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意义、路径及对策时间： 2017-04-07信息来源：杨利军　作者：hjr_admin　责编：

 ■ 杨利军    博士（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河南洛阳    471023）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散型决策结构与随机性外部需求环境下供应链知识协同实现机制的研究”（71271077）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供应链知识协同的河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2013BJJ078）的课题阶段成果
◆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供给侧改革既要解决结构性过剩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更应通过重建良好的经济结构、增长机制以实现转型与升级的长期战略目标。供给经济学从自由市场调节、放松要素供给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驱动新供给等方面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此，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应从三个方面来制定：一是通过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新国企改革和建立去产能及市场退出机制等实现供需均衡；二是通过放松劳动力供给约束、减税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来降低供给成本；三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和补足企业家要素短板等以驱动新供给的产生。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供给经济学    要素约束    企业家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意义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既表明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通过投资、启动国内消费等大规模需求刺激计划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仅在2015年，中央银行已5次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发改委新批投资项目超过2万亿元。可以说，目前出现的结构性供给过剩问题既是旧有经济体系内在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使然。理论上讲，虽然投资较多的国家趋向于增长较快，但高投资对增长的影响是暂时性的，投资较高的国家将以较高人均收入的稳定而结束，而不是较高增长率的稳态。从政策调控方向和调控重点来看，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以往大规模需求刺激计划，转而在供给端发力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新均衡。在增长方式上，供给侧改革将促使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提供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上，以实现结构转型与升级的中远期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综合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结构调整任务包括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以使供给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增长任务则体现在降成本和补短板上，以解决微观主体经营恶化、要素使用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和国家竞争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以支撑宏观经济转型升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
 
　　依据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型，只有供给才能永久性地提高或降低产出，需求政策最终是要通过作用于供给侧以实现均衡与增长。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面对经济滞涨威胁实践了供给学派的思想，其结果不仅实现了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增长，而且通货膨胀也大幅降低。供给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并为美国经济迎来了稳健增长的时代，同时也表明供给侧政策不仅可行而且有效，基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供给改革能够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核心的问题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供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所在。当前国内多数产业恰好处于供给成熟和老化、新供给形成不足的瓶颈时期，这不仅产生了极大的需求抑制效应，也是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因此，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关键，一是在于能否形成富有活力的、引领需求的新供给，二是对成熟供给和衰退供给的改造、转型、升级或退出。与此同时，供给经济学并没有否定需求的重要作用，而是认为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核心理论可以表述为：
 
　　一是自由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干预是全部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础，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二是放松要素供给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但能影响需求，而且能够提高产出均衡水平，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三是以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改善供给结构促进生产力提升，是创造新供给、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的根本途径。
 
　　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即由结构性过剩走向新的供需平衡，集中体现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方面。分行业来看，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已经成为多个产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尤以钢铁、水泥、房地产等领域最为突出。综合供给侧经济现状，一方面是大量无效供给、劣质供给的存在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优质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导致有效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在此情况下，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都被明显抑制，从而加剧宏观经济失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供给结构的系统性变革。
 
　　1. 资源配置市场化。在供给端出现大量的无效供给和劣质供给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应有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行政权力充当“额外的市场势力”，主导了资源配置体系。
 
　　从长远发展和解决经济中深层次矛盾的角度，供给侧改革应以解决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大政府、小市场”问题为根本目标。既要发挥宏观调控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又要实现调控领域的重大转变，切实改进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弱化权力配置资源的机制。政府真正起到规则的制定者、运行监督者而不是“比赛选手”的作用，并通过持续高压反腐建立长效治理腐败机制，遏制、减少乃至消除经济领域的权力寻租这一导致要素配置畸形的严重问题。
 
　　2. 新国有企业改革。资源配置方式改革的重点在国有企业，对供给侧改革而言，国有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是导致权力配置资源问题的重要来源，尤其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十分有限。目前，国有企业产出仅占GDP的1/4，但却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处于最低水平，是产能过剩、无效供给的主要来源。
 
　　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应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平等的竞争权利，使民营经济与国有体制得到无差别的市场对待；其次，彻底扭转近十年来在整个经济领域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趋势，应重新考虑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合理退出的改革目标，从源头上改变“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定位；最后，在微观层面破除各种障碍，大力推动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应着眼于要素升级与创新，通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质性产权融合，真正实现“制造业+ 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战略目标。
 
　　3. 去产能及建立退出机制。由于供给侧过剩产能集中在国有企业、传统行业，处于供给生命周期的成熟及衰退阶段，短期内可以采用政策强制性关停并转的方式予以化解，但任务艰巨。在具体操作中，中央应根据产能控制指标，层层下达具体指标，并将指标分解给地方政府和央企；在程序上应以煤炭、钢铁和水泥企业为试点，取得经验后迅速推广；在配套政策上应根据产能控制指标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和转岗分流人员安置政策，稳定推进化解社会风险；在银行债务处理上，应积极探索运用创新性市场化手段，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方法，大力支持跨所有制、跨二三产业、跨技术平台的减量化承接债务式兼并重组，以此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去产能的另一途径在于寻找新的产能释放路径。当前，“一带一路”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随着沿线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构想的积极响应和不断加入，其影响力日益显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成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沿线国家可以成为中国过剩产能的释放地，落后产能的转移地，失去比较优势产能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目的地。
 
　　从长期来看，建立无效供给和劣质供给的市场退出机制才能起到根治经济沉疴的作用。政府应切实加大微观层面经济治理，真正发挥各级政府、市场管理机构在生产、流通领域的作用，在市场准入、市场退出、运行监控方面进行制度建设、标准建立和执行监管，使无效供给、劣质供给通过市场竞争、市场规则被自然淘汰。当前，诚信与契约精神丧失所形成的劣质供给极大地抑制了有效需求，不仅极大地挤压了优质供给的生存空间，而且产生了柠檬市场的“晕轮效应”，形成对中国制造的偏见，极有可能导致市场体系的崩溃瓦解。
 
　　（二）放松供给要素约束
 
　　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当前，劳动力、土地、租金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得生产、流通企业成本高企，利润率持续下降，经营状况恶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5%，主营业务利润率仅6%；在流通领域，限额以上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分别为94%、88%，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5.9%和11%，2015年的情况更加恶化。供给经济学主张从放松要素约束的角度出发，激发供给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降低生产与流通领域的成本。
 
　　1. 放松劳动力供给约束。放松劳动力供给约束旨在缓解人口红利下降、长期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是增加有效需求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的重大举措，该经济政策集中表现为国家已经施行的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生育计划、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等，仅放开城市落户限制一项初步估计影响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与人口数量的变化相比，人口结构的变化更为剧烈。早在2013年2月，国家统计局就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内地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而同时期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2亿，占总人口的14.3%，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并将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生育和落户政策的实施将增加房地产市场、消费市场需求，消化库存，打破产销僵局，引领经济上行，更为重要的是起到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降低劳动力市场均衡价格和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速度的作用，有效降低要素投入成本。
 
　　人口政策和城市落户政策都是系统工程，对经济与社会影响深远，短期内对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直接的、正向的影响，但长期影响则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人口迁移后的相关配套支持体系的建立。
 
　　2. 以减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减税是重要的放松供给要素约束手段，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经济学的重要观点。首先，减税让利，降低企业税负，使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直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并最终达到增加劳动供给意愿、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其次，推动国内商贸流通企业税费的减免、降低流通环节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负，从而降低终端售价，其中以增值税改革最为关键。在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代购成本大大降低的环境下，流通环节税费偏高、房租人工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已经严重影响国内流通行业的生存；再次，针对经济体系中大量的小微企业、创新性企业进行税制改革，这类企业发展困难较多，应实行差别税制并大幅减轻其税务负担，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空间；最后，学习和借鉴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加速折旧和去产能化相结合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也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和提升。
 
　　3.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供给侧改革要寻找创新性的、更加有效的成本降低途径。显性成本的降低依赖于经济调控和技术进步，其中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是关键。
 
　　在生产与流通领域，成本降低的空间充足且应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努力方向。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4%、德国的5.5%。首先，应推动生产与流通行业进一步、更加深层次和细化的分工与协作，建立社会化、专业化、高效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在处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应借鉴德国等物流服务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推进第三方、第四方物流服务，形成分工明确、专业高效、协同运作的大流通体系，大幅降低社会流通成本。
 
　　其次，在微观层面，应推动流通行业轻资产化运营，充分释放流通行业供给要素的活力。具体而言，一是引导流通企业积极进行战略转型，由传统批发、零售和物流服务向“互联网+流通”转变，减少商业固定资产投资以避免进一步的传统型商业网点供给过剩；二是物流企业与批发、零售企业的相互渗透、融合发展，借助互联网平台将物流企业的增值服务向前端生产企业、后端批发与零售企业延伸，在流通中间环节作用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努力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三是将建立在场地、运输工具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竞争优势转向以提供个性化优质服务、信息管理及服务、供应链管理与服务、流通咨询服务为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转型。
 
　　最后，降低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为各行业注入活力，以铁路和公路领域货运价格调整对经济影响最大。相对于铁路货运，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最为突出，降低高速公路货运收费标准理应成为供给侧改革的调整内容，以全世界最长里程的收费公路去实现流通成本降低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在铁路方面，来自铁路总公司的数据，受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2015年铁路货运发送量为34亿吨，同比下降4.1亿吨，同比跌幅达10.53%，创下我国铁路货运有史以来的最大跌幅纪录。
 
　　（三）形成新供给
 
　　从供给经济周期来看，当前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实质是总供给中的大部分来源于成熟供给和过剩供给领域，表现为重化工业、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主导的国民经济。从经济周期和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上述产业已经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新供给，只有在新供给形成及扩张的阶段，才会出现供给创造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弥补要素短板、培育新供给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索罗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长期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即产出增长的80%来自于技术进步而非资本与劳动的积累性投入。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07—2012年达到52.2%。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基于资本和劳动边际报酬不变的观点，在肯定技术进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将经济增长解释为社会决策的函数，即社会决策不仅影响GDP的增长，更影响技术进步本身。内生增长理论也为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供给侧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改变社会选择来改变生产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流向、结构和配置方式，对技术进步施加影响并最终影响总产出。更进一步地，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是生产要素中的战略要素，当前集中表现为创新要素。熊彼特则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既可以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也可以是体制、制度及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而体制方面的创新更加紧迫。
 
　　1.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当前体制方面最大的阻碍是城乡二元化社会，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广大农村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方向和价值实现的“洼地”。相比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资源在向城市汇聚的同时也造成了今日农村的凋敝。当前，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收入，改革方向是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和城乡土地市场一元化，以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既可以实现增加土地要素的供给，又可以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升级，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
 
　　2. 国家创新体制变革。目前，我国有超过300多万名研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创新能力仅排世界第19位。根据2014年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1.2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科技拨款超过6100亿元，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
 
　　技术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造成研发投入的巨大浪费，加剧了科技与经济脱节，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为此，此次供给侧改革应聚焦于国家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变革以论文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建立以产品为导向的新评价体系，以国民经济领域迫切需求的技术和产品为研发目标，科技创新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科研项目应该来自市场和企业，最终实现经费管理去行政化；其次，继续强化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最后，应建立新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打破科研机构之间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的局面，从科研项目申报、过程管理、结果评价等全过程创新科研管理体系，真正发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接市场的协同创新效果。
 
　　3. 提升企业家要素短板。在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中，企业家要素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从整个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结构来看，企业家居于创新的核心和主导位置，是各种创新要素在企业层面汇聚的关键节点。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对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并被视为独立于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之外的“第四”要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统领者和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创造者的作用更加突出。
 
　　企业家精神是衡量企业家战略要素禀赋的最重要指标和最为直接的体现，企业家精神决定了微观经济体的气质与活力。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心理特征，是顽强的进取心和成功的强烈愿望，德鲁克和熊彼特则认为创新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经济首创精神，即不断创新的精神。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定义为冒险精神、创新与创业精神、机遇意识、敬业与合作精神、学习精神、社会责任精神等多个方面，并且其内涵还在不断扩展之中。就我国企业而言，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并未随着经济体量和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得到质的改善和提升，契约精神欠缺、寻租精神和机会主义泛滥成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缺陷，也是导致创新不足、增长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为促使企业家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健康发育，供给侧改革还应努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外部环境：一是加快建立并完善覆盖各个行业的企业征信体系，改善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切实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形成企业家契约精神建立的硬约束；二是通过体制与法制建设，加大企业家寻租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促使其摒弃寻租精神；三是通过建立落后产能、劣质产能淘汰的长效机制，扭转机会主义导向的企业经营短视行为，促使企业家真正树立以创新为基础的企业成长之道。
 
　　面对宏观经济长期积累的严重问题，大破大立才能使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起到应有效果。解决基础性要素配置能够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实质性改善和提升，因此去产能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才能实现有效降低成本、战略要素禀赋升级的目标，从而使供给侧改革真正起到推动宏观经济新均衡与持续增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著. 范家骧等译. 宏观经济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张锐. 制造强国：靠什么托起？ [J]. 中外企业文化，2019（9）
　　3.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