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视角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王燕祥 张丽君 孟鑫　作者：admin　责编：

 
     在目前反映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只要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间是高度相关的这一认识站得住脚，那通过区域经济指标达到预期也无疑可以使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研究各个民族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民族的定义与划分主要是依照社会文化特质进行的，而非依照经济特质进行。在社会经济联系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经济人类学可以将各个相对封闭的，与外界经济联系不密切、不广泛的小的社区（这些社区主要包括前工业化社区与乡村社区等）作为研究对象。在当今中国，各少数民族都已超越了解放前或改革开放之前所处的相对落后闭塞的发展阶段，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研究视角投向自然地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并在多方面给予了少数民族以特殊优待。这样，我们就应该将探索民族经济形成环境的视角投向自然地理方面。

   我国少数民族居民主要聚居在西、北部地区。我们可以将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界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东南部非少数民族地区加以划分。这里所说的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五大民族自治区加云南、贵州、青海三省以及与这“民族八省区”相毗邻的一些省级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四川省的凉山、阿坝、甘孜三个自治州，湖南省的湘西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自治州和肃北自治县（它连接了新疆与内蒙古两大民族自治区）以及辽宁省的阜新自治县等。由此可以推断，当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落后于非少数民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文所界定的少数民族区域内，除少数地区如西藏自治区等外，少数民族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一般低于５０％。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区域内，少数民族也依然属于“少数”民族。而占人口多数的当地汉族居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基本相同或相似，其生活水平也基本相同。然而，如果进行全面系统的少数民族人口统计就会发现：就单个少数民族而言，５５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其民族共同体的主体部分一般居住在这一区域之内。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少数民族作为与汉族相对与统一的研究对象，其主体是居住并生息在这一区域之内的。如此一来，西北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就与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状况及其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心理感受具有了高度的相关关系。如前所述，该区域目前与非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有差距，这当然会使各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成员形成在经济上贫困落后于人的感受。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成员形成某种共同心理感受，如果再加上使其形成这种感受的客观环境长期存在，则会使这种感受不断固定、增强，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经济相对落后、贫困、欠发达的心理感受，就会逐渐转化为本民族的民族经济相对于汉族经济较为落后、贫困和欠发达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也会因为某些因素的作用而得以固定、持续和强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各少数民族关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心理感受、心理认同的形成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东、西部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换言之，也可以说在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中，包含着民族间经济发展的成分。因此，东、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就具有了民族经济的原意。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展望、规划其未来发展的战略与实施步骤等，都必须通过对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研究认识、规划管理来实现。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间的差距缩短，才意味着少数民族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也就会使各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成员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善，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成员的相对经济差异缩小，而逐步改变原有的关于民族经济的主体心理感受与主体心理认同。

  要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各少数民族关于本民族经济的感受与认同，是基于其主体所处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这一经济环境所形成。因此，对于民族经济的规划、管理等也需要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规划、管理等加以实现。虽然民族经济没有或者无法确定其决策主体，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决策主体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当地政府。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区域经济决策活动，体现和影响着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决定着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管理学的理念看，进行事关少数民族经济利益的经济决策，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决策的形式而实现。

   如果少数民族主体人口聚居区域的区域经济，是形成我国少数民族整体经济感受、经济认同与经济意识的物质基础或物质环境的话，那么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也就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研究而进行。如前所述，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水平、结构、趋势等与各少数民族主体的经济状况及其心理感受与认同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数据资料与方法。从管理学角度看，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研究对象，应该具有一系列反映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乃至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指标体系。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实体，所以研究制定成套的少数民族经济指标体系困难较大，而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又会制约研究的深入进行，就如目前大量的研究仍停留在描述性反映或定性分析的水平上，深入的定量分析难以进行。然而，反映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善，我们可以根据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需要将这些指标体系加以修正，作为反映少数民族经济的各项指标的动因（ｄｒｉｖｅｒｓ）指标。通过区域经济决策的制定实施，使区域经济指标达到预期的水平，从而间接地使反映少数民族经济的指标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目前反映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只要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间是高度相关的这一认识站得住脚，那通过区域经济指标达到预期也无疑可以使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通过探索少数民族主体形成民族整体的经济感受、经济意识的物质基础与客观环境的思路，也适用于对国外其他民族的民族经济研究。当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情况十分复杂，民族经济心理认同所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客观环境也必然十分不同，但上述思路可以为探询这种物质基础与客观环境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为民族经济研究开拓更宽阔的思路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