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背景、理论基础与实施路径时间： 2016-10-13信息来源：陈龙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下学术界和时政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是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一切合理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核心、两只手、三调整、四改革、五发力”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供给学派；中等收入陷阱；供需错配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18—04
  　  收稿日期：2016—05—05
    　作者简介：陈龙（1988—），男，安徽池州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时政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媒体和学术界最关注的话题。自2015年11月10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密集发声供给侧改革。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提出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调发力”。2015年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会议上强调“在供需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内，4次发声供给侧改革，这表明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政府的共识。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下，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总体思路，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随后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进一步强调了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号角，开启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序幕。媒体和学术界纷纷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解读，各方观点既有共识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也存在对中央政策的曲解和误读，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这些关键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清晰的回答，不能形成共识，势必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和效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背景和任务。
 
    　里根政府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是“滞胀”，这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因此里根政府利用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从供给侧出发试图解决“滞胀”问题。而我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新常态，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本质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主要表现就是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任务不仅是要解决前期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凯恩斯症状”，也要加紧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还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快，影响民生。
 
    　（一）增长速度换挡期，下行压力大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滑，2011年，我国GDP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2014年下降到7.3%，2015年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6.9%。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期间我国设定的GDP增速是6.5%。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属于中高速增长，但是对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无疑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这种下行的压力既有来自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影响因素，更是表明我国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依靠传统的红利拉动经济发展已经无以为继。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资源等巨大的压力。留不住绿水青山，也就留不住金山银山。
 
    　（二）结构调整阵痛期，产业升级不足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旧的结构受到抑制，产能过剩，新的结构没有及时形成，呈现青黄不接的状况。这表现在：一方面，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制铝、煤炭、玻璃等行业。据统计，2012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1.9%、73.7%、73.1%和75%，远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逄锦聚，2016）。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工业为支撑的“二三一”模式，虽然服务业已经达到半壁江山，但是和发达国家70%的份额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且我国的服务业高端化、信息化水平都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同时，工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严重，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主要指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了生态环境巨大的压力，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得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这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力不足，产业升级缓慢，新型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
 
    　（三）前期政策消化期，后凯恩斯症状凸显
 
　　我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是以供给侧为主，这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我国长期存在着供给不足，被称为“短缺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短缺经济的结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开始实行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空前规模的财政支出刺激，用以投资基础设施和福利支出，同时开始根据经济形势，频繁地采用货币政策。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过程中，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对政府投资和出口依赖越来越严重；而每一次紧缩，又会造成金融垄断加剧、中小企业倒闭、股市震荡等问题。有学者指出这种在经济增速有所下滑的时候，拼命刺激“踩油门”，在通胀有所抬头的时候拼命紧缩“踩刹车”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滕泰，2013）。
 
    　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需求侧的问题，如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导致出口需求减少，从而造成我国产值相对下降，产值下降导致投资下降，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但是从本质上看，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在于过去那种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没有完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没有凸显。也就是说供给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制度改革开启了“斯密增长”即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大量的投资和要素增长开启了“库兹涅茨增长”。这两种增长方式带来了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遭遇了严峻的瓶颈，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资本成本的上升，资源、资本等红利都逐渐消失。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带来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我国没能避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同时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随着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失去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国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又与发达国家差距大，没有竞争力。这就导致了供给侧的“青黄不接”。国家在这个时候审时度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战略目标的重大决策，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如何自力（2016）指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借鉴和吸收了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供给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理论上逻辑严重混乱，实践上也未达到预期目的，早已被历史唾弃，根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邱海平（2016）指出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必须坚决抵制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丁未民（2016）指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给学派的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如贾康、苏京春（2014）指出，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传统供给理论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融合传统供给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形成“五维一体化”的理论框架。滕泰（2013）指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理论，以及供给学派思想，是既破又立的经济学创新。李智、原锦凤（2015）认为从理论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植于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冯志峰（2016）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背后是供给学派。
 
　　这种争论导致了学术界对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存在严重的分歧。如贾康等（2013）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为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如财政赤字高涨，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林卫斌、苏剑（2015）认为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等供给侧措施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当前我国经济问题仅靠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难以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智、原锦凤（2015）认为从实践中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复苏。滕泰（2013）认为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里根总统，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唤醒了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促进了就业，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张伟（2015）认为里根经济学直接导致了更严重的“里根大衰退”，并让美国患上了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症”，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逄锦聚（2016）认为在里根执政期间，减税和增加军费并举，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新的困难和不平衡。何自力（2016）认为历史经验表明，里根政府信奉供给主义经济学，大力削弱政府干预和强化市场自发调节，并没有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使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催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张晨（2016）认为美国里根政府在施行供给学派的主张后，经济非但没有实现繁荣，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经济增长跌至战后最低水平的情况。
 
　　学术界的这种普遍的争论，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和开展。必须正本清源，统一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含义。笔者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里根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本质的不同，无论是国情、背景还是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均存在很大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走私有化、自由化的歪路。同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以行政的方式、计划的方式调节供给，而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其背后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的供给侧指导思想是在战略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战术上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包括供给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等合理的部分都可以用来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是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高标准和底线。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我国的任何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自由化、私有化，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和分配制度不变，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实现共同富裕、共享经济。
 
    　第三，坚持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要坚持市场的调节作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完善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更好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双到位的格局。
 
    　总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供需错配和供需不平衡的现状。目前我国这种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供给无需求，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煤炭等产业就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2015年农产品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表明农业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有需求无供给，供给侧出现短板。从消费上看，出现了“代购潮”“海淘潮”“疯抢潮”等国外扫货现象，表明我国的供给无法满足当前人民追求生活质量的需求。在制造业领域很多关键技术仍然需要进口，在工业4.0的浪潮下，我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够。高端服务业等仍然是发展的短板。三是低效率的供给抑制了有效需求。如房地产，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商品房库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笔者根据上述供需失衡的局面提出“一核心、两只手、三调整、四改革、五发力”的改革路径。
 
    　1. 一核心就是要以创新为核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灵魂。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契机，培育创新文化、创新热情，创新氛围。以创新开启我国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增长阶段”，让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 二只手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加合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互补与合作。凡是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坚决用市场进行调节。政府更好地发挥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监管市场运行、完善市场环境与法律等功能。
 
    　3. 三调整就是要实现供给侧要素结构调整、供给主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让要素流动起来；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培养企业家精神，注重产权保护；对于各种新型经营主体、新业态、新模式要积极引导和培养，解除其供给的束缚和限制；要通过创新引导要素升级，发挥更高层次的要素红利。以结构调整推进总量调整，最终实现供需更高层次的新均衡。
 
    　4. 四改革就是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土地户籍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基础，要通过“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合理确定政府市场的边界，做到有为而不乱为。当前要进一步取消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政审批、优化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监督、执行和决策。财政金融改革是其他改革的保障。财政改革要坚决完善预算约束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财政职能、改革分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金融改革要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完善金融市场环境，防范金融风险。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在稳固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土地流转，让土地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成为活的资产。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在全面放开二孩的基础上，推动户籍制度调整，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国企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要优化国有企业结构，淘汰落后企业，保障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功能。
 
    　5. 五发力就是要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从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五个方面入手，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通过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五大财富源泉的释放和激活，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
 
    　参考文献：
    　[1]滕泰. 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 [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13.
    　[2]保罗·格雷·罗伯茨. 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李智. 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 [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
    　[4]滕泰. 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J]. 世界经济研究，2013，（12）.
    　[5]逄锦聚. 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6]李翀. 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
    　[7]林卫斌，苏剑. 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 [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
　　[8]邓磊，杜爽.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力与新挑战 [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