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时间： 2016-10-10信息来源：高建昆 程恩富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认识、适应以及引领新常态。科学认识新常态，就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及其形成原因。主动适应新常态，就是要在科学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以及相应的趋势性变化。积极引领新常态，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经济理论引领新常态。只有把握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我国经济才能既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又克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9－051－09
　　收稿日期：2015－08－06
　　定稿日期：2015－08－17
　　基金项目：2013年复旦大学新进校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费（JJH6064005）
　　作者简介：高建昆（1976－），男，河北玉田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程恩富（1950－），男，安徽合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经济新常态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状态。“新常态”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以描述2008年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较长期状态，认为与危机前的全球经济相比，这一状态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明显较低、失业率明显较高而经济风险（如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滞胀风险等）明显较大；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与干预的程度明显加大。^[1]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新常态”，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在中国经济领域，“新常态”一词被用来描述近年来中国经济新呈现出来的稳定发展态势。正如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是主动适应新常态与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基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全面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从而揭示了新常态的实质，即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并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结构和发展动力等四个方面，指出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2]
 
　　从现象上看，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2002～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每年9%以上的高速度增长。^①其中，2002～2007年和2010年等6个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则高达在10%以上，而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高，达14.2%。但是，201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低于8%的中高速度增长。2012年和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均为7.7%。据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
 
　　我们认为，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述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而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中低端产品。这种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是以低下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严重的生态恶化为代价的。近年来，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已经达到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的上限。虽然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有所下降，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却迅速增长。2002～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由15.9亿吨标准煤上升至37.5亿吨标准煤。我国的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很大，局部地区情况则更为严重。以北京市空气质量为例，2013年和2014年由PM2.5导致的重污染天数分别为58天和45天。^[3]在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天空的“APEC蓝”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停产、限产来实现。其中，河北停产、限产企业8430家，停工工地5825个；北京累计停产、限产企业462家，全市工地全部停工；天津、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市都有企业限产、停产，工地停工。^[4]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经济新常态中的需求更加注重质量。首先，消费需求正逐渐从以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模仿型排浪式阶段的消费品主要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档生活资料为主。而个性化、多样化阶段的消费品是满足人们个性化生活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生活资料结构体系。其中，高档品将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其次，投资需求的主要领域逐渐从相对饱和的传统产业转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领域。再次，国外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逐渐从低成本比较优势阶段转向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的阶段。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非金融）和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1195.6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两者差额仅为35.6亿美元。^[5]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非金融），同期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差额仅为35.6亿美元。
 
　　进入新常态以来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近年来，我国逐渐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2002～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1367.2亿元增加至7612.19亿元。而2011、2012和2013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为7114.03亿元、8253.46亿元和9516.50亿元。这些环境治理投入取得显著成效。201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8%，远高于2011、2012和2013年的下降幅度（降幅分别为2.01%、3.6%和3.7%）。而2014年上半年氮氧化物排放量则同比下降5.82%，也创造了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的最好成绩。^[6]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在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处于需求浪尖的商品供不应求，从而引发对这些商品相关产业的一系列大规模投资。当这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超过需求，就造成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些商品的需求浪潮进入消退期之后，生产能力过剩状况就会更加严重。这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刺激投资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效果非常有限，从而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在进入新常态后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人们对商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这些新的投资领域较为集中的第三产业获得了较大发展。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3%，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而据初步估算，2014年这一比重则达到48.2%，约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
 
　　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在2008年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大。2004～2008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7%、22.2%、16.1%、18%和8.8%。而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9%、39%、40.3%、39.6%和44.2%；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4%、38.8%、43.6%、42.4%和47%。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转而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2009～201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7.4%、4.0%、-4.2%、-2.1%和-4.4%。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逐渐稳定在５０％ 左右的水平，分别为49.8%、43.1%、56.5%、55.1%和50.05；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在短期急剧上升后逐渐稳定在50%左右的水平，分别为87.6%、52.9%、47.7%、47.0%和54.4%。在逐渐进入新常态的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2%，仍稳定在较高水平。
 
　　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呈缩小趋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201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14.6%、17.2%和17.5%；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7.6%、8.4%和10.6%。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2009～2013年，制造业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每年17260元上涨至每年32035元。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在人力资本质量优势方面，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比重上升，而较低学历的人口比重下降。其中，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的分别由2000年的3611人、11146人和33961人上升为2010年的8930人、14032人和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5701人下降为2010年的26779人。在技术进步优势方面，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速度与应用速度都达到较高水平。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由2004年的18241项上升至2013年的143535项。在工业中，2014年高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2.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个百分点，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提高了0.7个百分点，达到10.6%；装备制造业增长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业态中，2014年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1.9%。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新常态下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市场竞争特点，要求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新常态下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特点，要求各级政府摆脱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积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新常态下各类隐性经济风险逐步显化的特点，要求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以防范和化解各类经济风险。新常态下以全面刺激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的特点，要求国家在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变化的基础上科学进行宏观调控，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2. 外在原因
 
　　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外在原因。
 
　　在“新常态”下，世界经济仍处于从2008年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缓慢恢复的疲弱复苏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②显示，2008年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先后经历了萧条、短暂高涨、持续低迷等阶段。2009年为萧条期，世界经济总体增长速度为-0.4%。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速度为-3.6%，欧洲总体增长速度为-5.8%，新兴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增长速度为3.3%，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总体增长速度达7.8%。2010年为短暂高涨期，世界经济总体增长速度达5%。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速度为2.7%，欧洲总体增长速度为4.3%，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速度为7.5%，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总体增长速度高达9.7%。2011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持续低迷的阶段。2011－2013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长速度分为3.7%、2.9%和2.9%。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速度分别为1.5%、1.2%和1.3%，欧洲总体增长速度为4.7%、2.3%和1.8%，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速度分别为6.3%、4.9%和4.7%；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总体增长速度分别为7.8%、6.7%和6.5%。
 
　　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如上文所述，除2010年以外，2009～201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均为负值。在外部环境上，美国正逐步推动由其主导的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计划，以限制中国模式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而中国所开展的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正以国有企业合资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加强彼此产业政策的协调性。^[7]可以认为，在产业政策上“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和国有企业角色的演化，正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主动适应新常态需处理好的五大关系
 
　　我国经济新常态既具有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经济增长驱动力趋于多元等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贫富差距较大、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外资控制产业增大、非公经济占比增大等一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都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从而既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又克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与市场、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几方面的关系。
 
　　1. 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中，广义的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独资形式，又包括以公有资本控股的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持股形式和交叉持股形式。
 
　　（1）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首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一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生产领域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领域，既包括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又包括竞争性生产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有学者根据这一论述，把国有资本定位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有效工具，并认为按这一定位“改革后的国有资本基本上应当是‘公益性’或‘政策性’的”。^[8][9]这一观点曲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适用领域的论述。在“公益性”、“政策性”生产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这一领域国有资本的投入比重，是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要求的。但不能据此认为，国有资本应基本上从市场竞争性生产领域逐步退出，从而只保留“公益性”、“政策性”生产领域。关于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原则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总原则清晰地指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适用于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公益性”、“政策性”生产领域，而且适用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性生产领域。一些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但因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利润率低（甚至低于平均利润率）、涉及国家核心安全而不适合其他所有制的领域，只能由公有制经济来运营。而在资金回收周期较短、风险较小、利润率较高（一般在短期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生产领域，市场调节规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公有制经济可以在这些领域与其它所有制实现公平竞争。
 
　　二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分配领域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在分配领域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在初次分配领域，公有制企业能够避免贫富的严重分化，从而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能够通过确定利润、积累与劳动者报酬之间的适当比例来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能够通过具体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来降低劳动者之间报酬差距的不合理性，促进初次分配领域的相对平等（即共同富裕）。^[10]因此，公有制经济在分配领域的主体地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是要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导向作用。公有制经济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国家矫正市场调节规律的功能弱点提供必要保障和财力支撑。一方面，与私有企业和私有垄断公司的反国家调控特点不同，公有制企业一般主动服从和配合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性调控。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为国家调节经济以熨平经济波动提供重要的财力支撑。改革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上缴利税一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当比重。2014年1～12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24765.4亿元，同比增长3.4%；国有企业应交税金为37860.8亿元，同比增长5.7%。^③
 
　　（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体现在市场竞争领域，又体现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互持股领域和交叉持股领域。在市场竞争领域，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公平竞争，可以激发经济新常态下的市场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领域主要是市场调节规律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即资金回收周期较短、风险较小、利润率较高（一般在短期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经济领域。在这些领域，公有制生产单位与其它所有制的生产单位展开公平的商业竞争，从而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有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由于生产规模较大而形成的“垄断”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应退出市场竞争领域。这一观点没有厘清社会大生产条件下公平竞争与规模垄断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竞争与规模垄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而“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11]规模垄断的产生是自由竞争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而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12]由于生产集中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现象，规模垄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必然都会产生和发展。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竞争与规模垄断仍然会同时并存。一方面，为化解传统生产能力过剩而进行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然会引起企业的兼并重组和生产的相对集中。另一方面，由于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作用凸显，以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组织将不断涌现，并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者。
 
　　其次，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指的是竞争规则的平等，而不是指竞争实力的平等。市场竞争主体实力不平衡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从市场竞争起点看，由于生产要素禀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竞争主体的实力往往是不平衡的。从市场竞争的机制看，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发挥作用，必然引起市场竞争主体实力的分化。如果公有制经济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市场上的私有制经济必然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形成新的垄断，从而私有垄断取代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垄断。因此，为了追求所谓竞争实力的公平而要求公有制经济退出市场竞争领域的主张，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从而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相互持股和交叉持股的领域，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生产单位内部的股份合作，能够通过降低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负面作用而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在存在资本雇佣关系的中资或外资私有经济中，私有剩余价值规律在初次分配中占支配地位。而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构成了经济剧烈波动的风险基础。一方面，这一规律通过私有资本积累过程不断强化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贫富分化的趋势，从而加剧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非公经济的偷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从而削弱了国家改善民生、矫正市场调节规律功能弱点的财力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能够有效遏制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负面作用。在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能防止单纯私有的企业偷税漏税等问题。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亟待优化升级的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都要坚持发展公有资本控股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绝不是非公资本单向持股或控股公有资本的私有化。
 
　　2.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或主导性）作用。
 
　　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能够实现功能上的良性互补、效应上的协同、机制上的背反。其中，机制上的背反，指的是市场通过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配置资源而实现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政府通过专业职能机构来主动规划配置资源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调节规律通过对资源配置的自发调节来实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这种作用主要集中在一般资源短期的微观配置领域。这是由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两面性决定的。市场的功能主要包括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而这些功能同时构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技术垄断、负外部效应等问题。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或主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专业职能机构主动规划配置资源以实现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种作用主要集中以下领域：一是通过宏观调控、微观规制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来矫正市场失灵的领域；二是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领域以及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领域；三是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领域；四是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领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功能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具有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再分功能等功能。另一方面，政府可能表现出调节偏好主观、调节转换迟钝、调节政策内耗、调节动力匮乏等问题。^[13]
 
　　因此，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坚持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或主导型）作用的有机结合。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要通过简政放权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创新驱动的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对资源的长远性、整体性规划配置作用，以化解新常态下的各类经济风险，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
 
　　3. 正确处理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其中，所谓多种分配方式，是指除按劳分配以外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其它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领域，除按劳分配以外，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应的分配方式是按资本分配。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是主要分配方式。
 
　　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分配的公平是经济发展实现长期效率的基本前提。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效率。公平与效率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效率原则可能侧重强调单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分配中的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而公平原则侧重强调社会经济总体在分配中的长期效益与整体效益。在初次分配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型按劳分配通过劳动市场竞争形成的按劳取酬而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能够较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由于受到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按资本分配通过侧重资本所有者的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来实现效率原则，但不能兼顾社会经济总体的长期效益与整体效益而实现公平原则。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在兼顾效率原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原则。^[14]
 
　　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需要促进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一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经济主体。公有制生产单位要通过分配制度的完善，来确定积累与消费之间较为适当的比例，以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科学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领域，政府要依法矫正和调节初次分配造成的贫富过度分化趋势，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较高比重。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和户籍等方面的制度来完善为经济发展托底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
 
　　4.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自然规律，建设生态文明，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统一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改善生活。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如果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自然规律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就会破坏生态环境。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以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要通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一是完善和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全面强化了政府、企业、公众的责任、权力（利）与义务。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订，《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将出台。在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政府、企业、公众都依法履行各自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权力（利）与义务。二是建立健全包括生态环境评价在内的各级政府行政绩效考核制度。这种新的行政绩效评价体系，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不以GDP论英雄，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行政绩效考核之中。
 
　　5. 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是，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自主创新来驱动，并以此推动高水平的对外经济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的程度与对外开放的水平呈同向互动关系，即自主创新程度越高，对外开放水平也越高。在自主创新程度较低的阶段，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引进外国独资或控股资本、引进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口外国资源和高端消费品并主要出口低端产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在自主创新程度较高的阶段，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高水平引进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注重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对外国资源和高端消费品依存度较低，并主要出口高端产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实践来看，我国传统的开放模式建立在比较优势、片面追求外资数量和规模的粗放型发展基础上，导致我国对外资引进过度、对外技术依赖过高、经济波动风险过大等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的困境。^[15]
 
　　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对外开放的程度呈反向互动关系，即主创新只有在相关产业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较充分的发展。如果本国弱势产业的市场开放程度过高，就会被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完全掌控，该产业就完全失去了通过自主创新获得发展的机会。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要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一是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更多依靠产业化创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产业活动，从而不断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我国要通过完善科学技术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护和激励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并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科研单位、教育部门和劳动者个人在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推动多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一方面，我国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积极促进以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我国要根据每个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具体确定该产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从而为该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
 
　　三、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积极引领新常态
 
　　我国经济新常态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引领。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科学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西方国家经济的“新常态”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不良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误区是：在长期，市场的自发调节会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助于自然就业率的实现。对于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通过紧缩货币供给和压低工资来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制、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及打击工会等。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989年为拉美国家经济衰退提供解决方案的“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突出强调三个要点：以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为核心的全面私有化，包括较快实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措施的全面自由化，以及以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非调控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具体实践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应对滞胀状态的手段，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政策主张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缓解了当时经济的滞胀状态。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三大恶果：一是全面私有化通过加剧贫富两极分化而不断加深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和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失业等民生问题都严重凸显。二是全面自由化加剧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使金融泡沫不断积累，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频发，全球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加大。第三，唯市场化改革或经济非调控化导致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国际私人垄断企业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加大，军工利益集团和军事凯恩斯主义还导致对外军事扩展和武装入侵，加剧全球领土领海、太空竞争，生态环境、政治外交、军事战事等矛盾激化，侵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各种安全保障。^[16][17]
 
　　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系统概括与全面总结，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导向、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和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导向。根据这一理论，我国经济新常态应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改善民生为中心。为此，客观上要求我国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强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的优化升级；既注重对外开放中的创新驱动，又注重加强对外开放中的风险防控；等等。
 
　　总之，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既具有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只有在科学认识新常态实质的基础上，主动适应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以及相应的趋势性变化，并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理论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才能既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又克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释
　　①本文引用的统计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
　　②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cal Statistics（IFS）。
　　③数据来源：《2014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国家财政部网站： http://qys.mof.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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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