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的终结及应对时间： 2017-04-16信息来源：王平　作者：hjr_admin　责编：

 ■ 王    平    副教授（甘肃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兰州    730070）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3XMZ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中图分类号：F243.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从政治和经济双重视角对我国近年提出的“新常态”这一高频词进行了解读，从资本积累、劳动参与率、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等维度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通过人口增长率、民工荒、就业观念的行业性差异分析发现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终结这一事实，认为这将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导致制造业向国外转移、老龄化问题严峻等负效应。据此提出人口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高端化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常态    人口红利    负效应    经济增长
 
　　“新常态”提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笔者认为，“新常态”是一个中性词，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时代业已终结，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将进入增速降低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时代。笔者将“新常态”解读如下：
 
　　首先，从经济层面讲，经济增长速度变化引起了“新常态”的自然出现。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总是呈现周期性波动而且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托马斯·皮凯蒂从历史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的状况。在工业革命前阶段（0—1700年）扣除人口增长因素，全球经济人均增长率为0%，由于人口的增加总产值年均增长0.1%，而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1700—2012年，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1.6%，是之前的16倍。但从更小的阶段来看，1950—1980年这一阶段人均增长率为2.5，1980—2012年人均增长为1.7%，下降了32%。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5—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为1.6%，新兴经济体为5.2%，大幅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这说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多年高速增长，2011年之前大部分年份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从2012年开始结束了两位数的增长，增长率降为7.65%，2013年为7.67%、2014年为7.4%，预计2015年为7%左右。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减速换挡纯属正常，再加上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所以，“新常态”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必然状况。
 
　　其次，从政治层面讲，“执政者”需要民众理解这种现象为正常现象以便更好地维护执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在我国国内实践中，其实形成了一种非常务实的政权认同，即谁能促进经济发展为民众谋取幸福，谁就能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所以，政府要树立公信力就必须谋求经济的发展，让人民得到实惠。但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直处于高速状态，提出“新常态”在某种程度上是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的需要。
 
　　“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维度
 
　　（一）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积累了资金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突出性作用，认为储蓄对资本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这为我国投资资金来源建立了重要的通道。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我国居民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高储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高劳动参与率增大了财富创造能力
 
　　劳动参与率（LPR）是用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正在从业人口数和失业人口数）与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值。国家统计局定义的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人是各种要素中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人口红利”期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大，参与劳动的人口较多，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增大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
 
　　（三）城市较高的预期收入提升了劳动的配置效率
 
　　托达罗用人口流动迁移行为模式来解释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认为促进农业劳动者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其关系可表示为：

?　　M=f(d)，f'>0
 
　　式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农村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期望通过向城市的转移来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一方面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城镇化的实现。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事实呈现
 
　　（一）人口增长率与人口结构改变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64 年高点的33.5‰下降到2014年的5.21‰（见图1），人口增长率下降速度较快。其中人口增长率低于两位数是从1998年开始的，已经持续了接近20年。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表明我国人口红利不可持续性越来越突出。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预计到2055年左右，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5亿。
 
　　（二）“民工荒” 时代的到来
 
　　在2004年左右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广东省农调队对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的调查表明仅广东省当年的短缺的民工就达到100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企业用工短缺状况。渣打银行研究部2015年对珠三角制造业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中29%表示近12个月用工荒有所加剧。84%的受访企业表示，用工充足率在80%或以上，略低于2014年调查时的87%，但仍然属于较高。而且很多企业为了吸引员工不得不断的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民工荒成了一个新的常态显示我国人口红利已经终结。
 
　　（三）就业观念的行业性变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不断提升，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高考进入了高等学校进行学习，“农二代”进城的比例大大提高。但值得关注的是，“农二代”们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对就业的行业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一些行业和低端产业行业已经不是他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希望得到更高的收入和获得更体面的工作。在劳动力短缺的年代，没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使得我国一些传统的、低端的行业将无法继续获得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行业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终结的负效应

　　（一）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
 
　　在人口红利时期，企业可雇佣的劳动力较多，人力资源供给充裕，企业人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力短缺时期，人力资源供给量小，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成本上升显著。王平（2012）指出“中国企业的人力低成本优势正在受到挑战，目前中国平均计时人力成本是越南的5倍、印度尼西亚的4倍，比印度高出50%，而预计在未来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进一步上升”。
 
　　（二）制造业的转移
 
　　近年来，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陆续有一些跨国公司将工厂迁离中国，东南亚的越南、印度、菲律宾、缅甸等国成为首选，严重削弱了我国制造业大国的优势。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欧美国家在力促制造业回流，这更加重了制造业转移的步伐。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2年4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06家受访企业中共有37%的企业计划或正在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本土。在我国，目前制造业存在着产业低端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很大比重等特点。
 
　　（三）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是我国面对老龄化和发达国家最显著的区别，也凸显了养老服务的严峻性。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年人口总量大，高居世界榜首，而且失能老人、高龄化老人绝对数量较大。我国长期以来的家庭养老模式存在功能薄弱、服务能力有限等缺陷，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一对夫妇可能需要赡养几位老人的状况，使得养老负担异常严峻。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这种负担会不断加剧，给适龄劳动者造成双重的负担。
 
　　应对我国“人口红利”终结的措施

　　（一）适时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为我国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这一政策的弊端开始和人口增长率的阶段性因素叠加，造成我国老龄化比发达国家以更快的趋势推进，这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不断凸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计划生育对我国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在放开二胎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政策效果，为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奠定基础。

　　（二）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转型
 
　　越是低端的产业越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已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积极地引导产业结构转型，让科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让技术和智力成为我国产业支撑的最重要力量。要逐步减少低端产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源泉终将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增长式的转变（蔡昉，2010）。
 
　　（三）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效率
 
　　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若增加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同样能够提高总产出。所以要通过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手段，流水线生产等提高单位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以此来提高人口产出水平，提高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老龄化后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蔡昉，2010）。蔡昉的这一研究结论是2010年得出的，时间仅仅过去了大约5年，我们今天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进入了7时代，而且可能成为一个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很有必要。
 
　　（四）发展养老相关行业和产业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改变整个国民需求结构，老龄化为养老行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养老有关的服务、产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提高养老相关产业的水平既能增加产品的供给，增加产出。又能满足老龄人口的需求，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此将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十分迫切。“老龄产业”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满足老年人口对涉老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消弭老龄化社会的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兼具公益性事业和专门性产业特征的新兴产业（彭希哲等，2011）。老龄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参考文献：
　　1. [法]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M]. 巴曙松译. 中兴出版社，2014
　　2. [英]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政治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时寒冰. 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 [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4.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2010（4）
　　5. 彭希哲，胡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J]. 中国社会科学，2011（3）
　　6. 郭琳，车士义.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