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创新驱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间： 2016-10-13信息来源：彭刚 李逸浩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输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经济通过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但随着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提高已经不能通过简单的引进就能实现，工资的增加也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如若不能突破这种瓶颈，那么中国经济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只有通过利用创新，才能实现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收入陷阱；创新驱动；技术引进；全要素生产率；边际效率；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49—05
    　收稿日期：2015—01—0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XNH046）
    　作者简介：彭刚（1958—），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欧盟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李逸浩（1989—），男，安徽巢湖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盟经济、货币流动性。
 
    　创新活动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它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提高产业或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且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在当今世界，当拥有“后发优势”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先前的技术模仿优势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丧失，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此时创新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我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凭借着改革红利和“后发优势”等诸多因素，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贫困率从65%降到10%以下；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需要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和工业拉动，依靠的是高储蓄，廉价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投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而过分强调实物投资导致了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偏低。同时，采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中非农部门增长所能吸收的就业岗位偏少。由于工资增速落后于生产率增速，到2008年中国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降至48%并导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下降至全球主要经济体从未有过的低点。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获取上的严重不公平以及征地引发的矛盾冲突加剧了社会失衡。同时，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代价是高能耗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许多造成中国国内失衡的政策也是中国持续面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重盈余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激化了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如果不能寻找到合适的新增长源，我国经济将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二、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
 
    　在我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输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经济通过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但随着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提高已经不能通过简单的引进就能实现，工资的增加也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如若不能突破这种瓶颈，那么中国经济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只有通过利用创新，才能实现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解：Y=AL^αK^β，A=T×E，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除去劳动L和资本K以外能够影响总产出Y变动的因素，它等于技术T和效率E的乘积。这里T代表当下的技术水平，创新则以效率E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个成功的创新（无论它是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新产品的开发等）将E由原来的水平1提升到现在的水平2，那么A也会提高了1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即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腾飞正是获益于具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即人口红利，通过积极的融入国际市场，实现资本积累。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递减，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但通过技术引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由于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递减所带来的损失，这也是我国在上世纪末至今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向高收入阶段逼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可能将最新的技术进行转让，通过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同时，由于边际效率递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上升空间越来越小，高收入阶段虽然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达到，最后这一步就成为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及的镜中花、水中月，也就表现为国民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这时，唯有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进而顺利迈入高收入水平。
 
    　通过历史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二次世界大战前，但凡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也一定是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家，如之前的大英帝国和后来的美国；而二战后，情况却出现了变化：数量众多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这其中，技术引进是一条相对快捷的路径即后发优势），但只有极少数国家成功的步入高收入国家。而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也不再必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之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由于二战前，创新与生产的关系是统一的，表现为前店后厂的形式，创新中心同时也是生产中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创新中心与生产中心出现分离：一边是极少数的国家专职于创新，另一边是数量众多的国家专职于生产（由于创新要求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很高，同时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需要具有一种创新型的文化底蕴，包括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社会地位的尊重、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的鼓励等，这都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所以在全球市场上，专职于创新的国家数量很少）。而基于比较优势专职于生产的国家数量众多，由于其可替代性大继而弹性也很大（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及创新能力，该国生产能力的暂时领先也会由于创新型国家通过向其他专职生产的国家输出新技术而变得落后，于是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在国际分工中面临随时可被替代的不利地位），于是，专职于创新的国家往往获得较高的利润即“创造性毁灭”中的“创新红利”，而专职于生产的国家则需要承担“创造性毁灭”中原有生产体系被毁灭或至少因为固有技术变得相对落后进而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的“毁灭成本”。这时，如果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努力培育自己的创新体系，进一步实现由工业化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由于拥有创新型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顺利跨越这一阶段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进一步获取更为可观的“创新红利”。相反，如果不能成功培育自己的创新体系，那么即便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最完善的生产体系，也无法逃脱成为发达国家加工车间的命运，而由于专职生产的国家具有可替代性，伴随着专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向其他专职于生产的国家输出更新的技术，昔日代表最先进生产技术水平的一流加工车间最终还会沦为二流，甚至面临被彻底淘汰的危险。
 
    　简而言之，劳动、资本和技术由于都具有可替代性，在全球市场的需求就有较大弹性，而创新由于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全球市场的需求弹性很小，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跨越，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引进是可行的，而要实现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尤其是在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后继续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就只能依靠创新来实现了。
 
    　三、创新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阶段两方面因素将会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优势丧失。另一方面，尽管投资占GDP的比重目前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该比重终将逐步下降。原因在于：要实现一些社会性目标或随着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部分国民收入将会从企业部门转移到家庭部门。此外，投资率下降还意味着通过购置新的机器设备来实现技术升级的机会减少。无论如何，当中国从技术追赶阶段逐步向技术前沿靠拢，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必然缩小。在这样的背景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通过调整政策和推进改革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让全要素生产率尽可能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水平。如果没有新的激励措施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可能会迅速减慢，使中国面临更大的风险。而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创新程度的高低。
 
    　虽然我国很早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大而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但由于缺乏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体制，虽然做到了“大而全”却严重缺乏效率，生产率一直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难以提高。而从20世纪末以来，通过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科技水平，但同样的，由于缺少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体制，即便是代表国内最高科技水平的工业企业也多只能通过为发达国家的品牌代工来获取较低的利润，比如中国的众多汽车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是通过引进国外非一流的生产技术来生产与之合作的外国品牌汽车，国内汽车企业只能占领低端市场，最新的生产技术被留在国外无法引进，高端市场全部由进口车占领。还有些时候是外方专门负责创新，设计最新的产品，中方负责生产，这种时候即便中方能够引进最新的生产线，但由于缺乏创新，一旦外方设计出更新的产品和标准，之前的生产线由于不再适应最新的市场需求而又变得相对落后了：由于人力资本昂贵，美国波音在本国主要负责创新，即新飞机的设计，而将生产线放在国外，在我国就建设有最新的飞机生产线（或者说是组装线），其代表了当时飞机制造领域的最新技术水平。但是，一旦波音的美国设计中心完成了最新的飞机设计，随着更新的技术出现，新的生产线落成，原来代表最新技术水平的生产线就又变得落后了，而伴随着国内人力成本的提升，新生产线可能还会被放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美国苹果公司在这方面可能是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其全球市场的全部产品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生产的，美国总部只负责创新。虽然每一代最新的苹果手机都是在中国进行生产，但中方却只能获取极其微薄的利润。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努力培育自己的创新体系，进一步实现由工业化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由于拥有创新型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顺利跨越这一阶段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进一步获取更为可观的“创新红利”。相反，如果不能成功培育自己的创新体系，那么即便现在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和最完善的生产体系，也无法逃脱将来成为发达国家加工车间的命运，而由于专职生产的国家具有可替代性，伴随着专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向其他专制与生产的国家输出更新的技术，昔日代表最先进生产技术水平的一流加工车间最终还会沦为二流，甚至面临被彻底淘汰的危险。于是创新就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四、相关国家(地区)对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一）长期忽视创新是苏联经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是最近才兴起的一个热点，并且，其研究区域一般集中在拉美、东南亚和东亚各国。一般而言，并不将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作为其研究对象，但由于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属性，他们的失败经验或者说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回顾一下。通过将其与西欧和美国的成功经验对比，或许对我国未来路在何方，该怎么走，尤其是已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时如何抓住历史的机遇顺利迈入高收入水平可能会更有借鉴意义。
 
    　前苏联曾经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联盟解体，经济倒退，其国民经济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即使是继承了其大部分资源的主体国家俄罗斯也仅勉强维持住了一个二流国家的地位。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以下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
 
　　抛开政治层面的原因不谈（其实，政治情况不过是经济情况L在另一个层面的表现而已，如果当初前苏联经济是成功的，那么后来的政治改革也就没有必要出现，所以，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经济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Y=AL^αK^β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常常被用作为产出分解工具来对一国的国民经济进行分解，这里，我们也借助它来进行分析。y（小写代表该符号所代表的经济变量的人均量）方面，苏联从一度接近美国的80%下降到30%，那么这其中到底是A、L、K中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说是哪个变量的下降对y的下降负主要责任？事实上，前苏联无论在劳动力和资本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即意味着l和k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这里没有将人力资本N的归类进行说明，其原因是前苏联的教育水平也很高，这可以从诺贝尔奖的获得情况得到印证；由于拥有全民免费医疗，国民的健康程度也很高；所以，无论是将人力资本N归为劳动力L还是资本K方面，对于L^αK^β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那么问题就必然出在A上即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于是，我们继续将A分解：A=T×E，即全要素生产率等于技术与效率的乘积。熟悉历史的人都会对前苏联的技术水平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在解体前夕，前苏联的技术水平都还处于一个相对于美国相当接近的水平上。于是，我们知道多年来缺乏效率即E方面是造成前苏联国民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又是什么造成了前苏联经济的效率是如此低下呢？
 
　　一方面，前苏联经济长期向军事领域倾斜，因为军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很小，所以军事领域的高效率并不能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前苏联经济缺少创新性，更多的情形是前苏联自立国以来总是处于对西方的模仿和追赶状态，国民经济中的各个方面都缺少对于创新的重视，国民经济的增长完全是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追加来实现的。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其国民经济在到达一个极值后必然面临下降的结局。
 
    　相反，美国和西欧国家则相当重视创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西欧和美国更加受到尊重并更容易获得成功；再加上经济发展更侧重于非军事领域，溢出效应更高（美国的军事工业多采取外包制，即通过向私人企业招投标，以订单的形式由私人企业去完成而非通过以下达指令的方式由国有企业去完成，而这些公司也往往参与民用市场的竞争，所以美国领先的军事技术也更容易转化为民用技术，这也是美国经济溢出效益更高的一个原因），从而通过各个领域的不断创新，带动国民经济的效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并最终获得成功。
 
    　当然，以上的分析都可以从经济制度的不同安排上进行解释，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创新作为破解边际生产率递减这一发展魔咒的突破点应当予以相当的重视。同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前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恰恰是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追加来实现的。目前，中国也对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更加重视，由于在经济领域一直存在渐进式的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更加侧重于非军事领域，国民经济的效率相对于之前的苏联也有提升，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直到目前，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仍然未引起相应的重视，而这恰恰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二）重视创新是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较大的东亚经济体中，只有三个在20世纪后半叶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行列的转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通过高强度投资、制造业导向的增长战略实现了向高收入社会转型。该战略融合了技术追赶、增量创新以及破坏性创新。尽管这些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由民营部门实现的，但也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更多依赖于制造业的技术追赶。研发活动促进了技术吸收，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前沿突破式创新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日本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日本与其他两个经济体处于不同水平上，这主要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时期积累的技术能力有关。这三个经济体的决策当局积极参与提高人力资本、增加融资渠道、鼓励技术引进和吸收、直接投资于生产性资产，但带头实现技术吸收和创新的是得到小型供应商集群支持的领先制造企业。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能够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主要得益于技术追赶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较强出口前景的电子、交通和化学产业的建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研究设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加强其创新体系建设。通过技术许可、吸引海外投资（例如中国台湾）等方式系统性地利用海外技术，促使这两个地区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实现快速技术进步，使它们能够跨越高收入门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入高收入社会后，对创新重要性的认同得以持续增强，创新现已成为促进三个经济体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的产业技术大都位于最前沿位置，增长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成功的创新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上述经验对于中国的增长战略具有诸多借鉴意义：第一，中国需要在未来至少十年内充分发掘各产业，包括服务业中技术追赶的潜力。在此期间，基于技术突破产生的原始创新也许并不普遍，更多创新是现有技术的不同组合，或者引入创新型设计、提供针对特殊市场而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第二，创新能力需要长期积累，对创新战略进行系统规划和实施会产生巨大红利，这一红利将以前沿性技术和突破性发现的形式出现，但这极有可能发生在2020年以后。到那时，中国生产率提升将更加需要创新。第三，应该更加重视创新系统的质量和效率，而不仅是考虑研发支出、专利申请和论文发表，毕竟创新是为了创造财富。第四，生产率提高要靠企业来实现，最终是充满活力的企业提供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
 
　    五、通过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要想有效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创新机制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实现有效创新，就需要政府、市场、科研系统等主体共同配合。
 
    　1. 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机制。目前我国由于知识产权等保护还有待完善，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知识产权盗用、无序竞争等不良现象。同时，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竞争能力差距较大，不宜用行政手段过多的支持垄断企业。因此，必须首先着力于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机制。只有具备公平的市场机制，不同企业之间才能高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
 
    　2. 发挥企业作为主体的核心作用。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获取利益，因此，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自然会成为创新的重要主体。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应用型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因此，政府需要为企业搭建创新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出台相关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等。相反，政府如果本末倒置，自己充当创新主体，抑制企业创新则只会事倍功半。
 
    　3. 加强基础性研究。基础性研究由于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现实利益，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缺乏进行基础性研究的内在动力。但另一方面，基础性研究又是企业创新所无法回避的。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不断地加强基础性研究，获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同时把基础性研究应用到企业创新当中，由此推动经济的发展。美国对于生命科学的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首先其通过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基础性研究，同时大量资金用来赞助高校的基础研究项目。在这些研究取得进展之际，企业才逐步介入，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经济成果。
 
    　4. 建立全国性研究开发网络。从主体上来看，创新领域涉及到政府、企业、研究单位等众多机构；从地域性来看，创新的能力在中国的中东西部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性。由此看来，除了充分发挥市场的主观能动性以外，还需要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创新在各部门各地域的充分流动性。一方面，要鼓励高校进行产学研结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带来经济效益。就目前而言，大学的校办企业已经逐步走出校园，并在国家经济建设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更多的高校创新成果也不断被产品化；另一方面，鼓励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以及企业与高校、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由此来推动创新技术的传播。向市场推广前沿领域，特别是绿色技术其研究的成本和复杂性非常之高，即使是最大规模的公司在开发复杂的新产品或技术时也希望与在这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其他公司或大学进行合作；同时，还应该鼓励内陆高校与企业走出去，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学习创新经验，分享创新成果。尤其是政府可以鼓励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人才“走出去”以及“留下来”。此外，还应该建立开放的创新体系。政府应积极保护和支持国外创新产品，并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只有调动各方主体，建立全国性研发网络，才能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实现创新增长。
 
    　5.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创新基金需求量巨大，政府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用以支持创新，这其中包括银行、风险投资等专业金融结构以及行业协会等民间自发团体，等等。风险投资一方面由市场决定，具有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融资额度有限，因此，可以增加政府风险投资资金用于支持创新。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本地银行给本地企业进行创新融资成功的案例较多，但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来看，银行融资规模也是有限，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可望提高这部分融资规模。行业协会则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因此政府可有效引导行业协会设立创新基金，支持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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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0） [R].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8]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2009中国创新发展报告 [R].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