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战略重修：不仅仅是“十年倍增计划”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王松才 作者：admin 责编：
一份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预计将在月内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的形式下发。
记者获悉，指导意见的蓝本实际上正是去年被商务部列为重大课题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的发展战略》。
这一配置了近300位研究人员的大课题最终形成的指导意见，已经通过了各部委的会签。
指导意见预计仍将是一份框架性的意见，商务部一直期望在研究成果转换为指导意见后，还能陆续出台更细致的配套性实操措施。
主课题的执笔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用一句话概括重修后的中国外贸发展战略就是“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课题更重视外贸质量指标的建设，而非数量指标中提及的贸易额的十年倍增。
课题组曾经在广交会春交会上呼吁，要将出口退税政策还原为一项中性政策，实现全征全退。不过就在6月，决策层宣布取消了钢铁等数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李钢坚持，对“两高一资”的调控应该通过国内税的调整而非出口退税调整来完成，外贸政策的战略思路是要增强政策的独立性、统一性、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外贸政策的调控应该体现有保有压。”课题负责人之一的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说，降低出口退税率节省的这一部分资金，应该充实到外贸发展基金中，作用于需要支持的外贸领域，这才能使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进入到机制推进的层面。
1. 不仅仅是贸易额的十年倍增
战略目标上，两国都明确了确保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目标。中国外贸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其核心就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美国出口计划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头号世界贸易大国和强国地位，其核心是促使美国经济从过去的以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增长模式，利用其强势地位更多地进行出口数量的扩张。
《21世纪》：主课题中提出了一个贸易额十年倍增的计划，提出这一数量指标的考虑是什么？这与美国的5年出口倍增计划有无关系？
李钢：这与奥巴马今年初提出的5年出口倍增计划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去年11月左右，我们的课题初稿已经出来了，可以明确地讲，目标的设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期高度相关，从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十年倍增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和判断。
根据测算，经济增长的年增速大概在7.2%左右，贸易额十年可以实现翻番，而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GDP7%以上增速维持10年以上没有多少问题。按照规律，贸易额的增速又要高于GDP的增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贸易额的增速往往是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一般是10%以上的贸易增速对比4 %-5%的经济增速。
虽然后危机时代，我们认为贸易的增长速度会回归到与GDP增速更加接近的一个正常水平，但是仍然会高于GDP的增长，这是全球规律，中国肯定也会遵循这个规律。
我个人也对中美新的外贸战略做了一些比较。战略目标上，两国都明确了确保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目标。中国外贸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其核心就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这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更加注重内需的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
而美国出口计划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头号世界贸易大国和强国地位，其核心是促使美国经济从过去的以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增长模式，利用其强势地位更多地进行出口数量的扩张，这是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的重要战略支点。
所以从战略定位上看，中美两国贸易战略的核心定位相同，只是优先次序有所不同。中国外贸发展战略定位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升国际地位。美国出口新战略的定位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恢复可持续增长，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可见，中美贸易战略的定位基本相同，只是优先次序上有所差别。
《21世纪》：中国外贸顺差的压力一直比较大，这两年贸易摩擦也很频繁，重修的外贸战略中继续提倍增这类的数量指标会不会引起争议？国务院最终出台的指导意见会不会回避这一提法？
霍建国：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十年出口倍增只是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个金额估算，与美国的5年出口倍增计划没什么可比性。整个课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李钢：在考虑如何破题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回答究竟什么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我归纳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战略就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第二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外贸战略应该是着眼于提升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战略；第三句话，后危机时代，在我们已经处于贸易大国地位，出口已经占据第一的条件下，要考虑外贸更均衡的发展。
有统计说2009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是世界第一，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单项目的第一，整个总成绩我们还是落后于美国。实际上，根据我们的测算，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也只有美国货物贸易出口的90%，并没有真正达到第一的位置。而且美国也并不认可中国出口第一这一说法，美国的出口统计是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项加总，按照这一计算，美国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位的。
所以在重修外贸战略时，我们更关注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平衡，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两者的平衡，我们是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国，服务贸易却是逆差大国。
在解读中国外贸战略时，我前面提到的三层意思应该做完整理解，整个战略并非一个简单贸易额翻番的概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我们用这样一个指向性的提法来描述这个战略，而非贸易额的十年倍增。
2 提出量化指标：拥有世界顶级的贸易公司
课题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很多量化的质量目标：比如要拥有若干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和一大批中小型跨国公司，争取在2015年之前，有四五家跨国公司进入世界100强等。也提出了用十年的时间，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品牌。
《21世纪》：质量的指标如何体现？之后会有哪些配套的政策具体推进外贸强国目标？
李钢：课题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很多量化的质量目标：比如要拥有若干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和一大批中小型跨国公司，争取在2015年之前，有四五家跨国公司进入世界100强，15-20家进入发展中国家100强等等；也提出了用十年的时间，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品牌；还要逐步占据国际标准的高地，这十年逐步占据技术产品、环境、劳工等标准的国际高地；要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掌握主动权；要力争战略性资源产品的定价主导权……
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指标都纳入到中国外贸的质量指标中，通过这些标准化的考核，才能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霍建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动作必须要快，要有实际的措施，政策面上不突破的话，战略停留在口头上就没有任何意义。
应该尽快制定具体措施，从大处着眼制定一套质量效益指标，不能只考核外贸的增长，要考虑投入产出、原材料的消耗、职工福利的变化，这些东西应该综合起来，在指标体系中设置不同的权数。
这套指标还应该要和干部考核体制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现有体制下如果不设置这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几乎没法往前推进，我们必须通过考核的方式强制性地推动迫使大家接受它。
《21世纪》：新的外贸战略中所说的外贸调结构已经不仅仅是指加工贸易的调整、贸易方式的转变了，多了很多新的评价指标。现在有消息说，迫于减排的压力，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可能要再扩容，现在是不是政策调整的合适时机？
李钢：金融危机之前说的转型升级更多是指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这次提的外贸战略任务中我们提到了更多层面的内容，我们在外贸战略的任务中提到了四个优化，包括优化主体结构、优化商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以及优化贸易方式，提升加工贸易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至于加工贸易本身的评价，始终有两种意见在争执，要不要继续发展它，是有争议的。
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的生产环节，根据战略规划，我们要将更多的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就要将其转型升级，提高一般贸易的比重。可预见的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民生的角度上考虑，加工贸易直接吸纳着几千万人口的就业，这一政策的调整要慎之又慎。
3. 有保有压：出口退税政策是不是宏调工具
课题中提到的出口退税政策要回归为一项中性政策。现在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或者取消，我们不是说没有调整的必要性，而是认为应该通过国内税的调整而非出口退税调整来调节。
《21世纪》：主课题中提到了外贸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整体的思路是怎样的？
李钢：外贸政策不仅仅是一项国内政策，还应该符合WTO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要求，符合对外贸易法。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贸易政策被分散化，多数时候，宏观调控的部门代替商务主管部门做了决策，但是贸易政策有其特殊性，这不是宏调部门能单独决策的。
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影响外贸的一个方面。 2005年开始的出口退税率的7次下调，和2009年的5次回调，这实际上反映了什么问题？对于出口退税这样一个国际上都认可的中性贸易政策，决策层需要达成共识，出口退税政策不能成为一项宏调工具。我们在总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关于涉外的财税政策我们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子课题做研究，由财政部财科所完成，他们也导出了一个结论——全球有60多个主要贸易国家和经济体，都采取了出口全退税的政策，只有我们国家在来来回回调。
现在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或者取消，我们不是说没有调整的必要性，而是认为应该通过国内税的调整而非出口退税调整来调节。限制“两高一资”，不应该限制其出口而是应该限制整个行业，要减排就全行业减排，不能国内一个标准，出口又是另一个标准。
《21世纪》：课题中提到的出口退税政策要回归为一项中性政策，实现全额退税。你刚刚也提到了近期因为减排而取消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出口退税还原为中性政策的目标会否因为减排的压力而有所调整？
霍建国：外贸政策应该体现“有保有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不能只是单纯地去限制“两高一资”。不管是退税率的调整，还是下一步贸易政策的变化，中国外贸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虽然压力下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也应同时兼顾到企业的承受能力。所以，在对一部分“两高一资”产品进行限制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另一部分质量效益比较好的、研发能力比较强的、品牌发展有一定潜力的行业或企业，加大支持力度？
要贯穿一个思想，我们降低出口退税率节省了一部分资金，但这些资金应该反过来作用于需要支持的外贸领域，现在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支持力度的时候，而不是减少对外贸的支持力度的时候。要让这些支持政策作用到转型升级上去，这就会使得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能进入到机制推动的层面上去。
当前的难题在于，没有推动的力量，企业的竞争是短平快，随着成本上升，外部市场恢复又比较慢，如果现在人民币再适当升值，加上退税率的调整，企业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压的同时还应该有一个保的问题。
外贸的稳定增长对经济的支持作用还是很大的，现阶段转型升级完全靠内需拉动的想法不能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交叉过渡的阶段，近一两年内，靠出口来维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子还不能放松。
《21世纪》：具体该怎么“保”？
霍建国：节能降耗和限制“两高一资”节省下来的资金要不要充实到外贸发展基金中，让它作用于那些需要支持的领域呢？在现阶段，在对外贸的整体支持措施不变情况下，再做内部调整，那才有利于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如果去年外贸发展基金投入是30亿，今年至少不应该往下降，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保有压，才能体现政策的效果。
外贸发展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以前配额招标的费用，但现在配额招标已经基本没有了，基金的资金来源就比较有限。这项基金主要用于对市场的开拓、对非商业办展的支持、对重点项目的支持以及基地的建设。
事实上，在世贸的框架下，对研发进行支持，对品牌拓展进行支持，都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规则，加大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比如机电产品中，有些效益比较好、深加工程度比较高的，就应该有所支持。还要注意分类，哪几类附加值比较高？甚至在同一类别里，附加值也所不同，政策要锁定清楚支持哪一个环节，也许不支持原料部分，但可能会支持成品环节，这类的区别政策一定要有，才有利于结构调整。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