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再追求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经济增长。不追求高增速不等于不追求增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仍需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这个合理速度，符合经济和市场规律，也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前，中国经济已逐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说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源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

 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11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87%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2年至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7%、7.7%、7.4%、6.9%、6.7%、6.9%，2018年前三季度增长6.7%。可以看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是客观事实。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劳动力资源数量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人口红利。然而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7年末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同期国内人口总量的64.9%，比2014年末又低了2.1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的衰退直接推高了劳动力成本，给中国经济下行带来压力。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化红利衰退，外需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增长，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声浪兴起，全球贸易的急速下降对中国出口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7月6日开始以来，中美贸易状况持续恶化，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未来发展也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致使外部需求进一步萎缩，对中国开放性经济建设带来较大挑战。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循环变化的规律。增长速度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治理成本上升、消费向服务性商品倾斜，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经做不到。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下降，难以承受高的速度。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回到4.26%，之后更是回到1%以下，甚至是负增长；196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之后回落到4%左右并保持很长时间。环顾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此外，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总量庞大，即便是中高速，其速度和增量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中高速增长孕育着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机遇

 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在稳增长、调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作用下，经济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2018年前三季度，就业和物价形势总体稳定，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物价指数上涨2.1%，涨幅属于温和上涨。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6%，基本与GDP增速持平。这些基本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巨轮正在平稳换挡、稳定前行。而且，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多元的强劲增长动力，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2016年前三个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6.2个百分点，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2.7个百分点；新经济快速成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8.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2.4个百分点；节能降耗成效突出，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1%，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下，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总的来看，增速背后的经济质量、效益和结构有了明显提升和改善，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继续优化，新兴动能加快成长，质量效益提高，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向的基本条件。当然，我们不再追求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经济增长。不追求高增速不等于不追求增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仍需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这个合理速度，符合经济和市场规律，也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主要任务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一重大判断内涵丰富。一是从“速度”到“质量”的变化。这意味着今后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不再是速度，而是质量。从“速度”转向“质量”是一种理念的创新，也是思想的解放。二是从“增长”到“发展”的变化。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今后不仅要重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结构的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增长，更要重视保护环境、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以及完善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强调的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三是突出“转向”而不是“转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用的是“已经转向”而不是“已经转为”，表明我国已经在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但尚没有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平衡”指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实”与“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不充分”指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不充分、有效供给不充分、动力转换不充分、制度创新不充分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注重政策协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二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特别是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要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努力形成主要依靠创新来支撑和引导的经济运行模式。要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府服务供给，减少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干预，为创新驱动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四是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体系，从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体系、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单位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