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时间： 2016-11-12信息来源：陈奇斌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    要]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产生， 既有国际国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和不当干预、国企改革不彻底等体制性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需要短期调整结构的治标之术，更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远治本之策。在各级政府高调去产能、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库存严重的房地产业和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业竟纷纷回暖并有再度扩张之势。这再一次说明，不改革政府职能，仍在行政干预中寻求办法，连短期结构调整都难以完成甚至适得其反。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才能被化解，同样的问题才不会再次出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有制度性保障。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府干预   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6—0104—06
    　作者简介    陈奇斌，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631）。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十三五”规划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和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这是目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纲式的权威解读，说明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到了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的地步， 否则难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几个基本的问题：（1）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矛盾是最近出现的还是早已存在只是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2）产生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失灵还是制度性缺陷？（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要调整产业结构使之看起来更适合经济的继续增长，还是要从制度设计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此类严重结构性矛盾的再次出现？
 
    　本文首先阐述经济供给行为中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显性任务为线索，分析在这些结构性矛盾形成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认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应如何转变角色、如何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
 
    　一、理论基础： 经济供给行为中的市场与政府
 
    　人类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1]其中，“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属于经济的供给问题，而“为谁生产”则属于社会收入分配范畴并将间接地影响社会需求。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制度，三大问题基本上依靠庞大的经济计划机构的指令来解决；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党的十八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三大经济问题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干预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公共品等市场失灵领域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利用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计划等增进社会公平，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人们常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笔者认为经济运行的核心在于供给，需求分析只有宏观层面的意义。我们并不否认需求的重要性，但有效的供给自然是适合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行为本身必然围绕需求而展开并在供给中引导和开拓需求。需求问题，实际上是指总需求问题，属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范畴，它指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所有的供给行为都严格围绕最适合社会需求的方式进行，仍然没有足够的需求来使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出现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而另一部分行业的供给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状况，这就不是宏观分析中的需求过剩或需求不足，问题出现在供给面，属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供给侧结构在标准市场经济理论中似乎不应是一个问题，市场机制本身就是用来防止发生这类问题的。所有生产者在资源、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品是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市场机制作为一个试错机制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分散的微观生产失败，但不会发生系统性的供需错位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只能从生产者激励和约束两方面去寻找原因，激励和约束的任何形式的扭曲都可能扭曲供给行为，导致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笔者在此主要关注导致激励约束扭曲的以下主要原因：现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投机性供给导致的行业泡沫、政府的过度干预。
 
    　委托—代理问题广泛存在于现代企业，但成熟的市场体系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其负面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尽完善，委托—代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是供给扭曲的制度性基础。即使在成熟市场体系，投机性供给泡沫也经常发生，并成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也不可避免。政府作为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其最大的经济利益应来自经济的健康运行。政府干预如果表现为施加于市场的某种规则，那么规范的可预期的政府干预将不会对经济的供给结构造成干扰。但是如果政府干预政策频繁改变并且将自身的利益与干预直接相连，那么这种干预就将干扰市场运行并扭曲市场行为，使政府自身成为市场投机的对象，干预目标将难以实现。政府越强势，上述负面作用越大。特别地，如果来自强势政府的这种不当干预与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以及市场投机性泡沫交织在一起，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不幸的是，以上种种问题，目前在我国都或轻或重地存在。
 
    　投机性泡沫的原始发生机制本身难以根除，我国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本质上还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因此在我国，扭曲激励与约束并导致供给结构性问题的主因，是政府不当的过度干预。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及体制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也长期掩盖了结构不尽合理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日益突出。持续多年的强调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产生了大量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短期中由行政主导仓促上马的大型投资项目，难免会产生无效供给。大量无效供给的产生，占用了有效供给的有限资源，且降低了有效供给所能发挥的作用。由于无效供给的大量存在，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2]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有所显现，但是危机爆发后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及其倾向性的行业扶持计划，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再次扩张，带动了新一轮的投资高潮，暂时的繁荣掩盖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延后了这些矛盾的爆发时点。^[3]如果说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还只是潜在的生产过剩，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却是以产品高库存的形式直接表现为显性的生产过剩，出现了价格泡沫与高库存并存的奇特景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高悬于中国经济头上的“堰塞湖”，是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最不可预测的风险点。
 
    　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是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会产生结构性问题，结构性矛盾的爆发经常成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导火索。市场经济永远都不能杜绝投机行为的发生，投机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引发投机性泡沫，使经济产生结构性扭曲，这种扭曲最终以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方式得到纠正，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节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目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除了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原因之外，主要根源还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充分，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问题又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正且权力边界不清晰，地方政府因为短期经济目标而对经济运行施加了过多的影响等，这些制度性因素都容易扭曲资源的配置。^[4]
 
    　产能过剩是政府过度干预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后果。关于产能过剩， 几乎都可在地方政府扭曲的行为中找到源头， 而地方政府可以左右企业行为的原因正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长期无法摆正。由于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拥有过大过多的权力，使经济区域分割严重，曾流行多年的政绩考核的GDP主义，激励起地方政府追求短期GDP的冲动，使违背市场规律的经济行为难以避免。一些大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达数年甚至更长，建设期间为地方经济贡献了可观的GDP，地方官员也可能因为期间的经济业绩表现受到嘉奖获得升迁，即使项目建成后难有经济效益却也可能无人担责。曾经大量产生这类投资，成为如今过剩产能的主要源头之一。大量存在的“僵尸企业”是过剩产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些过剩行业中长期亏损的企业，按照市场机制早该退出市场，但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地区GDP，不惜以无休止的输血维持其“生存”。这种长期补贴和维持的后果，既耗费财政资金、阻碍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可能使银行累积大量坏账，最终危及经济安全。
 
    　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高库存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都能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中找到部分的解释。房地产由于其具有投资品的属性，在市场运行中出现周期性的投机泡沫和泡沫破裂原是常见的现象，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收入比”和高库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和影响，与房地产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和市场投机行为交织在一起，成为“政府行为改变市场预期进而改写市场逻辑”的一个典型案例。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国有化，注定了政府是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形成了奇特的“土地财政”现象。房地产甚至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更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因为它除了GDP还能带来丰厚的财政净收入。“土地财政”形象的确立，改变了人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思维方式。首先，政府因为掌握土地供应所以对房地产市场拥有极大的权力，足以影响市场的走向；其次，政府对土地财政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注定了它不希望房价下跌。不管房价如何上涨，各级政府从未正式发布过房价泡沫风险警示，最严厉的表态也只是“遏制部分地区房价的过快上涨”，而在房价稍有下跌时政府立即积极救市。在这一背景下，“房价只涨不跌”的刚性预期逐渐形成，人们恨不得在房价涨得更高之前透支下辈子的收入买尽可能多的房，房地产企业也利用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倚重，无所顾忌地大举建设。房地产业裹挟着地方政府不断地累积风险，局面终于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是那些还在疯涨的一线城市，未来也是吉凶难料。
 
    　在供给结构的另一边，经济总量高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而言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尽管有以高铁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取得的辉煌成绩，但是多年来的经济高增长，部分依靠的还是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品的数量扩张，^[5]这些欠缺与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之间其实是相关联的，具有相同的根源，那就是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府精力被错误配置。在政府对房地产业等短期经济行为的持续干预和扶持下，我国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快速扩张，带动了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膨胀，吸引大量资源，产业的联动繁荣暂时掩盖了社会和市场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低技术含量的房地产业曾经持续暴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于高风险自主创新活动的热情，甚至连曾经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而逐渐失去优势。政府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数量目标，而本应由政府主导且对于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城乡统筹发展、社会服务与民生建设、环保与生态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却重视不足。换句话说，地方政府该放手的没有放手，酿成如今产能过剩和高库存的恶果，另一方面该负责的却没有负起责来，留下诸多短板。这是政府行为结构的缺陷，实际上就是体制的缺陷。
 
    　三、他山之石：供给经济学的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初，经济学界立即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和80年代美国的“里根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这些政策在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的破坏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曾一度取得明显效果，凯恩斯主义于是盛极一时。但是进入19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停滞膨胀”的局面，政府赤字庞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停滞不前。凯恩斯主义理论甚至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合适的解决措施，蛰伏于凯恩斯主义光环背后的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终于迎来了复辟的机会，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6]供给学派认为长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过度重视需求刺激而忽略对供给行为的激励，因此主张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增长适应经济增长、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等。
 
    　关于供给经济学至今尚存争议，它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之间的分割本身也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投资需求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中的重要管理对象，因此刺激供给本身就是刺激需求的一部分。其次，在削减税收的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对企业来说相当于在削减成本的同时也削减了销售收益，其结果是否真的增强了投资和生产的吸引力是不确定的， 但如果只强调减税而不强调减少政府支出，便直接成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后人对“里根新政”的成果也褒贬不一，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他利用货币紧缩治愈了通胀，利用减税这一扩张性财政政策治愈了衰退，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滞涨”问题，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抨击里根采用的经济政策是“一帮打着反凯恩斯主义旗号的医生开出的一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补药，却非要伪装成供给经济学的狗皮膏药”。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供给学派经济学，有一点是肯定的，供给经济学的实质是反思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市场过多和过于频繁的干预给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其所强调的减税和减少非国防性支出只是减少政府干预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笔者认为，尽管因为著名的拉弗曲线使人们对削减税收这一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印象深刻，但是供给学派的真正内核却是减少政府干预这一古典思想。不管人们认为“里根新政”产生作用的核心机制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有一点是清晰和明确的，“里根新政”确实减少和减轻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是这一点受到后人的推崇。自里根后，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也更多地采取减税而不仅仅是增加开支的方式，虽然同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和刺激，但前者采取的是减少政府干预的形式。
 
    　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和“里根新政”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供给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美国经济的严重“滞涨”局面，而我国经济目前中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其次，供给学派经济学和“里根新政”属于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不是为了与强调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可能不会产生“供给经济学”这样的词汇，不可望文生义，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产业结构性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另一方面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一直致力于简政放权，将政府从干预型政府转变为监管型和服务型政府，因此笔者认为两者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方面却是有共同点的。
 
    　四、供给侧改革：要调整结构，更要改革体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7]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经济的严重结构性矛盾必须立即予以调整，为眼前的道路扫清障碍，这是治标。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结构性矛盾背后的产生机制，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革除导致诸多结构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改革供给行为发生的机制和经济的运行逻辑，新的严重结构性矛盾才没有再次积累的土壤，这是治本。唯有标本兼治，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向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除此别无他途。笔者认为，即使是为了解决短期结构调整的问题，也应该具有治本的思维和策略，如果仍然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去解决那些原本就是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问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看到，在去产能和去库存中，各级政府对房地产去库存表现得相对积极。尽管央行降息可以不认为是针对去库存，但降低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优惠却是以去库存为目标的。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具体的去库存政策，有些政策甚至可以认为是不计后果的赌博。有的地方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补贴购房者以推销房产，稍识供求原理的人都明白，这是在拿纳税人的财政资金赤裸裸地补贴房地产企业。更有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试图试行大学生“零首付”购房。我们看到，在“去库存”的政策大背景下，即使严峻的库存压力依然存在，201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依然同比增长6.2%，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普遍回暖，少数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了房价暴涨；虽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峻，但钢材（以螺纹钢为例）价格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却稳步上涨了超过50%，且仍有上涨之势。
 
　    笔者认为，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再一次以行政干预的方式高调去库存的做法值得商榷。行政干预式的去库存政策，将再一次扭曲市场相关各方的激励和约束，引发房地产企业的道德风险。房地产的高库存，已经是政府长期不当激励的后果，政府的去库存政策，如果还是表现为一如既往的救市，必将向房地产企业传递出“库存不再是问题，有政府负责解决”的错误信号。如此去库存，实在是对房地产企业泡沫供给行为的奖赏并暗示对其更多供给行为保驾护航，激励出更多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与此同时，观望中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政府终究还是不愿看见房价下跌的，继续买房保值增值又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房地产市场的逆势回暖和近期少数城市的房价暴涨证明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如此去库存，结果将可能是库存越去越多，与中央的去库存战略背道而驰。只要地方政府依然表现为房地产业的拥有权力的利益共同体，轰轰烈烈的去库存便前途堪忧。如果房地产业在政府的去库存政策的保护和激励下再一次膨胀，必将再一次启动对关联行业的需求，使过剩产能再一次得到短期的保护，虽然可能在短期中稳定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并将结构性矛盾再一次掩盖起来，但是继续积累的矛盾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更严重的危机，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笔者认为，如果不转换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放弃对过剩产能的或明或暗的补贴和担保，依然在利益纠葛中被房地产等行业裹挟而不能自拔，市场的健康预期便难以真正形成。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治本之策，看似治标的短期结构调整也无法完成。
 
    　去产能的实现，必须有新的产业增长以整合和吸收新释放的生产要素。如果还是以行政手段的方式以新项目置换旧产能，则难以保证新项目在建成后不会成为新的过剩产能。如果还在行政手段的范围内寻求去产能的办法，便是在原地打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拖延问题。当然，作为存量结构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并不是要抛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监督法规并正确引导市场预期，修复和完善市场机制，而不是习惯性地直接干预市场。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而言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因此仅仅着眼于供给侧存量的改革是不够的，它不可能改变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正在丧失比较优势的现状。为此，我们必须进行供给侧的增量改革，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我国经济未来的中高速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当然，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由于着眼于长期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很难进行具体的规划甚至计划，但政府可以提供一个鼓励创新和保护创新成果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性环境。
 
    　资本市场是现在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基本显性任务中，去杠杆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它涉及到资本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和壮大。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效率提升，依赖于投资者群体的成熟理性和政府的严格依法监管，其中后者又是前者的决定性前提。一个理想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它的使命是严格执行既定法规，发现并处罚一切违规行为，对市场行情本身保持中立。在这样的监管体系下，投资者将选择遵守法律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市场的涨跌和投资者的盈亏将使投资者受到教育并使其逐渐成熟。笔者不反对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干预资本市场以避免极端行情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事件，但是这不能成为政府频繁干预市场的借口。即使在确实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干预行为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督，更不能由市场监管机构来实施干预。反观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竟然广泛地期待新任证券会主席刘士余带来一轮上涨行情并将其姓名谐称为“牛市雨”，“国家队”成为股市行情分析的热词，仅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反映出我国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体系本身的问题有多严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唯有改革重干预轻监管的制度偏态，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才有制度性保障。
 
    　五、结论
 
    　经济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确定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就是一个长期的主题，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要归功于与时俱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和委托—代理问题严重、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权力过大所导致的经济区域化分割、地方政府因为多种原因过度追求经济的短期目标等，与此同时在有利于经济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服务性和制度性建设及实施方面，供给却相对不足。这事实上是一种政府行为的结构性缺陷，应该成为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当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只靠宣传和行政命令，只有建立对各级政府的科学的考核体系，才能激发出政府服务和管理社会经济的长效机制。
 
    　作为“十三五”规划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和灵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包含短期中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更包含建设科学的供给侧结构形成之长效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清除腐败”、“依法治国”等一系列中央决策联系起来，一个以市场化为主线、以完善供给侧结构形成的长效机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蓝图将立即浮现在人们眼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包含“对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结构进行改革”这一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4页。
        [2]王一鸣：《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3月29日。
    　[3]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4]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5]程恩富、方兴起：《迪顿对消费的理解与我国当前的消费——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3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7]金碚：《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人民日报》201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