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裂变期、内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这四大阶段特征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历史与国际方位，也是进行改革调整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要以改革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裂变期、内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这四大阶段特征是我们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历史与国际方位，也是我们进行改革调整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表示，在四大阶段特征的影响下，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以下六大深层次问题和六大短期风险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11月24日发布的《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预测：2019年，GDP增速为6.3%；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进出口实现基本平衡；全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

 面临六大深层次问题和六大风险点

 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时指出，在四大阶段特征背景下，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六大深层次问题。

 第一，外部环境短期不会出现明显改善。第二，宏观经济对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长期依赖对今明两年经济走势和长远发展形成制约，可能会使宏观调控政策陷于两难境地。第三，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分化问题持续存在，影响经济复苏动力。第四，收入分配和房地产挤占等深层次结构性因素，制约消费增长并影响最终需求。第五，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而新动能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第六，更为根本性地，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

 “在四大阶段特征和六大深层次问题背景下，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将面临六大风险点的考验。”刘元春表示。

 第一，出现外部冲击的风险。第二，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第三，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相关经济和金融风险。未来一段时期，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加大，并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走向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第四，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可能会暴露。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随着明年财政收入增速的加快下滑、土地出让金收入回落、创新项目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多，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将显著加大，局部风险可能会集中暴露。第五，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复苏不可持续的风险。第六，失业压力加大和就业质量下降的风险。

 以改革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宏观经济政策

 结合我国宏观运行所处阶段特征，针对明年经济运行中的六大深层次问题和六大风险点，课题组提出以下几大方面的政策建议。

 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改革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中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刘元春进一步分析认为，“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