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
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分析时间： 2017-01-10信息来源：刘尧飞 沈杰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 要]供给侧改革不仅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的严峻考验，长期以来，以需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当前供给矛盾突出，加上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外需疲软，国内需求难以激发，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矛盾加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广泛，重点应在于：促进创新，鼓励创业；清理无效供给，提高供给品质；改革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要素；积极推行体制改革；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然，供给侧改革的成效还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01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0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JY08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EYD001）。
作者简介：刘尧飞（1982—），男，江苏邳州人，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商学院副院长、讲师；沈杰（1964—），男，江苏东台人，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一方面要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要加强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注重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此后不久，在2015年11月17日举行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明确指出，要在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015年年底，中央相继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会上，中央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尤其对我国经济的结构性产能严重过剩作出了进一步研判，明确了“供给侧改革”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改革领域的新常态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逻辑。“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我国开展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大信号，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整个国家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破除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寻找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1]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点，供给侧改革成为国家决策，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改革的思路已发生根本转变，供给侧改革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
1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考验
近年来，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宏观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我国经济整体上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和风险挑战并存，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由此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以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诸如政府债务、房地产库存、金融政策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能否抓住机遇并妥善处理各类风险的严峻考验，这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稳定状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关键点，也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停滞不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外需持续疲软，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断崖式萎缩，经济下行风险严峻。[2]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主要途径，通过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实施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发放旅游券刺激居民旅游消费等，这些措施在本质上都是借公共支出来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再比如前两年房地产领域出现的各种轰轰烈烈的“限购令”政策，同样是通过需求管理压制房地产需求，它们均属于需求侧管理。然而，长期观察下来，这种通过刺激和压制需求的方式难以彻底改变经济下行的状况，甚至会让原本疲软的经济陷入更加艰难的困境。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吸取和比较可以发现，实施以提质增效为主的经济供给侧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标本兼治之策。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新常态中的重要看点。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除了受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以外，最根本的是发展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矛盾问题，特别是当前供需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 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僵尸企业”亟待改革，供给质量和水平急需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整体不高，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3]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必须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兼具质量和效益的长期稳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稳态平衡增长。从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预期来看，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将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之举，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果断化解产能过剩，在不断创造和扩大需求的同时，侧重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供需再平衡。要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在改革中逐步完善政策。要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瞄准国际高科技前沿领域，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重大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产业新体系，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争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2 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部来看，主要是由于供给质量和水平不高、供需结构矛盾导致的。从外部来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外需疲软，加上国内供给侧改革滞后，无法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变化，也是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面对一系列发展难题，必须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加以化解，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变得十分紧迫。
2.1 供给侧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通过扩大需求来引导供给的发展模式，需求的地位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加入WTO、建立自由贸易区开辟国际市场，还是刺激内需，都可以归结为以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固然有特定的背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物资短缺，这就为以需求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先决的条件。[4]尤其是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密切相关的钢铁业始终作为国家的重点行业予以优先发展，钢铁业曾作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钢铁业现如今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业的发展未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实际上，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供给侧一直存在矛盾，但是由于需求过于旺盛，供给侧的矛盾未能显现出来，现如今，需求疲软引发的供求矛盾将供给侧问题暴露无遗， 这也才给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2 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外需疲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传统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严重下降，国外对华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不断增多，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出口严重受阻，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当然，国内经济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和传导的因素，有生产要素供给变化的影响，也有国内企业成长性较差等因素的影响，但其中十分关键的一项因素就是供给侧改革相对滞后，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而造成供求的不平衡。[5]
2.3 国内需求难以激发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期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增长。然而，一系列过度的内需刺激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金融遗留问题，例如，2009年国家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部分地区房价高居不下，从而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稳定房价。此外，国内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缓慢进步甚至停滞不前，很难支撑消费需求的增长。加上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刺激内需便难以取得更大效果。
2.4“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已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发展方式若不能实现转变，即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即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而我国2014年的人均GDP已达到7485美元，已达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在这一阶段，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急需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来突破困境，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改革， 改革的重点无外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需求侧的改革不仅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而且还会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6]而供给侧改革归根结底是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是一种更加注重经济的质和效的改革，因此，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必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3 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速不可能出现前30年工业化初期的超高位运行态势，依靠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逐渐成为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以供给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主要举措。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在于提高供给品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倡导绿色发展、协调供需关系。
3.1 促进创新，鼓励创业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突出特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居于首位。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实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根本支撑。唯有通过创新，才能激发增长动力、补齐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创新的内涵也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创新绝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变革，它已经超越科技层面，逐步与理论、制度、文化等相结合，实现了全方位的综合创新。从国内外对比来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因此，创新发展就是要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形成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和以“高精尖”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形态。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创新创业激发经济活力，转换发展动力，将经济发展由“刺激政策”转变为创新驱动。[7]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突出实体经济导向。在外部需求疲软、内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全球制造业出现回流现象，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借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积极推行“制造业崛起”战略，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严峻的双重挤压，加上国内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生态环境的制约进一步突出，唯有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才能化解眼下困境，突破重围。另一方面，要发挥政策扶持、财税支持政策的最大效应，支持和鼓励小微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 为小微企业创业简化审批流程，营造浓厚的氛围，提供便利条件。
3.2 清理无效供给，提高供给品质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目标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具体工作任务就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并行，将改造传统比较优势与培育新的经济发展优势相结合，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主要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重组、兼并、退出市场等途径，尽快淘汰“僵尸企业”，清理无效供给，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优化供给结构，化解工业企业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等高产、高耗、低效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其次，通过法制化建设，提高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强化环保执法力度，提倡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提高国内产品生产质量，优化服务消费的环境，提高供给品质。再次，以国企改革、破除垄断为突破口，全面推行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实施以监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通过兼并重组、破产关闭等途径，淘汰落后产能，果断处理“僵尸企业”，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同时要放宽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在医疗、教育、娱乐、电力、交通、通讯、金融等民生领域扩大供给，弥补长期以来这些领域中的“供给短缺”问题。[8]最后，依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扶植新兴产业和行业，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3.3 改革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要素
经济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是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从2015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来看，财政支出总体上明显快于财政收入，在这种背景下，必然要对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调节市场行为，引导政策转向公共消费领域。具体而言，首先，要实施更加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合理配置，引导资本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尤其在创新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扩大投资，为创新创业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实现供给创新。[9]以供给创新促进需求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发展、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保障。其次，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改革步伐，促进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总体上看，当前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是城市也集中面临环境污染、雾霾笼罩、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化解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依靠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当然，在推进城市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农村一直是我国保证各项改革稳定的基础。农村改革要充分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把激励农民创业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相结合，把加强农业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农产品供应流通体系相结合，把培育农业新业态与消化农产品库存量相结合，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通过树立大农业的观念，推动农林牧渔、种养加、农工商的一体化发展，实现三产交叉融合、产城一体，整体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3.4 积极推行体制改革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体制的阻碍，因此，体制改革是实现供需再平衡的核心任务。体制改革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自主经营。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同时为市场主体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系统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经济的增长依赖于要素的供给和利用，而在诸多生产要素中，资本最为关键。尽管目前的各项金融政策已经较为宽松，但是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一般， 金融系统的政策传导性有待提升。实施金融体制改革，一是要改革资本利率体系，优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健全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和考核体系，破除“金融抑制”和“金融被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观能动性；[10]二是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当前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大约是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左右，而间接融资渠道并不通畅，这些金融障碍严重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和经营活动，尤其是对于作为“双创”主力军的大量中小型企业而言，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间接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因此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而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由于国内高昂的融资成本，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有必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丰富金融市场主体，形成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多样化金融供给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三是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为企业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面临多头管理问题，银监会、证监会、央行等不同部门根据银行的不同业务分业监管，这种分散化的管理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同时也不利于金融风险的统一管控，必须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实施“大金融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切断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供给侧传导的路线。
3.5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由于我国长期的供给结构性矛盾，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建立绿色生产、绿色供给、绿色消费相协调的产业体系和供需结构体系，努力实现凤凰涅槃，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问题，他坚决反对“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认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经济发展必须守住生态红线，而且生态红线就是生态安全的底线，不能仅仅用发展经济的思维去对待生态文明建设，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通过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进步。在2015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也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其中引人注目的绿色发展更是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被多次提及。实施绿色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加快推进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尽快建成生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自然和谐的社会形态。实现绿色发展，一是要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时间，量化污染物排放指标，特别是要对化工、造纸、纺织类等重点排污企业严密跟踪，规范它们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二是强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评价和监督，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评体系和奖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实施第三方评价和监督制度，将评价结果与企业融资、项目申报、财政支持相挂钩，发挥评价的引导作用，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导向和约束；三是建立健全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纯公共产品，也极易出现“公地悲剧”，对此，要将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纳入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建立官员绿色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和生态环境破坏终身追究制。
3.6 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并非孤立地进行供给领域的改革，供给和需求是市场上不可分割的两个领域， 他们彼此相互影响，因此，在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要结合需求侧改革。从改革的整体来看，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应该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只考虑需求或者只考虑供给，都无法全面彻底地进行结构性改革。[11]从短期来看，稳住需求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基础，没有稳定的需求就不可能顺利开展供给侧改革。从长期来看，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使生产供应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满意的效果，除了改革本身以外，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具体包括创新的环境，稳定的制度和政策，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律手段等作为保障。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创业行为保驾护航，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市场上的投机取巧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不正当竞争，为市场的自由有序竞争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
4 结语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我国供给体系的长期积弊严重阻碍了经济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供给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反应灵敏度。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引导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还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破除供求之间的体制障碍。最后还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攻方向，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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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主要靠扩大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 [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5—11—16（1）.
[3]柯昌英，罗婷婷. 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及其综合评价研究 [J]. 理论月刊，2015，（9）：117—122.
[4]贾康等. 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J]. 经济研究参考，2014（1）：35—56.
[5]文建东，宋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0—27.
[6]邓磊，杜爽.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力与新挑战 [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126—128.
[7]胡鞍钢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2—7.
[8]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供求平衡 [N]. 证券时报，2015—11—24（A03）.
[9]供给侧改革：财政货币政策各有招 [N]. 中国经济导报，2015—11—25（B01）.
[10]姚会元，杨森. 论改革突破口与金融体制改革再深化 [J]. 理论月刊，2015，（6）：136—139.
[11]徐策，王元. 改善供给需求双侧调控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J]. 宏观经济管理，2015，（1）：22—25.
[关键词]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4.001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4—00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JY08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EYD001）。
作者简介：刘尧飞（1982—），男，江苏邳州人，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商学院副院长、讲师；沈杰（1964—），男，江苏东台人，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一方面要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要加强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注重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此后不久，在2015年11月17日举行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明确指出，要在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015年年底，中央相继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会上，中央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尤其对我国经济的结构性产能严重过剩作出了进一步研判，明确了“供给侧改革”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改革领域的新常态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逻辑。“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我国开展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大信号，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整个国家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破除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寻找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1]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点，供给侧改革成为国家决策，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改革的思路已发生根本转变，供给侧改革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
1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考验
近年来，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宏观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我国经济整体上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和风险挑战并存，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由此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以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诸如政府债务、房地产库存、金融政策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能否抓住机遇并妥善处理各类风险的严峻考验，这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稳定状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关键点，也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停滞不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外需持续疲软，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断崖式萎缩，经济下行风险严峻。[2]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主要途径，通过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实施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发放旅游券刺激居民旅游消费等，这些措施在本质上都是借公共支出来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再比如前两年房地产领域出现的各种轰轰烈烈的“限购令”政策，同样是通过需求管理压制房地产需求，它们均属于需求侧管理。然而，长期观察下来，这种通过刺激和压制需求的方式难以彻底改变经济下行的状况，甚至会让原本疲软的经济陷入更加艰难的困境。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吸取和比较可以发现，实施以提质增效为主的经济供给侧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标本兼治之策。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新常态中的重要看点。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除了受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以外，最根本的是发展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矛盾问题，特别是当前供需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 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僵尸企业”亟待改革，供给质量和水平急需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整体不高，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3]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必须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兼具质量和效益的长期稳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稳态平衡增长。从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预期来看，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将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之举，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果断化解产能过剩，在不断创造和扩大需求的同时，侧重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供需再平衡。要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在改革中逐步完善政策。要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瞄准国际高科技前沿领域，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重大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产业新体系，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争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2 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部来看，主要是由于供给质量和水平不高、供需结构矛盾导致的。从外部来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的外需疲软，加上国内供给侧改革滞后，无法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变化，也是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面对一系列发展难题，必须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加以化解，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变得十分紧迫。
2.1 供给侧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通过扩大需求来引导供给的发展模式，需求的地位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加入WTO、建立自由贸易区开辟国际市场，还是刺激内需，都可以归结为以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固然有特定的背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物资短缺，这就为以需求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先决的条件。[4]尤其是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密切相关的钢铁业始终作为国家的重点行业予以优先发展，钢铁业曾作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钢铁业现如今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业的发展未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实际上，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供给侧一直存在矛盾，但是由于需求过于旺盛，供给侧的矛盾未能显现出来，现如今，需求疲软引发的供求矛盾将供给侧问题暴露无遗， 这也才给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2 世界经济低迷导致外需疲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传统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严重下降，国外对华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不断增多，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出口严重受阻，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当然，国内经济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和传导的因素，有生产要素供给变化的影响，也有国内企业成长性较差等因素的影响，但其中十分关键的一项因素就是供给侧改革相对滞后，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而造成供求的不平衡。[5]
2.3 国内需求难以激发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期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增长。然而，一系列过度的内需刺激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金融遗留问题，例如，2009年国家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部分地区房价高居不下，从而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稳定房价。此外，国内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缓慢进步甚至停滞不前，很难支撑消费需求的增长。加上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刺激内需便难以取得更大效果。
2.4“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已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发展方式若不能实现转变，即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即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而我国2014年的人均GDP已达到7485美元，已达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在这一阶段，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急需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来突破困境，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改革， 改革的重点无外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需求侧的改革不仅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而且还会引发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6]而供给侧改革归根结底是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是一种更加注重经济的质和效的改革，因此，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必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3 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速不可能出现前30年工业化初期的超高位运行态势，依靠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逐渐成为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以供给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主要举措。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在于提高供给品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倡导绿色发展、协调供需关系。
3.1 促进创新，鼓励创业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突出特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居于首位。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实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根本支撑。唯有通过创新，才能激发增长动力、补齐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创新的内涵也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创新绝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变革，它已经超越科技层面，逐步与理论、制度、文化等相结合，实现了全方位的综合创新。从国内外对比来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因此，创新发展就是要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形成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和以“高精尖”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形态。
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创新创业激发经济活力，转换发展动力，将经济发展由“刺激政策”转变为创新驱动。[7]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突出实体经济导向。在外部需求疲软、内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全球制造业出现回流现象，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借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积极推行“制造业崛起”战略，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严峻的双重挤压，加上国内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生态环境的制约进一步突出，唯有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才能化解眼下困境，突破重围。另一方面，要发挥政策扶持、财税支持政策的最大效应，支持和鼓励小微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 为小微企业创业简化审批流程，营造浓厚的氛围，提供便利条件。
3.2 清理无效供给，提高供给品质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目标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具体工作任务就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并行，将改造传统比较优势与培育新的经济发展优势相结合，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主要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重组、兼并、退出市场等途径，尽快淘汰“僵尸企业”，清理无效供给，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优化供给结构，化解工业企业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等高产、高耗、低效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其次，通过法制化建设，提高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强化环保执法力度，提倡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提高国内产品生产质量，优化服务消费的环境，提高供给品质。再次，以国企改革、破除垄断为突破口，全面推行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实施以监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通过兼并重组、破产关闭等途径，淘汰落后产能，果断处理“僵尸企业”，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同时要放宽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在医疗、教育、娱乐、电力、交通、通讯、金融等民生领域扩大供给，弥补长期以来这些领域中的“供给短缺”问题。[8]最后，依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扶植新兴产业和行业，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3.3 改革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要素
经济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是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从2015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来看，财政支出总体上明显快于财政收入，在这种背景下，必然要对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调节市场行为，引导政策转向公共消费领域。具体而言，首先，要实施更加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合理配置，引导资本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尤其在创新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扩大投资，为创新创业积累人力资本，从而实现供给创新。[9]以供给创新促进需求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发展、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保障。其次，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改革步伐，促进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总体上看，当前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是城市也集中面临环境污染、雾霾笼罩、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化解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依靠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当然，在推进城市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农村一直是我国保证各项改革稳定的基础。农村改革要充分发挥财政杠杆的作用，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把激励农民创业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相结合，把加强农业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农产品供应流通体系相结合，把培育农业新业态与消化农产品库存量相结合，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通过树立大农业的观念，推动农林牧渔、种养加、农工商的一体化发展，实现三产交叉融合、产城一体，整体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3.4 积极推行体制改革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体制的阻碍，因此，体制改革是实现供需再平衡的核心任务。体制改革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自主经营。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同时为市场主体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系统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经济的增长依赖于要素的供给和利用，而在诸多生产要素中，资本最为关键。尽管目前的各项金融政策已经较为宽松，但是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一般， 金融系统的政策传导性有待提升。实施金融体制改革，一是要改革资本利率体系，优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健全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和考核体系，破除“金融抑制”和“金融被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观能动性；[10]二是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当前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大约是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左右，而间接融资渠道并不通畅，这些金融障碍严重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和经营活动，尤其是对于作为“双创”主力军的大量中小型企业而言，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间接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因此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而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由于国内高昂的融资成本，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有必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丰富金融市场主体，形成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多样化金融供给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三是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为企业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面临多头管理问题，银监会、证监会、央行等不同部门根据银行的不同业务分业监管，这种分散化的管理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同时也不利于金融风险的统一管控，必须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实施“大金融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切断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供给侧传导的路线。
3.5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由于我国长期的供给结构性矛盾，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建立绿色生产、绿色供给、绿色消费相协调的产业体系和供需结构体系，努力实现凤凰涅槃，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问题，他坚决反对“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认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经济发展必须守住生态红线，而且生态红线就是生态安全的底线，不能仅仅用发展经济的思维去对待生态文明建设，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通过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进步。在2015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也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其中引人注目的绿色发展更是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被多次提及。实施绿色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加快推进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尽快建成生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自然和谐的社会形态。实现绿色发展，一是要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时间，量化污染物排放指标，特别是要对化工、造纸、纺织类等重点排污企业严密跟踪，规范它们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二是强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评价和监督，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评体系和奖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实施第三方评价和监督制度，将评价结果与企业融资、项目申报、财政支持相挂钩，发挥评价的引导作用，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导向和约束；三是建立健全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纯公共产品，也极易出现“公地悲剧”，对此，要将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纳入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建立官员绿色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和生态环境破坏终身追究制。
3.6 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并非孤立地进行供给领域的改革，供给和需求是市场上不可分割的两个领域， 他们彼此相互影响，因此，在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要结合需求侧改革。从改革的整体来看，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应该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只考虑需求或者只考虑供给，都无法全面彻底地进行结构性改革。[11]从短期来看，稳住需求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基础，没有稳定的需求就不可能顺利开展供给侧改革。从长期来看，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使生产供应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满意的效果，除了改革本身以外，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具体包括创新的环境，稳定的制度和政策，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律手段等作为保障。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创业行为保驾护航，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市场上的投机取巧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不正当竞争，为市场的自由有序竞争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
4 结语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我国供给体系的长期积弊严重阻碍了经济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供给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反应灵敏度。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引导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还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破除供求之间的体制障碍。最后还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攻方向，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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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