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构建自然演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近日，人民日报以《大城市能否宜居？》为题关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这些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文章叹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离“宜居”越来越远。

  其实，“城市病”并不仅仅是某国某地区的单个现象，它一直是工业化国家无法绕开的现象，比如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面就记载了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病状况。美国在1890年-1920年的“城市病”问题亦是触目惊心。不过，这些问题最终都解决了，所以，人们推测，城市化是S型，城市病是“倒U型”，这是历史阶段的产物。

  城市化反映工业化的地理“集聚效应”。工业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形成产出上的规模递增效应。同时，它会扩大市场的广度，延伸产业链条，从而促进分工水平的提高和细化，创造出更多的就业。

  人们喜欢城市，是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因为“集聚效应”，人们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并不多的“同类”，使得话剧、歌剧、音乐会等小众艺术有足够的消费者支撑。城市生活有“美好”一面，但也必须支付成本，某些不可避免的“城市病”就是成本。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支付成本是自然的，但有些不是，是反“自然”的。

  城市管理者一讨论“城市病”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或者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从某种意义上， “城市病”例如房价、租金、交通和水资源等等，就是一种提高城市门槛的控制方式。城市的确是有界限的，但是不正常的状态是，某些城市有时会被“撕裂”，而不是自然的边界抑制。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泽就讨论美国一些大城市的衰落——复苏模式，比如港口城市波士顿，它自然被抑制，衰落了，然后又重新崛起了。而像芝加哥这样盛极一时的城市，产生了“逆城市运动”，城市被不正常的撕裂，最终一直都没有东山再起。

  我们用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来分析 “城市病”。我们认为，城市最核心的是人的时间价值和成本的分配。比如像城市清理者这样的高且是固定时间长度的低人力资本职业，因无法在单位时间内提高其产出能力，所以，它需要在城市的核心带居住。低人力资本对应的是低租金公寓（例如公屋），以及对城市交通网络（地铁、公交）的高度依赖。而高人力资本者因为其单位价值产出能力是弹性且高的，所以，他对应的是郊区、好的房子、私家车、较长的自驾上班时间。但是，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这种自然状态的演化布局是很微弱的。富裕的高人力资本者居住在核心的城市带，而低人力资本者往往是去郊区生活。原本，城市核心带应当有很多公屋或者租金管制，但现实是北京三环四环以内的价格都很贵。很多低人力资本者如果想在核心带居住，就必须忍受高租金对其低收入的“吞噬”，或者采取数量骇人“群租”的方式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这种反城市自然边界的机制，使得小中产、中低收入者地理上“边缘化”，他们的能力也不足以构建有效率和有吸引力的卫星城。这使得一些城市来强硬推行超级城市及卫星城，但这种“人为构建”而不是自然演化，使得城市不仅没有形成有利的群落体系，而且容易造成超级城市的突然性“撕裂”。也就是说，这时候“城市病” 将比自然状态下的“城市病”更加棘手。

  科学的城市规划当然非常重要，不过中国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构建自然演化的城市发展方式。例如城里有人想冲出去，过农村生活；城外有人想冲进来，过城市生活。政府应当创造这种自由双向进出，而不是一味想让农民让出土地变成城里人。我们希望的是，城市会在自然状态中确立其边界，人们在相对满意的状态中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终，自然型的城市病还是“倒U型”，它会收敛。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