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应对两难 发展方式须实质性转变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王彧 任建华　作者：admin　责编：

 第三届中国开放论坛学术峰会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方式转变路径

 

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前景”为主题的学术峰会是第三届中国开放论坛的压轴戏。在６月７日上午举行的这一峰会上，演讲嘉宾与参会者之间的互动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好戏，也显示出宁波不仅经济发展活力四射，宁波人的思维也颇为活跃。大家的热切关注不仅包括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和未来走势，更集中在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

宏观政策框架要应对两难

“中国经过宏观调控所出现的经济发展态势，严格讲不是复苏。因为中国一开始并不存在内部的所谓危机问题，也不存在由内部危机引发的萧条局面。主要是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们的经济出现了较快的下行。我们在调控之后，已经实现了运行中的企稳向好，也就是率先回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言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形势如是判断。

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贾康说，中央决策层的表述是，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两大扩张性政策的框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面临一系列两难局面，应对两难需要这样的政策性框架。”

两难突出体现在通胀预期和二次探底，这是两个不同走向的现实问题，对此，调控主体和政策设计应如何处理？“如果说不讨论通胀预期，显然没有预见性，但是如果一味强调通胀预期，那么又如何看待欧元区的动荡？不能对二次探底不加以充分重视，如果欧元区真的出现比较大的危机性事件，很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二次探底，中国无法独善其身。”贾康说。

贾康所说的宏观政策框架不变，就是要应对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

对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王宇的看法与贾康略有不同。她认为，尽管世界经济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尽管我们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放眼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在人们都在讨论二次探底的时候，“世界经济将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这一说法被与会者称为“很大胆”。但王宇还是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数据分析，来支撑她的观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年或者明年都有可能接近或者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由此判断，世界经济可能于２０１１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她认为，带动未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主要力量将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及新的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

在讨论环节，对于听众问及的中国加息问题，王宇由于身份的敏感只能“隔山打牛”，她在自己发言的框架下回答说，“美联储今年加息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而欧元区央行今年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存在。他们利率政策的变动情况，也会对中国的利率或者利率政策走向有一定的影响。”

贾康对宏观政策调整的看法是，“宏观政策的优化调整，可以称为微调”。中央最新表述当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被置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前就是一个体现。

贾康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可能会率先退出，财政政策殿后并逐步淡出。“在货币政策方面，是适度收敛的、单方向的，一系列的举措表现在适度抽紧银根，但是力求柔和。利率到现在迟迟未动，主要是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当然在一些有针对性的领域，特别是大家关心的房地产领域，出台了加强贷款控制的措施。这样的政策组合也符合我们一般的预期，就是早晚要到来的政策退出，很可能是财政政策殿后，即财政政策最后退出。而货币政策现在已经有单方向的适度收缩，到经济形成相对稳定的拐点，民间资本的活跃程度可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内生力量，维持在８％以上的增长速度，不需要政策托举的时候，财政政策会低调淡出。”

发展方式应实现实质性转变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发言直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余斌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传统的发展方式为什么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第二，转变发展方式，转向何方，即新的发展方式是什么？第三，如何实现从传统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三是创立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环保产业等。”余斌说。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用了“国家必争”、“新兴”、“产业”三个关键词来解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他说，“国家必争”，不意味着地方必争。国家必争，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讲求经济效益，而是在未来新能源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竞争中，使国家有更高、更强的话语权。“新兴”讲的是市场的成长性，显然不仅是短期的，而且需要持续的高增长。“产业”，则是指产业化，要有主导技术，要形成规模化市场，要有商业资本的进入，而不仅仅是靠国家的投入，所生产的产品应能创造出有相对竞争力的价值。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作为？王元认为，政府至少要扮演四种角色，第一是投资者。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有三个作用，首先一定要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其次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站等。另外，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产业，政府先期的投入也极为关键，比如大飞机、核电等项目。

第二个角色是，政府应变为市场秩序的建立者。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产业投资、技术、产品、工艺、装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建立市场秩序。

第三个角色是市场的引导者。政府的采购、补贴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为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稳定、持续、明确的市场预期。

“最后，政府要做的是要素的组织者。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多样技术选择的可能性时，政府要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这种平台一方面能为中小企业解决工业技术路线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寻找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商业模式，为企业提供融资、产品、市场方案和输入管理团队。”王元强调说，政府作为要素的组织者，如何提升公共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非常重要。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