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能有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或满载而归，心生欢喜；或钱财散尽，徒增烦恼。而无论如何，总会让你有一番感慨。

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可以把它看成我们生命中的一段旅行，那么这无疑是一段“满载而归”的旅行，虽然相伴而来的“烦恼”不亚于“欢喜”，但绝不存在“钱财散尽”。

改革开放的成就——“梅花扑鼻香”

四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扑鼻香！海外媒体在惊讶于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伟大崛起时，曾称21世纪的中国是“龙的世纪”，同时总会提到邓小平，如《时代》周刊在1978年和1985年两度把邓小平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他们认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转型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物。

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是这位老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一席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门。自此，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像煦暖的阳光一次又一次地驱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黑夜，让人们从烦恼中不断地走出，收获到一串又一串地惊喜。

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贫穷与落后”的象征了，因为“改革开放”已经使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人均GDP排名由1978年的倒数第2位，上升至正数第70位。脱贫攻坚战更是取得决定性进展，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而现在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

百姓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住的方面，1978年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只有3.6平方米和8.1平方米，而2016年这对数字变为36.6平方米和45.8平方米。现在，新型住宅到处可见，摩天大楼也都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数不胜数。单是在世界排名前十的摩天大楼中，中国就占据8座。

行的方面，1978年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而现在到处都是，堵车，让我们头痛。还是高铁，提起来就带劲，高速、便捷，准时，自2007年开通了国内第一条高铁线路至今日，我们已投入2.4万亿元建成总里程达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超过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铁路总里程，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闪亮的名片和新时代的中国地标。

工作的地方，1978年以前我们都在国企上班，现在多数在民企，虽然普通老百姓仍然会对国企上班有所偏爱，但民企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却不断提升，因为民企里面正在崛起一批对国人影响很大的世界级独角兽，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特别是腾讯的微信和移动支付平台，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了，因为出门再也不用考虑带钱了。

富裕了的中国，不仅自身“梅花香扑鼻”，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还“香飘万里”，正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平衡发展贡献力量。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目前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的24个国家共同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22.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9万个就业岗位。

改革开放的过程——“大胆去尝试”

变革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会有阻力，因为既得利益者总会担心利益受损，不给你“大胆去尝试”的机会，甚至千般阻挠你，以至于成功的变革很少。回眸我们中国的历史，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可以说只有两次，一次是商鞅变法，另一次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

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其艰难程度可以从秦孝公死后商鞅的悲惨结局管窥一二。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变革，但它的进程如果没有恰逢粉粹“四人帮”后的人心思变，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彻底扭转十年内乱的坚定决心，恐怕我们“一门心思抓发展”、“大胆去尝试”的改革依旧是困难重重，甚至还会有一些人因提出先进政治主张而遭到批判。

为什么？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僵化，观念也非常陈旧，遇事总要问姓“资”还是姓“社”，如果认定姓“资”，那就要否定和批判。这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1962年的7月，党内多次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在谈到农村当时出现的新生产形式——“包产到户”时，邓小平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引用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内先进的主张，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邓小平的最有力“证据”，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冠以“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首先提出的就是改革要冲破思想的“牢笼”——“解放思想”，同时要“实事求是，向前看”。只有思想得以解放，才能接受新事物，大胆去尝试，我们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才会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开始走上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探索农村包产到户、探索民营经济。虽然这个过程依旧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思想守旧，不但自己裹步不前，还对一些胆大敢为的私营企业主进行阻挠、围攻，甚至围剿。

比如“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胆量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炒瓜子的小作坊从几个人发展成上百人工厂。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就有些人冒出来说：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人就算剥削，就是资本主义，并提出我们社会主义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这事最后一直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很智慧，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说“看两年再说”，并表示“先不要动他”。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争论，让他大胆去闯。毕竟我们的改革是行进在没有前人给出经验的路上，加上那时的政府对经济的驾驭能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娴熟，因此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摸索经验、摸索规律。

“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也是中国式的改革智慧。随着试水者的“大胆尝试”，民营经济在稳定就业、增加税收和推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也逐渐体现，这让人们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开始转变，思想也逐渐脱离了狭隘的“剥削”层面。而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态度则更加坚定，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与引导发展”。

此外，回望深圳等沿海特区的高速发展、上海等自贸区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无不是我们党和国家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最终成果。可以说如果没有党带领我们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我们中国经济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辉煌！

改革开放的现状——“黄金无足色”

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分析任何事物要一分为二，不仅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因为偏颇的意识和态度影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把握。对待改革开放同样如此，在看到其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时也不要忽视了“黄金无足色”，它可能也带来了一些亟需正视的问题。

●首先，改革开放鼓励“大胆去尝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在当时来看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时的人们心理上还留有十年文革的余毒，不敢富，认为富是可耻的。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带头作用、示范效应，并影响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现在来看可能有点眨眼，因为先富究竟有没有帮到后富，我们没法估计，但贫富差距拉大却是我们有目共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随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才逐年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弱于上升幅度，至2016年，这一数字还高达0.465。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如果介于0.4-0.5就代表收入差距较大，而超过0.5%则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其次，我们的环境资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因为很多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是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发展起来的。看看我们的空气污染——雾霾，这是“全中国人都在承受着的会呼吸的痛”！为了应对，人们“绝地反击，全副武装”——戴上口罩，只露出两只乌溜溜的眼睛。

也许你会说发达国家曾经也都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较为著名的有“英国雾都”、“美国五大湖”、“德国莱茵河”、“日本汞中毒”等，但我们需要按照他们过去的道路也走一遍吗？

●除了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压力，我们企业自身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不断膨胀的负债规模是近年来影响企业发展的较为普遍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发生的那场金融危机，为了减少其对经济的冲击，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也不例外，不但采取了扩大货币供给政策，还推出了金融创新政策，最终这些政策很成功地让我们避开了金融危机，实现了软着陆，并让我们的经济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势头。然而就是这个过程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企业过度负债经营。

我们都知道，气球需要吹得膨胀起来才漂亮，但吹进气球的气体一定要适量，少了可能气球不好看，但多了气球可能就爆炸了。同理企业负债规模适度会助力企业快速扩张、壮大，但过度就会拖累企业发展，一旦企业利润覆盖不了利息时，那企业离破产倒闭还会远吗？

我们的企业家都是很聪明的，遗憾地是在遭遇高负债问题以后，很多人就失聪了，往往只会“借新还旧”或“拆东墙补西墙”，这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企业家聪明？看看我们中国企业的模仿力就知道了。许多国际知名大品牌厂商只要有新品推出，基本上第二天我们便能在国内买到同款的产品，并且价格还便宜。我们模仿力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美国、日本等强国都不敢把一些先进的武器设备卖给我们了！因为卖给我们，不出几个月，我们就能造出新的来了。

擅长模仿能让我们的企业少走很多弯路，也能让我们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快速抢占很多市场。然而模仿终究是模仿，是“山寨”，当这种能力过于强大了，且我们还盲目陶醉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的原生创造力就很容易被抹杀，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会丧失！为什么我们很多领域的关键部件还必须要依靠进口，这可能就是关键性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的未来——“仍须傲霜雪”

正视改革开放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未来“仍需傲霜雪”。

●首先，贫富差距拉大，并不意味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好，相反，也有可能变得更好，但问题是只要贫富差距不缩小，那么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将遥遥无期。

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包括方方面面，“贫富差距”自然囊括其中。未来如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更多新要求。

●其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如果日积月累，长期以往，就像现在的雾霾已经逼近我们生存安全底线正在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一定会行动。

实际上，我们国家对待环境保护从未轻视，在改革开放之前便提出过关于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甚至1983年还确立“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但因相对于利益而言，企业对应的违法成本较低，故环保收效不大。所以近年来，我们国家被迫“重拳出击”，非常郑重地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环境保护税，并在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环保税的开征本身不是坏事，它是迫不得已，也是大势所趋。我们希望可以借助它警醒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然而，重拳出击，谁会受不了？一定是“问题的制造者”——企业。目前停产、减产已经让不少企业招架不住，甚至有些小企业因此一夜之间破产。而这必将给地方政府带来挑战，比如会不会影响了税收、就业等，说不定还会影响了社会安定。

●除了环保问题，当下各类成本的上升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债务导致的成本上升问题。前面我们讲过现在很多企业是过度负债经营，对此除了“降”可能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在2018年的经济工作中重点提到了“降”。

但“降”的过程就没有挑战吗？我说一定有。国际上美国启动加息进程又主动缩表，这让我们国家不得不综合考虑，比如货币政策由2016年的“调节好货币闸门”变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同时强调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国2018年可能加息2次，而我们的央行不会加息；但是如果美国加息3次，那么我们央行就面临被动加息的可能。而这一旦传导给企业势必将“雪上加霜”，部分企业会不会因此沦为“破”的对象？

“破”就是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但是，何为“僵尸企业”？我一直强调僵尸企业应该是那些主营没有前景、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靠输血维持的落后产能，他们应该被“清理掉”；但是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团队，能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有市场、有利润，只是暂时遇到了债务问题、陷入了担保互保困局的“僵尸企业”，我们是不是也不加思考地让他成为“僵尸企业”中的一员呢？！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最后说创新问题。前面也讲过，擅长模仿曾让我们品尝到了很多“甜头”，但我们也发现它把我们的原生创造力给抹杀了。这显然不只是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问题，还会有损于我们的“大国”形象。

所以，创新很重要。站在企业的角度，它是支撑企业长远发展、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优势；站在国家的角度，它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我们的“脸面”。我们不要再回首时，看到我们很多领域的关键部件依旧是90%靠进口！

随着十九大的定调——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及一系列惠企政策的随后跟进，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必将被极大的激发，创新步伐也必将更快。然而这个过程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可能依旧是个艰难的过程。

毕竟创新就要重视研发，重视研发就要加大投入，而加大投入就得有资金，资金在哪里？当下我们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本就受到多重挤压，如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销售疲软、用工成本上涨、职工工资待遇持续提高、社保医保等费用相应增加而产品出厂价格却下降等，如果再去承担创新投入，那可能更是举步维艰。

怎样推动民营企业加入到创新大潮中，恐怕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特别是创新在短期内很难让企业见到收效，并且长期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的管理层需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创新，改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尴尬境遇。具体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创新人才支持：创新离不开人才，通过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为企业定向培育创新人才。

◎创新制度支持：为创新企业量身定制特殊的制度安排。比如股权融资可以考虑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

◎创新资金支持：面对企业资金不足，我们可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本对接的方式帮扶企业，或直接采用“减税降费”，为企业节省开支，变相为企业增加创新资金。

当然，政府近些年也出台了不少减税降负政策，但企业家们仍然感到税负过重，比如“营改增”，政府部门说为企业减税5000亿元，但许多企业反映营改增实施后，并未减轻税负，有的企业反而提高了税负，什么原因？这恐怕是另一个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究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营经济暨温州模式研究专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创会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上海中和正道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