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

　　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

　　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进入中速平台后，我国经济增长不仅难度加大，而且市场经济建设的标准也要大大提高。

　　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来源。

　　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日本竞争力时提出，日本存在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门，还有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缺少竞争因而低效率的基础部门，这种效率差异很大的二元结构，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更为突出。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小，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直接提高了消费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但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

　　第五，绿色发展。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从传统认识中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高难度增长”时代来临

　　细致分析一下，五大增长来源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有不同，但“门槛”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出来并不容易。

　　前两个增长来源本应属于高速增长期，之所以拖下来，是因为其中的体制政策难题未能得到解决。就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而言，涉及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市场公平准入和竞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等已经讲了很多年，但难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则涉及农民工进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清单，就不难理解将其中增长潜能释放出来的难度所在。

　　后三个增长来源大多属于新潜能、新体制，但也受到旧体制的羁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涉及产业分化重组中市场出清、低效资源退出和社会保障体系托底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更加大胆地对外和对内开放。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无论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质，还是体制机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概括地说，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与过去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释放五种增长来源潜能的难度各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更为紧迫；后三个来源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这种差异将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长出现不同的组合。

　　一种可能性很大的组合，是把前两个增长来源放下，重点集中到后三个增长来源上。这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好处是可以利用后三种增长来源大多是新体制、新机制，参与者大多是新主体的优势，类似于改革初中期的双轨并行战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不解决前两个增长来源的问题，高成本、市场容量不足、对大量社会资源的低效占用等，将会使后三个增长来源的释放空间大打折扣并陷入困境。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既有体制架构内扩展五种增长来源的可利用空间。这是另一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前两种增长来源的利用空间将非常有限，还存在在现有水平上后退的风险。后三种增长来源空间看起来大一些，但脆弱性、不确定性也相当大。总体上看，很难为未来中速平台上即使5%左右的增速提供支撑。

　　还有一种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过前沿性创新，特别是覆盖面很大的颠覆性创新，把前两个增长来源的潜能释放出来，类似于“打败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比如，通过全新技术改变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部门的供给方式等。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是停滞徘徊，还是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此要说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对此，国内外有不同看法和说法。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那么，靠的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行业垄断、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不尊重知识产权甚至偷盗技术，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应该说，答案是很清楚的。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总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当前，我们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则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国际经贸谈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之处做文章，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当然不能戴上这顶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帽子”。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一些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必定各有特色，美国、日本、欧洲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各不相同。中国有较强的政府能力、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较高的社会共识、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要素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有机融合，就会转化为重要的竞争优势。我们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近现代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者有先有后。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一些年来全球化进程推进较快，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也在相应发展、调整和变革。近期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美国的诸多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

　　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确立“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立这样的“双高”目标，无论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规则变局，还是在国内稳预期、提信心，都可以使局面豁然开朗，赢得主动。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