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理论与现实的分歧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佚名　作者：admin　责编：

 
《21世纪》：此次G20峰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意见的不一致，您认为造成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曹远征：G20峰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世界经济是否稳定，刺激政策是否该退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金融监管。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使货币的锚开始漂移，继美元波动之后，欧元也开始波动。秤不准了，生意没法做了。所以，G20峰会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形势是否好转，而在于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证世界经济正常运转。

  其次是金融监管。金融活动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即不确定性，衍生工具能对冲掉局部风险，但最终会累积成系统性风险。应对方法之一是去杠杆化，加强对资本充足率、衍生品的监管。美国通过的监管法案足以表明一个方向：一是去杠杆化，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二是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三是克服大而不倒，开征银行税，避免系统性风险；四是分隔自营业务和顾问业务以及一般金融业务，减少投资业务，让银行回归传统。

  在政策退出问题上，我认为G20峰会的意见差异不大。欧美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财政政策上有些差异。欧洲的财政问题比较复杂，财政紧缩需求更强烈；美国也提出了财政紧缩计划，只不过实施得晚一些。

  更大的分歧是在理论上，即凯恩斯主义是否有效。过去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对防止危机和更大衰退有效，但对刺激增长效果并不明显。这凸显了一个理念：欧洲国家认为在凯恩斯主义失效的情况下，要提高真实增长率，靠出口竞争力来扭转逆差，这回归到最早的重商主义；而美国则坚持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下考虑问题。经济政策的设计理念正面临挑战：

  首先，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那么汇率、利率一定是变化的，是有对冲安排的。但监管使得对冲安排在减少，宏观政策的余地也随之减少。如美国的赤字财政要求配合廉价美元的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但如果美元供给过多，其汇率和利率就会下降，吸引资金来回游走，这时候监管怎么做？监管过严，财政作用余地就很小。

  其次,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主权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也一定会表现为汇率波动，会有游资，对此，监管又该怎么做？

  再次，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不同，政策工具也不同，若统一监管标准，锁定政策工具，就忽略了发展程度的差异。

  这次危机是对深层次经济活动的一个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一个挑战。凯恩斯主义用政策来反危机，但可能危机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反危机政策只是使危机不断累积；倘若允许经济波动，可能反而把大危机化成小危机。G20会议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正与这一思维相联。

  《21世纪》：那么，与其说G20反映的是对待退出政策态度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两种政策理念和思维的差异，这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曹远征：首先,什么是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和我们过去看到的都不一样，马克思也好、凯恩斯也好,讲的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引起的波动，是需求跟不上生产扩张而出现的过剩，通过扩大投资就能熨平危机。原因在于，企业都是要赚钱的，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提高，这样企业就会提前投资，周期就熨平了。所以，凯恩斯主义主要是“货币利息通论”，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后来发现货币政策有可能引起通胀等问题，希克斯就对其进行了发展，将反危机理论发展为反周期理论，形成了现在的宏观调控，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所谓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就是经济冷的时候税收会自动下降，政府扩大支出，减少税收来拉动经济；经济热的时候，税收增长，政府节约开支，弥补赤字，经济波幅就可熨平。

  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是立足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其作用目标是从反危机到反周期，退出政策实际也是反周期政策的应用。但这次危机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产生的，而是从金融领域，其特点是杠杆迅速扩张，之后恐慌性地去杠杆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几乎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短期来看,日本上世纪 90年代的情形可能与此类似，其后十几年，它都没有走出这个阴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行为发生了变化。在凯恩斯环境下，企业要赚钱，财政货币政策才有效；而在金融去杠杆化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的负债率很高，首先面对的问题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负债最小化，有了利润就还钱。这是日本当年的情况，也是美国目前的情况，美国去年贷款比往年下降了50%。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就显现了。用财政购买个人债务，也存在一个边界，即财政必须有可持续能力，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我们已开始触及这个边界。

  其次，金融危机和经济是怎样的一个联系过程。凯恩斯政策假定货币短期是非中性的，长期是中性的。但倘若货币是非中性的，就意味着秤不准了，在金融学中体现为不确定性。怎么对冲？用衍生工具。换言之，金融学假定货币应该永远是中性的，但现实中货币是非中性的，这样，货币和金融政策就产生了矛盾。加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就不能再用；要使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监管就不能太严。

  最后，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总需求管理，假定供给是市场自然产生的，把需求管住，经济自然就会发展。现在管理到头了，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总需求再提高也没有意义，于是演变为供给管理，现在全球都在谈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就是供给政策。但技术进步是偶然事件，经济学无法把握其方向。过去我们力图控制危机，控制到极限以后，突然无能为力了，这是现在全世界、全人类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国际经济秩序：洗牌与重构

  《21世纪》：G20峰会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与G8相比，G20存在哪些优点和缺陷？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曹远征：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南北问题，这是G20演变为正常机制的基础。尽管G20当年是一个反危机机构，但面对缓慢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和如此多扑朔迷离的问题，大家必须坐下来共同商量，世界经济才能维持。20个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只有它们稳定住，全球经济才能稳定住。所以，G20代替 G8成为各国领导人共同商议的治理平台。

  G20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走向前台，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搞好本国经济，还对世界经济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其次，这也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的改造，预示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进步。把很多问题放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并形成正常的机制，这是当年反危机时没想到的；去年伦敦峰会以后，大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现在危机过去了，但复苏前景并不光明，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应对，因此，这次会议基本确定了G20成为全球治理的平台，成为新的机制。

  《21世纪》：G20峰会闭幕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支持提高中国在IMF的发言权。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投票权问题？IMF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什么？

  曹远征：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三个支柱：一是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机制，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政治机制；二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在的 WTO，这是贸易投资机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货币机制。在这三个机制之下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IMF。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经济发展问题，援助发展中国家；IMF则是维护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这一体系的基础，表现在政治上是美国霸权，经济上是美元霸权，这体现为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双挂钩、一稳定”，从而凸显了特里芬难题。后来所有的事实演变，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都是其外化的过程。

  IMF 也是特里芬难题的产物，这也是它后来在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但世界经济仍需协调机制，我们不可能推翻重来，但可以改造IMF。所以在伦敦G20 峰会上有一个改造决议，包括加强IMF的功能，将其与国际金融稳定论坛合并，共同研究全球经济问题。IMF反映的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支撑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行不通的，必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既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发言权，也包括内部机制改革。IMF有一条规定，85%的投票同意，决议才能通过；但事实上，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占了17%，它不同意谁都别想干下去。所以，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份额大小，而在于改变美元霸权和表决机制，不再是一票否决制。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