络，有效获取非洲和南亚地区人口红利，加快重塑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格局，强化海外重要战略支点建设，抢抓服务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不断增强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继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