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新常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间： 2016-11-09信息来源：魏杰 杨林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    要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观点的提出，人们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了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中国人均GDP在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怎样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总结成功国家的经验、并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改革不理解甚至抱怨的声音，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应引起我们注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对改革和反腐的质疑，改革者应该以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质疑。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认为扩大民主的广度、深度和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是改革的关键。同时本文也从政府独立性的角度阐述了反腐的重要性。在国外已经走过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具有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国很有必要从这些他国的经历中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改革中的阵痛和利益重分配不可避免而且非常必要。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本文对经济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改革  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独立性  启动消费  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杨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生（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5—0028—08
 
　　近来中央适度调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告别了过去10%的高速增长，把经济增长确定在7%左右，着力于克服“成长中的烦恼”。回归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主要精力着眼于解决经济在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中国应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主要有：（1）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造成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调，投资产生的供给能力无法被疲软的消费所消化，在长期形成产能过剩的风险。（2）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比较不匹配，具体而言就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太低，不仅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低不少。（3）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贸易顺差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国内的人民币被动超发，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的方式无疑是给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了低息的资金注入，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民福利。（4）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并长期保持在1：3以上，第二方面是东中西部的区域收入差距出现扩大化趋势，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第三方面是垄断部门的员工收入和非垄断部门的员工收入差距很大。（5）环境和资源两个硬约束越来越紧，过去长期以来以低廉的环境成本和低廉的自然资源成本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难以为继，诸如雾霾等一系列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提醒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已经接近社会承载的极限。因此，必须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潜力提出修正，新常态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正，即用相对较低的短期增长速度来换取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修正，则会导致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持续恶化，最后侵蚀掉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6）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因为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原因，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还有一些本来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这样城市化就远远慢于工业化。工业化创造的巨大供给能力并没有被城市化创造的消费需求所吸收，多余的生产能力只能依赖外需，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外需有所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有时甚至不到70%。
 
    　回顾历史，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首先发生在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又被称为拉美陷阱，但随着后来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出现类似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然后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已经不再特指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现象，而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收入增长陷阱。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墨西哥保持了6.7%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被称为“墨西哥奇迹”，但是始于1968年的一系列社会动荡使得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减，风光不再的墨西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无法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回顾墨西哥的教训，主要原因是墨西哥收入分配不均衡，占总人口比例较少的高收入阶层成为“墨西哥奇迹”的主要受益者，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相反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广大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从“墨西哥奇迹”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而继续生活在低收入水平之中。因为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远小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墨西哥经济出现了高收入阶层消费饱和，而低收入阶层因为无钱消费而无法启动消费的局面。对于这种因为收入分配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墨西哥政府不是着力于改善失衡的收入分配现状以扩大国内市场，而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来扩大总需求，以增加政府开支并增加政府订货的手段来解决企业的产品销路问题。当然这种政府订货在短期内确实缓解了墨西哥企业的问题，但是长期而言政府不可能无限地增加政府开支，因为政府开支的持续增加需要大量的政府收入，而这种政府收入只能来源于增加税收，税收的增加会进一步打击国内的总需求，而且政府也不可能无限地增加税收。因此，政府开支的增加只能是缓解国内需求不足的短期权宜之计，绝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政策。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和原本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的双重打击之下，墨西哥社会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不仅罢工和游行随处可见，而且暴力犯罪和毒品走私猖獗，社会持续动荡。社会不稳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撤离，不仅原本看好墨西哥发展前景的外资纷纷撤离，就连在经济增长中获利颇丰的本国资本也纷纷撤离，社会的持续动荡严重恶化了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多地出现工厂被焚烧等事件。资本觉得墨西哥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点，于是纷纷逃离墨西哥撤向海外，“墨西哥奇迹”戛然而止。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像日本、韩国一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还是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被卡在那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就是防止出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脱钩，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脱钩指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福利的增长很缓慢，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增长，甚至没有太大的国民福利的增长。回想2008年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部门的严重打击，可以发现，如果国内的需求无法吸收国内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经济一味地依靠外需来消化过剩的产能，那么在外部需求饱和或者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经济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下滑，长期的持续增长也便不存在可能性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加入WTO之后持续扩大的出口需求，这种持续扩大的需求背后是欧美习以为常的借贷消费生活模式，但是这种生活模式在长期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的居民会逐步调整生活模式，借贷消费这种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超前消费模式会被更加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所取代。而此时中国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不匹配，不仅挤压了经济增长的空间，而且成为了在长期出现通货紧缩压力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工工资，而在工业的总成本中人工工资占的比例很小，工业太多而第三产业太少会使得工人的劳动收入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太少，而因为工业使用更多的资本使得资本在国民财富中分得的份额变得太大。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太高就成为一种经济失衡的表现，而仔细分析中国储蓄的构成会发现居民储蓄占的比重和绝对数额其实比较稳定，真正增加速度很快的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同样，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失衡也使得收入分配失衡出现，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会使得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低位甚至持续高速下降，而占人口比例较少的少部分资本拥有者独享了资本获得的收益，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同时，垄断也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垄断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得了垄断收益，而非垄断部门的人却要为这些垄断收益买单——不得不支付比市场均衡价格高得多的价格购买垄断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非垄断部门的就业人口是总人口中的大多数，这部分人的收入实际购买力下降预示着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打击，会削弱他们的长期消费能力。
   
    　导致上述这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这种参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长期过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生产建设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50%之间，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远高于第二名的新加坡，新加坡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为25%—30%。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如此之高势必会挤压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无法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相对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使得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动机非常强，有钱也不敢消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消费性需求。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实际上变成了补贴工业企业的配套投资，减少了工业企业自己的实际投资成本，替代了很多本来该企业自己进行的投资，使得企业需要较少的投资就能生产出原来需要很多投资才能生产出的产品。假如一个企业每年生产一百万元的产品，在没有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时需要企业自己出三百万元的投资，而在政府进行了大量生产建设性投资之后，工业企业自己只需要出两百万元进行投资就能实现每年一百万元的产值。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却说明了政府的生产建设性的经济本质——对工业企业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补贴，减少了企业的实际成本，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很大部分需要居民来买单，一个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太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过高的房价实际上就是居民为这种政府生产建设性投资进行买单的过程。另一个政府收入的来源就是各项税费，如果政府进行太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就会增加对居民部门的税费成本压力，降低居民的实际可支配财富。总而言之，政府过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对于居民部门的影响就是剥夺了一部分居民部门的财富去补贴工业企业，最后居民部门出现消费不足，而企业部门出现投资的过度。
 
    　政府过度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会出现一些腐败和损害居民利益的事情，政府在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角色未必会真正有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比如，中国政府长期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真正改善居民的福利，有些是政绩工程和重复建设，有些甚至仅仅是为了一些腐败分子从中渔利的没有必要的工程。一些地方刚刚建好的工程仅仅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就拆掉重建，不仅原有建筑的拆除会污染环境，而且重新建起来的新工程也是一种公共资金的浪费。
 
    　从更深的层次看，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会给一些利益集团扩大和固化自己的利益版图提供渠道，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和政府中的重要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反腐败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反对这种影响政府独立性的利益联盟。很显然能够进入这些联盟的人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因此，这些利益联盟所代表的仅仅是社会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当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涉及到这些联盟成员自身的利益时，当这些联盟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动游说政府并推动政府的某项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政府无疑会丧失独立性，成为这些利益联盟为自己牟利的工具。而且这种利益结盟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就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府的决策，并通过操纵政府部门的人事任免来确保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打击正直和不听话的政府官员，扶持和提升听自己话的政府官员。绑架政府使得政府的决策偏离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长远利益，让政府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让政府放弃对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最有利的政策而选择对这个利益集团最优的政策。长期的结果就是持续的经济政策错误，把国家推向全国人民和全国大多数企业的对立面，也把政府引向一条不归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是一个独立进行决策的政府，其经济政策很少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甚至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会放弃一些利益集团，比如，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和让大量国有企业改制就放弃了一些利益集团。过去政府之所以能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一些利益集团还没有做大，它们还没有完成足够操纵政治的资金积累和能量积累，这些利益集团还没有成为非常强势的集团。但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了今天，在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一批强势的利益集团也逐渐羽翼丰满，它们是过去改革的受益者，但却不愿意看到继续改革影响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很容易利用自己强势集团的经济实力在寻租过程中与政府中的一些“团团伙伙”结盟，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反腐败打击这种联盟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具体参与，反观这些利益联盟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这些联盟是由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中一个又一个的寻租行为逐步积累形成的。这种利益联盟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来自政府长期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同时彻底消除这种利益联盟也绝不是反腐这种治标之策能够做到的，反腐只能在短期内震慑住这些利益联盟并使之暂时偃旗息鼓，但是一旦高压反腐的力度有所减弱，这种利益联盟则必将重新出现并继续做大，为所欲为。因此，治本的方法只能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进而减少伴随产生的寻租行为，一旦寻租行为得到遏制，这种利益联盟也就土崩瓦解了，这才是保持政府独立性的治本之策。
 
　　一个独立的政府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决策独立、不和任何特定利益集团结盟的政府才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政府。相反如果政府因为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而有意无意地和一些利益集团结盟，就会使得政府成为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这样无疑会遏制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国家势必会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墨西哥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和一部分大富豪结盟的例子，墨西哥这个国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墨西哥的首富电信业巨头卡洛斯却长期超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卡洛斯致富的主要手段就是垄断，他不仅垄断了电信业还垄断了部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墨西哥的主要行业几乎都是垄断的，而这种垄断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少数大富豪。这些墨西哥富豪和政府要员结成联盟，为政府要员的升迁提供资金、操纵选举和政府决策过程，使得自己在行业中永远保持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最终使得墨西哥创造力枯竭，经济活力受到抑制，垄断企业本身也因为缺乏竞争压力而躺在垄断利润之上坐享其成，没有进行技术进步的动力，墨西哥于是就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了。
 
    　反观少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坚持了政府的独立性，使得政府没有和一些强势集团结成利益联盟。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9年推出了最低工资法，1960年推出了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全民年金法，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法规也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减少解聘员工需要支付的成本。这些政策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大企业大财团的阻挠，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国民财富的重分配，把一部分原来属于企业的利益分给了员工和其他社会成员，这种重新切蛋糕的行为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实际用工成本并减少资本利得。但为了扩大日本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改善国民福利，日本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强行推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使日本经济的发展获得了长远的坚实基础，不仅国内需求逐渐启动而且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获得成功后，韩国在深入研究日本经验的基础上，在1985年也模仿日本推出了以全民医疗、国民年金制度和最低工资法案为核心的韩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也屡屡受到韩国大财团的阻挠，因为很多社会保障的成本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企业并不愿意承担这些增加的成本，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实际利润。回顾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这个过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59年的日本和1985年的韩国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约和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当，也大致和1969年墨西哥的人均GDP水平相当。因此，中国是否能够推行一个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显得很关键，一定程度上会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确保政府的政策实施保持独立就显得十分重要，不能让政府和少数强势集团结盟而成为仅仅代表少数人的政府，必须使政府保持独立性，成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府。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日本、韩国的政府没有和利益集团结盟成为代表少数人的政府，而是成为了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代表多数人的政府？这里就可以发现让更广泛的民主得到实施的作用了，日本在2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参与广泛的民主，韩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诸多政治风波也逐步实现了包容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这种参与广泛的民主真正使得政府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诉求，而不是仅仅反映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政府真正成为了一个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政府。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建立一个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深的民主机制，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也利于建立一个民生主义政府。从降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这个角度来看，让更多社会阶层参与到政府政治生活中来，会迫使政府从大量的投资活动中抽身而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领域，因为这些民生领域和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很多社会阶层会认为未必需要那么多的政府建设性投资，很多社会阶层也会对重复建设投反对票，传统的政府大量生产建设性的行为，获利的仅仅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居民部门并没有从这些大量的生产建设性行为中获得太多的实际利益。因此，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府政策决策和政策实施中来，建立覆盖面更广覆盖深度更深的民主，一定会缓解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经济失衡问题。从建立民生主义政府这个角度看，政府的职能如果一味地从促进生产的角度干预经济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微观经济活动中来，无疑会挤占很多本该用于民生领域的政府公共资源，使得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生产主义政府而非民生主义政府，带有非常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而一般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普遍容易忽略民众福利的提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时，政府为了筹集参与到具体微观经济活动中来的资金，会想方设法进行“增收活动”，甚至出现强取豪夺的现象，一些政府行为就或多或少地蒙上了一些营利性色彩，甚至让政府成为一种泛营利型政府，这种营利性政府很容易与民争利，甚至通过剥夺民间财富的方式来获利。宋代王安石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带有非常浓重泛营利色彩的政府，王安石认为，要想国家富有就必须剥夺一部分民间的财富，于是出现了很多与民争利的问题，激化了政府和民众的矛盾。这些行为无疑是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违背的，因此，必须认识到政府过多地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中来是非常不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的，会忽略掉很多居民的福利，有时为了实现某些经济活动的目的甚至会损害居民的福利，与民争利的事件会频繁发生。事实上，如果能够扩大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减少政府对具体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参与，一定会纠正经济的失衡和改善居民的福利，长期而言就会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真正使国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国经济失衡背后的原因无疑有两个，一个是部分学者观念上的误区和部分政策制定者对于改革的惰性，学术界一种非常盛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需要坚持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道路，必须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如果不能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就会出问题，所以应该放弃一切而唯GDP论。认为GDP越高越好，GDP增速越快越好，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可以在GDP的高速增长中自动解决，认为可以用GDP的高速增长来替代改革，即认为只要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即便不改革也没事，经济会在GDP的高速增长中从失衡自动恢复到均衡。一些政策制定者尤其希望用GDP的增长来替代改革，甚至可以不改革，仅用GDP的增长来做大蛋糕，而不改变切蛋糕的方式。这很显然是一种改革惰性的体现，因为增加GDP容易而改变切蛋糕的方式困难，而人有时往往趋易避难，只想做容易的事不想做困难的事，于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GDP增长来做大蛋糕就可以回避改革躲开改革。但回顾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就很容易能摒弃这种充满惰性的幼稚观点。回归中国的事实也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失衡不仅没有得到自动解决反而在加剧并扩大，这也基本上宣告了这种错误观念的破产。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决策执行部门对改革的阻挠，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参与具体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并且和一些企业利益集团结成了隐形的利益联盟。这种利益联盟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总是有意误导政府的政策决策或者干预具体政策的执行，使之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近反腐查处的“大老虎”基本上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和强势集团结盟形成的官商集团，这个问题已经越发明显地影响到了政府的独立性，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了政府执政的风险和难度。
 
    　从第一个原因的角度看，应该意识到并不是生产建设性投资越多就会越好，也不是出口和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更不是GDP越多越好。GDP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投资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效率，出口不仅要重数量更要注重国际贸易对中国居民福利的提高。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产生的GDP是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低效率项目投资会阻碍产业升级，高污染项目的投资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巨额外汇储备如果仅仅用于购买外国国债就相当于是为外国提供了非常廉价的资金，无法把这些外汇储备变成本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基础。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提高，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用低效率的投资阻碍了产业升级。财富的积累只能表现在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上面，因此，产能过剩和大量贸易顺差有时不仅无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且会积累巨大的经济风险。国内投资过度带来的产能过剩虽然短期内可以靠扩大出口来消化，但出口量终究不能无限地扩大，国外市场的容量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像2008年国外遇到经济危机时甚至会出现出口市场严重萎缩的局面。借助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来促进投资，靠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来补贴工业化补贴投资的做法只会加剧结构性失衡并最终造成供求失衡——在很多市场上长期供过于求，一些产品只能卖“白菜价”，侵蚀掉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基础。
 
    　从第二个原因的角度看，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的利益而行政性设立的垄断会造成一些商品或服务的长期供给不足，这种垄断利润给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是最后却是整个经济为此买单。垄断不仅阻碍了新增资本进入这些垄断领域投资，造成投资不足和供给不足，而且这些垄断经济部门中的企业没有竞争压力，也没有进行技术进步的动力，最终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中国单位GDP污染约为日本的7倍和美国的3倍，这无疑和垄断部门缺乏技术进步直接相关。垄断带来的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使得寻租行为盛行，寻租和伴随而来的腐败几乎成为社会的常态。同时伴随着这些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它们也无疑成为更大的阻碍改革的力量，使得进一步的改革难以推进。
   
    　推进改革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需要破除垄断，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壁垒，把一些原本不开放的垄断性行业变成开放的行业。尤其是很多服务性行业，如医疗、教育、通信、能源和金融，这些行业直接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垄断使得居民受到的利益损失最直接，比如，破除通信市场的垄断无疑会降低通信费用、提高通讯质量，从而很快改善居民福利。开放这些服务业可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民营企业和外资的进入会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增加这些领域的供给，使居民获得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优质服务，不仅可以调整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过低的结构性失衡，还可以进一步启动内需，调整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局面。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是上游产业的垄断，因为如果上游产业垄断并且涨价就相当于对所有下游产业的产品一次性地征收了一笔固定数额的“隐形税收”，这种“税收”没有成为国家的收益却被这些垄断性企业所占有，最后只能是全国人民为这种垄断产生的“税收”买单。打破这些产业的垄断地位短期而言可以增加就业，长期而言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增加行业内企业进行技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继而在长期推动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
 
   　 第二，消除一些要素市场普遍存在的价格扭曲。长期以来，中国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人为地压低了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压低银行利率，使得银行利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无法发挥利率作为资金价格调整社会生产的作用，甚至低成本的资金使得一些低效益的项目得以上马，阻碍了产业升级。同时居民在低利率的情况下事实上饱受负利率的侵害，实际利率为负的现象侵蚀了居民的财富，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费不足。又比如，压低自然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价格，会造成工业生产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惊人浪费。因此，让这些要素价格回归正常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价格指挥经济活动，但是如果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正常情况，那么价格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可能就会成为“瞎指挥”甚至“乱指挥”。
 
    　第三，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既要减少生产建设性的支出，更要增加民生性服务的支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是一个生产建设型政府，而非民生服务型政府，政府长期使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去参与到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中去，各级政府重视GDP增长而忽略了政府本来的职能——保障民生提高居民福利。因此，政府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一方面应该减少出口退税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因为过多的出口退税事实上是在用中国居民的钱补贴外国消费者，是在用中国居民的福利补贴外国居民的福利，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况且中国出口的价格优势来源于中国人的勤奋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完全依靠出口退税，过多的出口退税也会使得出口部门的企业缺乏生存压力，不利于其长远发展。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出现很多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更重要的是会挤占掉很多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资源。而且中国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对基础设施需求的饱和，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足以服务当地的经济社会运行，更多无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是带来惊人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应该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建立健全一个覆盖面更广覆盖更深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城市化本应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即给在城里工作的农民以平等的市民待遇。但是因为缺乏资金，这些人的市民化过程迟迟无法完成，以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GDP中占比高达近90%时，城市人口仅占了总人口的48%，很多人因为无法获得城市市民的待遇而选择回到农村，即便留在城市的人也不敢在城市大量消费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因此，给予这些人平等的市民待遇推动城市化进程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显然需要大量的政府开支，增加的福利性政府开支就是这种开支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针对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的局面，可以考虑开征资源税或提高原有资源税税率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不仅可以解决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的问题，还可以为民生服务开创一个稳定税源，过去常见的通过低价资源致富的“煤老板”将会少很多。当然推进城市化建设民生服务型政府需要的资金可能是开始很大，等到步入正轨后逐步减少并趋于稳定，那么这就需要一开始就获得一笔巨大的启动资金，万事开头难，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政府减持国有企业股份，即一次性出售一部分政府持有的国企股份的方式来筹集，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同时也可以考虑利用国债市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对于那些因为国家的战略需要和战略安全仍然保持政府高比例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提高它们的利润上缴比例。因为中国现在处于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不足的资源禀赋之中，所以总财富中被资本拿走的比例会非常高，劳动分得的比例会比较低，此时对于过高的资本利得也可以进行征税，这样长期而言，即便福利性开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大幅增加，政府的财力也应该可以应付。
 
    　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三个方面，因为只有实现了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才能解决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也才能把政府真正建设成一个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的民生主义政府。同时，这三方面的改革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严密的内在联系，因为只有尽可能多地破除垄断和纠正要素价格扭曲，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经济投资中抽身而出，淡化政府的泛营利性色彩，回归到服务民生的本位上来。因此，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第三个方面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弄好前两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就会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谈，变成镜中花水中月，不过是梦幻泡影罢了。同时，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前两方面改革的目标、追求和落脚点，必须明确前两个方面的改革是为了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服务的，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改变和优化政府的支出结构，并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改善民生，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最后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隐患。
 
　　最后伴随着利益重分配的经济改革必定不会像四万亿等短期经济刺激计划一样赢得太多的掌声，改革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同时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往往伴随着责难，改革者必须有清醒的思想准备。因为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大部分企业和大部分工人短期内都有工作可干有收入可拿了，但是新常态下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经济改革会使得利益出现重新分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一些企业会下去会衰落，一些企业会上来会繁荣，下去的企业一定会抱怨改革，因为是改革动了它们的奶酪，而上来的企业未必会为改革欢呼。人性的本质是当你动了他的原有的蛋糕时他会很愤怒，而当你给他一块蛋糕时，他未必会说声谢谢，似乎人的本性有时往往缺乏感恩而易于抱怨——对改革给予他的利益似乎认为理所当然，但对拿走他利益的改革又可能充满责难。一些企业破产会使一部分人暂时失业并走上比较痛苦的再就业之路，这些人一定会指责改革，抱怨改革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而那些上去的企业里面的人则未必会说太多改革的好话也未必会对改革怀抱感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视作自己努力理所当然的回报。甚至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一些部门也会出现一些非常不赞同改革的声音，因为改革减少了它们的权限和寻租的空间，一些政府部门不得不在改革的过程中放弃掉原来一些自己长期享有的特权和因此带来的利益，比如，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环节使很多靠审批获得灰色收入的人收入大减，生活质量的下降使他们对改革充满抱怨，这也许是改革一个最大的阻力。可以说现阶段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不再像以前的改革一样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严格改善一部分人的利益，现阶段的改革只能是利益的重分配——损害一部分人短期的利益来改善所有人长期的利益。
 
    　因此，改革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甚至费力还要挨骂的事情，改革者是寂寞甚至落寞的，一方面鲜有掌声，另一方面非议责难不断，改革者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不是为了赢得掌声也不是为了回避责难，而是用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健康，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又不得不做的手术。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转变职能，政府公务人员要重新定位，企业要产业升级，全社会成员必须要转变观念，放弃一些短期利益来确保长期的利益。政府公务人员要从微观经济活动的具体参与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监督者，政府要从生产建设型政府变为民生服务型政府，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以前靠行贿和搞政府关系来获利的企业必须把观念从老路上转过来，通过为社会创造服务、为社会生产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果每个个人和每个政府部门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没有大局观不考虑经济社会的长期利益，也不考虑自己的长期利益，那么改革便很难进行下去了。因此，回归新常态，积极推动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努力和付出，更需要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理解和适度的牺牲，只有全社会同心同德，为了长期利益而支持改革，才能保证改革的进行和成功。
 
    　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和中国现在非常类似，GDP总量很高但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很差，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社会问题突出，贸易顺差巨大。很多行业垄断在一些大家族手中，金融业的摩根家族、钢铁业的卡耐基家族、石化行业的洛克菲勒家族等控制着美国的很多经济资源。与垄断伴随的腐败也经常发生，垄断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使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但是随着政府拆分垄断企业和打击垄断势力的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垄断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随着加强社会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的出台，社会的贫富差距得以缓解，广大民众的财富增加带来了国内旺盛的需求，国内需求逐步取代外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虽然社会利益重新划分带来了短期的阵痛，一些利益集团失去了原有的既得利益，一些垄断家族丧失了垄断地位，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失去竞争力还取得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长期的繁荣事实上维护了美国社会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在一个繁荣的美国社会，企业家不需要冥思苦想考虑怎样把企业撤到海外，居民不需要担心有社会混乱危害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资本的拥有者可以通过资本获得稳定的回报，而不用担心一次社会动乱把自己的资本都毁掉。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内需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牢固的经济基础，没有持续动荡的社会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的社会基础，民主的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这三大基础之上，美国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往往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分析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这三大基础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有着广泛参与度的民主政治即政治基础是另两大基础的前提。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为社会提供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空间和途径，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相反不让各阶层的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即被少数人把持的政治仅仅是掩盖社会问题并使之不断恶化的遮羞布。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让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建立一套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政治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疑是所有改革中最困难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当然也是最重要和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短期的阵痛无疑是医治长期经济失衡的良药，也是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长远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相信经历改革之后中国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