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民、胡蕾、李智在开放导报发表文章：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三重逻辑时间： 2025-01-22信息来源：开放导报 作者：李爱民 胡蕾 李智 责编：GJS
[摘要]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基础性问题。基于空间视角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鲜活实践丰富了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理论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开放协调度与区域发展协调度同步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大格局加快形成，为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仍面临应对传统贸易方向经贸联系受阻、沿边地区互联互通存在突出瓶颈、开放平台作用发挥不足、区域开放协调联动程度偏低等现实制约。为此，要坚持“塑点、串线、筑面、融合”的区域开放布局优化思路，即以制度创新为重点，发挥重大开放平台引领作用；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通道优势，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立足区域比较优势，持续扩大各板块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区域开放统筹协作，提高区域开放互补性、协调性。
区域开放布局是事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基础性问题（张哲人和李慰，2023）。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开放战略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区域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但当前各地区在开放范围和深度上差异较大，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石碧华，2023），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形成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作出重要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国际贸易理论长期以来关注国际贸易对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多部门配置以及企业选址的影响，但对空间这一“第三维度”的影响关注较少。关于对外贸易带来的国家内部经济活动和福利空间分布变化的经典理论，可归纳为城市系统模型和新经济地理模型两类（Brülhart，2011）。Henderson（1982）在新古典城市系统模型中引入贸易自由化因素，揭示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Rauch（1991）在Henderson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内部贸易成本，内部贸易成本随着城市与国家边境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比较优势效应占主导地位，从事比较优势产业生产的城市规模快速增长。当国际贸易成本足够低时，对外开放将有利于边境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随着与边境距离递增而单调递减，形成“T”字型开放格局。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实际工资在所有城市之间是平等的，这一模型框架下的城市规模分布并不会导致福利的空间差异。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NEG）的快速发展，学者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国内经济活动空间动态变化和不平等效应的关注日益增加。在这一框架内，NEG讨论跨境市场准入的变化如何影响区域集聚和离散力的相互作用，从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动态分布提供理论依据。学者们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纳入空间视角，构建了两国三区域模型（Krugman和Elizondo，1996）、两国四区域模型（Monfort和Nicolini，2000）和多国多区域模型（Alonso Villar，1999）等。内陆地区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内部通达优势，而沿边地区则享有靠近国际市场的优势。开放沿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国内份额越大，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市场互补性越强时，区域经济越容易向沿边地区集聚，造成空间上的不均衡发展。其他学者还讨论了贸易成本、地方竞争强度和资本流动水平等对区域发展的影响（Zeng & Zhao，2010；Behrens，Gaigne，Ottaviano & Thisse，2007；Ottaviano et al.，2002）。
贸易成本在区域开放布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Cosar和Fajgelbaum（2016）将区域差异特征嵌入到比较优势模型中，指出当内部贸易成本较低时，沿海城市集聚力较弱，贸易自由化将使内陆地区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取决于内外部贸易成本的水平和空间异质性。Gallego和Zofío（2018）指出贸易成本既包括运输成本（与技术进步、交通运输网络化程度等相关），也包括非运输成本（与关税、市场准入等制度性因素相关）。
2. 实证研究揭示区域开放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Ezcurra 和Rodríguez-Pose（2014）选取22个新兴国家，研究1990—2006年间贸易开放与国家内部发展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不平等现象显著加剧，而这种影响在欠发达国家更为严重。Hirte 等（2020）提出了区域国际市场准入和国家内部贸易成本异质性指标及其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区域对外和对内贸易成本差异是调节区域开放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围绕单一国家的案例研究，对中国和墨西哥区域开放的研究热度较高，如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尤其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其贸易增长与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因果关系（Sánchez-Reaza 和 Rodríguez-Pose，2002；Jordaan，2008）。聚焦中国，Zhang和Zhang（2003）利用1986—1998年的省级数据识别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差异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认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加剧了中国区域不平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和区域间开放程度差异是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内陆地区开放，消除要素市场分割，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金煜 等（2006）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开放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因素相关。沈嘉（2020）利用1995—201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区位优势和与此相关的政策优势显著加快了区域的开放步伐，但这种正向作用在2006—2018年间显著下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技术进步使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布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金瑞庭和张文涛（2023）构建区域开放指标体系，揭示我国已形成沿海—内陆—沿江—沿边开放的总体布局，但开放不平衡特征仍然显著。
3. 我国对外开放鲜活实践丰富了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开放范围、领域、层次持续扩大，为进一步验证和发展基于空间视角的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丰厚土壤。面对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实现了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重要判断，是推动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根本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并在2018—2022年连续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让全体人民共享新时代开放发展成果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实践证明，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持续释放开放发展红利，可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指明了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动各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完善沿边地区各类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打造高能级对外合作平台等。
第四，更好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推动形成区域全面开放布局需要重点把握的几对重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各地要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安全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各区域要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不断调整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相互促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经历了有限开放、扩大开放、全面开放和高水平开放四个阶段（刘秉镰和张伟静，2023），各阶段各区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开放深度、重点和范围各不相同，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对外开放梯次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难以为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求各地区找准各自功能定位、培育新的开放发展势能，形成协调发展、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协作推进的开放大格局。
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通过“三来一补”等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盘活经济生产要素，扩展经济增长空间。我国开始进入有限开放的历史阶段，积极推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窗口，设立经济技术合作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点状突破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2. 扩大开放（1992—2000年）：以线串点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我国面临西方国家撤资的风险，内部区域差异也开始出现，1999年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在此背景下，我国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拓宽投资领域和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由加工制造为主向设计与营销两端延伸，开放领域从商品贸易扩展到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大力开展教育、科技、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对外开放领域和范围极大扩展；不断推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以及推动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开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形成既有层次又各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
3. 全面开放（2001—2011年）：点线面结合
进入新世纪，在科技进步、跨国公司等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趋势。我国正式加入WTO，从体制上对接WTO相关规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产业开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这一阶段，我国开放布局从渐进式、局部性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大推进式、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开放区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拓展，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初步建立。
4. 高水平开放（2012年至今）：陆海联动、东西互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难以为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开放布局在空间上向纵深推进，加快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放前沿，提升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质量以及自贸试验区开放度，稳步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步构建了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区域开放格局。
（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本质要求
1.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足、国际循环质量有待提升、行政壁垒制约国内大市场、跨区域循环流通不畅等问题，各地区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也存在定位同质化、路径不清晰等挑战，严重影响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效率与现实成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一是有利于各地区找准各自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定位，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有机衔接起来。二是有利于打破区域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藩篱，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三是有利于推动各区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保持和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各地集聚全球技术、人才、数据等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并优化配置。当前我国在高质量专利、关键技术、高端人才、资本等方面与美国、欧盟等仍有差距，各区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有利于建立畅通高效的全球要素流动机制，集聚全球优质生产要素。二是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各区域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速技术和知识的交互和溢出，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生产力大发展大跨越。同时，各区域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3.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实践证明，区域经济格局始终与开放格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图1所示，以1996—2021年进出口总额变异系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变异系数衡量区域开放协调度，以人均GDP变异系数衡量区域发展协调度，二者形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iang（2011）验证了区域开放直接带动了区域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区域协同开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较大困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有利于推动各地立足比较优势，以高水平开放加速商品、要素、资源、服务等有序流动，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尤其是可以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释放区域发展的不竭动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
4.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要手段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调整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互动更加频繁紧密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的冲击。当前，我国部分关键产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分布过度集中于东部地区，粮食、能源和战略资源回运通道不确定性增大，产业链、供应链治理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考验，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应对“卡脖子”问题，更加强调自主可控，更加注重统筹效率和安全，更加注重统筹重点开放和多元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中西部地区开放力度，有利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扩大我国战略回旋空间，实现战略纵深与开放前沿融合发展。加快边境地区开发开放，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边境人口和经济支撑，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稳边安边兴边。加强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有利于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共享，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协调机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已具备较好的实践基础
1.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地区加速参与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
各地区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别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如西北地区聚焦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东北地区聚焦对俄蒙开放，西南地区聚焦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辐射，沿海和港澳台地区聚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以中欧班列、重大开放通道、重大平台载体建设推动节点城市建设，力促区域重大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相融合。各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品牌性平台载体。
2.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纽带，串联沿线各地区协调联动开放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不断优化运输结构、创新物流运营组织和服务保障模式，发挥基础设施先导作用，牵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2024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市、156站，所运输的货物通达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的523个港口。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欧班列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协同融合，支撑构建我贯通欧亚陆路交通、突破海上封锁的后方流通体系。
从2013年9月29日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揭牌运行，到2023年11月1日新疆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运行，全国已建设运行了22个自贸试验区。十多年来， 29份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及一批政策文件先后出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体系和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为“试验田”结出了制度创新的累累硕果，向全国复制推广了349项相关创新成果。除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外，内陆、沿边各类对外开放平台发展能级持续提升，日益成为内陆开放的“领头羊”。
4.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效促进各区域要素自由流动
聚焦重点领域，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力度不断加大，依法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监管执法，查处行政性垄断案件。持续推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各地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健全。加快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全国土地二级市场线上交易服务平台已正式开通运行，安徽、山东等省份创新优化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有效促进资源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5. 区域开放协调度与区域发展协调度同步提升
国内各地开放潜力得到有效释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沿边地区由开放末梢向开放前沿转变。如图2所示，1996年以来，各省进出口总额变异系数、人均GDP变异系数持续下降，区域开放协调度与区域发展协调度持续提升。2013—2022年，我国进出境火车节数从176.4万节提高至296.6万节，年均增速达到5.9%，陆路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为中西部等地区与沿线国家外贸注入动力。同期，中部及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从5.3%、6.7%提升至9%、9.2%，分别提高3.7个、2.5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内地出口额“千亿俱乐部”成员扩容至46城，较5年前增加9城。沿边开放正在形成西南、西北、向北、东北四大沿边开放带放射状对外合作联动布局（原倩，2023）。
（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仍面临诸多挑战
1. 应对传统贸易方向经贸联系受阻，亟须优化区域开放和产业布局
一方面，美国、西欧和东亚等传统贸易方向的经贸联系受阻，在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2018—2023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例由19.23%降至14.81%，对欧盟的出口比例由16.43%降至14.82%，亟须提升解决贸易摩擦和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同时拓展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等新兴贸易方向的经贸联系。另一方面，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正在逐渐丧失竞争优势，迫切需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加快实现产业转型。
2. 沿边地区互联互通存在突出瓶颈，内陆地区交通枢纽功能发挥不足制约区域扩大对外开放
境外通道通行能力“卡脖子”和口岸换装能力有限、效率偏低，如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境后至哈国阿拉克勒区公路，为二战后双车道低等级公路，多处路面年久失修；沿边通道新疆、西藏、内蒙古等部分路段尚未贯通，“疆煤外运”部分路段运能紧张；中欧班列不仅要克服铁路标准和建设水平上的差异，还要跨越两大铁路联运组织在运输规则上的障碍；中部地区的铁路、高铁、高速路网营业里程均落后于东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支撑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主要通道能力不足等。
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临要素资源集聚能力不强制约，“试验”力度弱化，管理体制机制亟待理顺优化。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初级进口资源加工为主，产业链条偏短，附加值低，政策优势面临趋弱困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双方建设不同步问题，亟须建立有效的双边协调机制和国际商事仲裁机制。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开放载体虽然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素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发展的制度供给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创新，但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如货物贸易快速发展并未带动货物保险、清算结算等服务贸易发展，金融创新缺乏上下联动机制，制度创新存在碎片化特征，重复性工作较多，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高地”定位仍有差距；广西等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产业政策与越南口岸经济区相比不具优势，产业配套能力不足，拦阻产业向外转移的“拦水坝”“蓄水池”作用发挥不足等。
4. 区域开放协调联动程度偏低，在功能定位、制度创新、通道利用方面存在同质化现象
一是各地区产业竞争和产业趋同现象明显，外向型产业特色不够鲜明。以西北五省跨境旅游开发为例，各省区文化资源禀赋相似，导致其所举办的区域性展会主题相似，活动影响力有限，旅游竞争力不强。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内耗”较大，从旅游资源“大区”变为旅游开发“小区”。二是区域开放平台载体错位发展不足，制度创新边际效用递减。各平台体系内部和平台之间协调联动性偏低，创新系统集成度不够，同质化现象突出，制度探索难以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等高维度的统筹协调。三是开放通道和港口等分工协作程度低。如环渤海地区港口群多个港口位置接近，拥有共同腹地，腹地市场容量和货源较为有限，在运输需求整体放缓的背景下，区域内港口逐渐形成了雷同的发展目标和类似的港口功能。有些中欧班列线路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部分线路为了维持较高的开行频率，不断扩大集货范围，集货半径甚至超过1500公里，但省内货源占比并不高。
（一）塑点：以制度创新为重点，发挥重大开放平台引领作用
一是高质量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实施金融创新政策，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将其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与自主创新的“试验田”。二是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高水平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加快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继续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容，引导开放型制度相关实验项目、试点工程、基础设施、科学装置投资向自贸港集中，不断完善风险管控体系，提升全球影响力。三是促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提质增效。提升保税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多元化开放平台功能，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打破地理区位限制，实现内陆地区与沿海、沿边及国际市场高效对接，推动内陆地区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二）串线：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干线通道优势，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
一是巩固提升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功能。发挥沿海地区稳定我国对外开放基本盘的关键作用，聚焦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港口，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提升对内陆地区开放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分段提升沿边地区内引外联开放功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发挥对俄、向北、对东北亚开放“桥头堡”作用，推动东北陆海新通道与“冰上丝路”高质量对接。新疆以中欧班列、中欧“卡航”、空中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动向西开放大通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对接。西藏发挥区位和人文优势，积极稳妥推进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发挥云南和广西向南亚、东南亚和东盟开放“桥头堡”作用，以公铁联运、世界级港口群、油气管道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南端与中南半岛、南海、印度洋深度对接。三是增强沿江和交通干线的内联外畅通道功能。发挥大江大河和重要交通干线串联内陆、沿海、沿边的通道优势，以中欧班列、陆海联运、跨境电商、空中丝路等为依托，推动沿线地区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形成一批重要对外开放走廊通道。
一是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加强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港口群、机场群分工协作，积极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以海洋科技合作及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为重点，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北方战略支点和海洋科技合作示范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引领，重点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开放枢纽和创新高地建设，打造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引领，重点统筹创新体制机制、深化互联互通、打造协同创新高地，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区。加快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持续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加大开放型经济风险压力测试，率先推进与RCEP成员国在政策、规则、标准等方面联通，适时加快两岸共同市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纽带，加快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在更高起点上深化财政税务、金融创新等改革力度，建设一批国际合作平台。二是将中西部地区打造成内陆高水平开放重要引擎。推动中部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融合，重点统筹开放大通道、大枢纽、大平台建设，协同战略腹地建设打造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增长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牵引，强化中老铁路与中欧班列衔接能力，完善西连中亚西亚欧洲、南接南亚东南亚的铁路网络，支持打造若干能源、矿产、粮食等战略资源保障以及国际加工储运复合基地和丝路特色文化品牌，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能级。三是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统筹东北全面振兴和“一带一路”建设，协同推进陆海运输大通道、开放大平台和创新高地建设，积极培育引进外贸主体，深化东北地区与沿线国家在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围绕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蒙俄市场需求较大的领域，积极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打造向北开放和面向东北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门户。
（四）融合：加强区域开放统筹协作，提高区域开放互补性、协调性
加强区域开放与区域战略融合衔接，推动战略之间的有效协同，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开放优势和产业基础，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协作，全方位推进交通、产业、科技、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对接合作。依托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各级各类功能性平台，加快形成空间错位、功能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开放平台体系。加快推进国内大通道与对外开放大通道的有机衔接，为货物贸易、人员往来提供便捷支撑。促进现代物流与区域、产业、消费、城乡协同布局，构建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物流服务体系，实现物流网络高效联通。深化规则标准软联通，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作者：李爱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胡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开放导报》2024年第6期，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