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力容量：一个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视角时间： 2016-10-10信息来源：乔榛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如何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自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这一研究经历了从生产要素投入的供给分析，到扩大有效需求的需求分析的演进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便捷转移，特别是一些新兴大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原有理论已无法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经济增长理论面临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从当下一些大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来看，其增长更主要地源于生产力容量的规模。生产力容量是一个包含了有效需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和谐程度的系统性概念，它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现代表现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用生产力容量来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
　　关键词：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容量；经济增长；有效需求；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12－005－07
　　收稿日期：2015－10－08
　　定稿日期：2015－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JY011）；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合作项目（2013GXS2D020）
　　作者简介：乔榛（1964－），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研究。
 
　　一、引言
 
　　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然而，不管经济学家作出多少解释，总会有新的现实向他们提出挑战。1980年代后，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脱颖而出，经济开始快速稳步增长。如何解释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不仅成为当代经济学家探讨的新课题，而且引领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亚当•斯密无疑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先行者，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富增长的原因。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这不仅把财富的增长与劳动生产力联系起来，而且提出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至于如何促进分工的发展，斯密认为，不仅需要扩大交换，增加投资，同时还需要有制度和政策的保障。斯密的这一理论构成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基本框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所拓展，把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贸易、制度等因素逐一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2]但这也只是对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延伸，其共同点都是，从供给角度对经济增长原因进行分析。凯恩斯在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经济增长的视角，即用有效需求来分析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需求转向。然而，无论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还是凯恩斯的需求分析，当其面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时候，都会感到理论的匮乏和解释力的不足。就目前来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解释中，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为中国找到新的动力是经济学界重点关注的命题。如有人提出用技术进步或提高要素效率来形成经济增长新的动力。^[3][4]还有人在探索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关系，在关注生产力发展环境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包容”或“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方法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建立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方式。^[5]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简单梳理和对发展中大国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注。我们发现：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践，原有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已明显不足，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本文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中引入一个新概念，即生产力容量，用生产力容量来解释当今一些大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不仅可以推动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能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二、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力容量：一个历史性的解读
 
　　生产力水平是指人们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人们以自身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回顾这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演进并逐步提高的趋势。在近代以前，生产力水平提高得很缓慢，直到近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新机制，即借助市场经济激发人们从事生产的活力。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新机制所发挥的效应非常明显。
 
　　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很长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农业是人类摆脱对自然界完全依赖而创造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简单形式是，人们借助简单的工具耕种土地，以获得生存最基本的食物需求。生产工具的简单粗陋制约了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再加上农业生产方式下人们生活方式的封闭和固化特点，导致当时的社会很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与食物呈不同数量级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始终处在停滞或贫困的状态。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还在于：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粮食，既是人们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限制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羁绊。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很长的时间里，生活在农业经济时代的人们，主要以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生存。这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生产的目标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不够强劲。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需求。”^[6]
 
　　在生产力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下，一方面，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手段和途径非常匮乏；另一方面，偶尔提高生产力后又缺少有效处理剩余产品的机制。这样的状态直到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以普遍化才发生改变，生产力从此获得了爆发式增长。马克思为这种生产力发展成果所作的一个经典概括是：“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是什么原因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态势？对此，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解释甚至比较成熟的理论，但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事实所包含的逻辑，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性归结为，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互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以强化。商品经济使人们的生产目的发生了改变，即人们生产产品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的目的是借助生产的产品获得最大的价值。商品经济的这种价值追求代替自然经济的使用价值追求，为社会生产赋予无限的动力。同时，商品经济又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也就是社会分工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当商品经济与社会分工加速互动，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借助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社会分工通过商品经济越来越细化，结果导致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在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后形成的发展机制，最终打破了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困境，即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且也找到了消化剩余产品的渠道。这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直接表现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反馈或循环。生产力水平提高增加了人们所需要的产品的供给，而人们不断扩大的需求又为增加供给提供了市场。如此，生产力发展得到了两个方面的动力。然而，这种反馈或循环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这种供需不平衡在一定时期表现为供给超过需求的生产严重过剩，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经济危机。现代发达国家遵循凯恩斯理论，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缓解经济危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但并不是现代社会走向经济和谐的有效途径。经济危机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需求管理，但似乎还是没有找到一条最终的出路，需求管理下的经济问题依然层出不穷，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依然频频发生。不过，在发达国家陷入增长困境的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大国却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两相对照，我们提出一个假设，造成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已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是生产力容量的不同。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由提高生产力水平转变到扩张生产力容量。
 
　　本文引入生产力容量这一术语，主要想对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予以新的概括。生产力发展经历了从单向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到基于供求互动的双向推动生产力进步。但最新的生产力发展形成一个新格局，即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主要决定于生产力容量的大小。对生产力容量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1）需求的规模。这是现代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点，即生产的产品只有为各种需求所消化后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再生产。需求的规模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因素，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除此之外，把需求作为生产力容量来看待，还要关注需求的潜在规模。当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时，这种潜在的需求借助一些有效的机制会成为支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2）资源环境的承载量。这是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问题，也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生产力体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某种结合状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产活动就是将自然资源通过劳动转化为可以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消费自然界的各种资源，而且还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当生产力发展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是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时，资源和环境问题就会凸显并成为对生产力的最大制约。（3）社会和谐程度。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重要条件和发展环境的重要指标。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支持，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关系并不能代表人与人相互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全部意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意义将得到进一步延伸，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显示出其对提高生产力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即社会和谐作为生产力容量的因素将对现代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线索的梳理，可以发现，生产力的进步体现为一个从单向度演进到双向推动的过程。而且在双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中，来自需求方面的内容不断增加并超越了现代经济学单一的有效需求的概念，而扩展为生产力容量。用生产力容量标示的生产力发展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从生产力容量的角度分析生产力发展又体现了怎样的机制创新？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生产力容量发挥作用的机制：一种新的增长生态
 
　　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力容量，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势必产生一种经济增长的新机制。这种新的机制超越了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超越了有效需求对生产力的拉动作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生态。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生产力容量有着巨大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并不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拉动作用。不仅自然资源受人类开发能力的影响很小，而且人们的需求甚至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这个阶段生产力容量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对生产的制约，因为生产力水平较低会引起人们为很小的利益空间而发生争夺甚至冲突，这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利益关系难以协调时而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进而导致朝代更替，生产力又回到了过去的低点。而一个新朝代在诞生初期，往往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有了巨大突破，并开启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生产力容量才凸显出来，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自然资源在巨大的生产开发能力面前开始变得稀缺。土地在人类的不断扩张中不再是无限的，不仅优等地开发殆尽，而且劣等地也被大面积开发利用，面对粗放的农业生产力，土地逐步达到了它承载的极限；森林不断地被开采，且开采的速度远远超过森林的自然生长速度，这导致森林资源的快速枯竭，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料和数据表明，地球上许多森林富集地因过度开采而消失；水这一过去被认为可以无限使用的免费资源，现在因浪费和污染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珍贵，甚至会成为未来最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诱因；矿藏资源也因为人类开发能力的大幅提高和使用速度的加快而宣告枯竭，越来越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出现证明了这个趋势的加重。自然资源随生产力提高变成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并通过环境问题得以强化。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而引起的各种各样“三废”排放，不仅污染了环境，对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环境的质量产生越来越不利的影响，而且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性气候变暖，将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
 
　　生产力容量的变化除了表现为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外，还表现为有效需求方面的变化。有效需求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而且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着力点。从生产力容量来考虑有效需求的作用，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循环或反馈系统中，生产的产品只有全部卖出去，实现了价值补偿才能进行再生产，也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宏观经济才能够顺利运行，而当供求失衡，特别是供给大于需求时，这种失衡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在现代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必须以满足人们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因此，对这些产品的有效需求就变得十分重要。1940年代和195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需求管理就是适应这一背景所做的选择。不过，这种有效需求只是生产力容量的一部分，并不能反映生产力容量所包含的需求方面的全部内容，潜在需求也是生产力容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就潜在需求本身来说，它必须是可实现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如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有着较大规模的潜在需求，但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潜在需求都具有现实性。只有那些进入增长轨道并在内部形成接续发展态势的发展中国家，其潜在的需求才具有现实性，同时也说明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容量具有增长的空间。与此相应地，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陷入“增长的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因为发达而具有的潜在需求比较低，生产力容量难以扩张，因此其发达的生产力并没有相应的实现空间，虽然有经济全球化的补充，但生产力依然不能全部得以释放，经济增长变得较为困难。
 
　　生产力容量内部结构中的社会和谐在现代社会也具有新的意义。如前所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生产力容量较少受需求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状况是生产力容量的主要内容。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通常表现得比较繁荣，而当社会出现动荡，经济就会遭到极大破坏，并表现为一片萧条。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生产力容量的这一表现，但具体的意义已不尽相同。在现代经济中，社会和谐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越来越突出，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于社会公正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越来越趋于同等的地位。能否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进行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正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承载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空间。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和谐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社会和谐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稳定，是世界生产力流动的重要考量因素，这意味着社会和谐可以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容量开辟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线索归结为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力容量的转化。生产力容量在现代社会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在越来越多的内容中体现出来。从这一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体现为一个新的增长生态，即反映生产力容量的不同内容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新机制。
 
　　把生产力容量归结为需求规模、资源环境承载量和社会和谐程度这三个方面，意味着从生产力容量解释生产力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各因素拉动问题，而是一个增长的生态问题。社会生产力确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虽然还不能说人们因此可以控制自然，但能够很轻松地改变自然的平衡。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千方百计地消化这种生产能力。为此，扩张需求是其必然的选择，这也是宏观经济学进行需求管理的基本依据。但由供给和需求互动扩张所引致的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势必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和破坏，从而构成对生产能力实现的约束，而且，由于这种约束表现为一种软约束，因此有较大的搭便车空间。这将导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的生态也将变得日益恶劣。
 
　　由生产力容量引致的经济增长生态问题，不仅表明生产力容量的大小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也表明这种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所内涵的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在经济增长生态良好的环境下实现的生产力发展，即在资源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另一种是在经济增长生态恶化的环境下实现的生产力发展，即在大量耗费资源、不断破坏环境、社会不甚和谐的的状态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因此，从生产力容量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增长，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机制会在不同的增长生态下发挥不同的作用，现代社会选择在何种生态下从事经济活动，是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四、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生产力容量意义的典型诠释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在世界范围内演绎了一个“增长的奇迹”。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被人们称为是一个可以使经济学发生重大创新的课题。在可以检索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以及技术进步、结构调整、政府的经济主体功能，等等，都被学者们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变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解释力，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经验实证，都能够发现这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及显著性特征。然而，无论我们提出多少理由，在面对中国经济巨变而复杂的现实时，总是让人觉得还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本文提出用生产力容量代替生产力水平，就是想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个相对更加科学全面的解读。
 
　　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我党作出的一个满足“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条件的重大决策。所谓天时，是指当时的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我们。当时，苏美两霸势均力敌，在国际舞台上针锋相对、互不示弱，而中国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之前苏美两国都孤立我们，但到了1970年代后，中国成为唯一置身苏美争霸之外的力量，并成为苏美两霸都试图争取的对象。因此，1970年代苏美两国都积极寻求与我国改善关系。除了国际政治形势外，1970年代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方面以芯片发明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打开了国门，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所谓地利，是指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改革。1970年代后期，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新时代中国的第一要务。除了政治形势的改变外，经济形势也以一种倒逼机制形成了对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挫折，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改变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那么中国就有可以陷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困境。所谓人和，是指当时呈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的变革心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艰难的经济发展困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处于温饱水平，甚至有很多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据统计，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贫困人口达2.5亿人，占到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对于有着22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的中国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可见，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从基层开始，就是一种穷则思变的民心推动的变革。经历了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追求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人心思稳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诉求，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会以社会动荡或不稳定为代价，走苏东式的激进改革之路，中国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渐进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一方面，中国因此获得了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发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容量。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的有效整合，并形成了新的生产力，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产品供应的数量和种类，使我国长期压抑的需求得以释放。1980年代，人们为买一台电视都得“托关系”、“找后门”的情形至今让人难忘。短缺经济条件下无限的需求欲望为改革开放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持续释放的生产力容量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生产力供需互动的机制。不仅如此，建国初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导致中国重轻工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消费产品的供应不足，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工业基础，为生产力容量的扩张提供了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市场和投资需求市场。再加上中国发展水平低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无论是现实的需求，还是潜在的需求，都意味着中国有着扩张生产力容量的巨大空间。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也为实现迅速提高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尽管这个曾让我们自豪的禀赋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有人对其产生质疑，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地大物博的自然禀赋确实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巨大的建设空间为国外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和国内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提供了充分释放的领域。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历程，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呈现了一个渐次凸显的趋势。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将要起飞的经济来说，起了较大的支撑作用，因而体现出“物博”给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能力的迅速积累，有更多更大的生产力释放空间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一要求使“地大”的优势得以显现。城市需要发展，农村更需要发展；先进地区要追赶发达国家，落后地区要赶超先进地区。如果不存在过剩的生产力或生产力不能进入快速增长的渠道，那么这种“地大”以及不平衡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但是，当有过剩的生产力需要消化且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这种“地大”以及不平衡就转变为巨大的生产力容量，进而支撑经济快速增长。
 
　　除了需求扩大和资源环境，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容量扩大的因素还有社会和谐稳定，它对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人们自愿作出的一种选择，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有着较高的认同。这种认同使改革得以在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状态下推进，使改革开放之初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些不平衡问题得以在内部消化解决。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同时也滋养了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但渐进式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使人们对这种差距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即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生产力继续发展带来的不平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由于不断累积而演化为一定的社会矛盾，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8]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含的特殊的社会稳定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缓和或控制这些矛盾的恶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和谐发展的制度环境。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具有特殊的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在整体上来自于生产力供需两方面的良性互动。且更重要的在于，在生产力过剩或成熟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生产力容量的巨大空间为生产力的释放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但这种生产力容量以及由此形成的增长生态并不是永远保持一致的，或者说生产力容量的扩大与增长生态的良性化之间并不总是呈正相关演进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需要释放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这对生产力容量尤其是对增长的生态环境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需求规模扩张的空间越来越小，这需要改变需求结构来增加规模；其次，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增长的生态不断恶化，这需要寻求绿色增长的出路；最后，社会和谐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这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地区发展仍然不平衡，这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社会和谐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去维持。因此，增长生态出现了失衡的局面，即一方面生产还有潜力，生产力容量还有扩张的空间，但另一方面生产力容量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关系。由此，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经济依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但可能需要在增长生态恶化的环境下实现。我们该如何选择？或者是否存在第三种选择，即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机制重塑我国增长生态的平衡？这不仅是生产力演进引起的规律性的选择，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然面临的新的选择。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变得相对清晰了。
 
　　五、结论
 
　　对于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关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虽然理论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莫衷一是，没有形成较统一的意见。生产力发展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时期，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成为人们主要的取向；而当生产力积累到一定水平后，能否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力容量显得越来越重要，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生产力容量尽管内涵丰富，但需求规模、资源环境的承载量以及社会和谐程度构成其最核心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生产力积累起来的巨大生产能力，其转化为现实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机制便是能否把这种生产能力消化掉。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生产力容量的大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大国，就是这种增长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生产力容量的角度对这种增长加以理解，可能是一种更具现实性的解释。但是，在当下中国的生产力容量内部包含的增长生态也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协调成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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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陈继勇，盛杨怿.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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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