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之路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陆洲 作者：admin 责编：
市场化改革的瓶颈
《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人们将其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不彻底的，这为今天的经济造成了困难。您怎么看？
马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过去30年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改革、80年代中期的工业企业市场化改革、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2001年加入WTO等。但这些改革产生的推动生产率和需求增长的动能已经消失。
目前，在产业进入壁垒、资源和资金价格、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还有大量政府过度管制、资源价格扭曲、利率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资源和利润过度向国有大企业集中、管制不透明等扭曲资源配置的体制问题。理论上来讲，改革这些体制弊端，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可持续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帕累托”最优（即对所有人和整体经济都有利）的体制改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改革，都要求决策者在短期内承担相当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如果不改，最终导致的恶果是私人投资的减速（由于无法进入赢利行业）、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进一步下行。
盛洪：经济奇迹的产生，和背后的制度变迁有关。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计划少一点，市场多一点，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一些，经济就实现了高速增长。过去30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是不断减少的；但最近两三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由于掌握对一些资源的控制权，不仅享受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好处，也享受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
这样特殊的利益集团，会加剧收入分配的矛盾。现在，国企和非国企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研究表明，国企平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5-10倍，这不仅是数字差距，而是分配原则的不公正。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不是依赖于劳动付出、对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而是依赖于垄断地位、少交税负和利润、不交或少交资源租金，实际上是公权力的一种滥用，对社会公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姚洋：过去30年的成就确实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把以前那些束缚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打破的结果，它对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作用。但到了今天，若撇开政府，片面地谈发展市场经济，也是不对的。以土地为例，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到底是市场化不足还是过度呢？我觉得主要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市场的结果。每个地方政府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了吸引投资，把土地价格压得很低，成了超市场友好型政府，却牺牲了环境、社会保障等其它福利，扭曲了经济。
张五常曾说，中国为什么成功？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都是公司，他们参与竞争，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但地方政府参与竞争和一般私人企业参与竞争有很大区别，后者拿的是真金白银，做亏了就得倾家荡产；前者则不同，做亏了可以拿以后的税收来抵，寅吃卯粮是规则，预算约束是软的，政绩决定一切。
所以中国经济要转型，必须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过去30年我们采取了模糊处理法，虽打破了很多僵硬的管理体制，却没有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地方政府有冲动参与经济，加剧了经济的失衡。
《21世纪》：全球危机之后，各国的公共债务负担变得十分沉重。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将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
盛洪：低增长、高通胀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基本结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不会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但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就要采取扩张政策。大量资金投入到一些效益较低的领域，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会很快，但通胀压力会加剧。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注定将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相对实力下降。过去美国靠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发行美元，再吸引外国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实现资金平衡，这种局面会被打破。将来美国的情况是更少的贸易赤字，更少地吸引外国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要期待美国市场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过去30年靠美国市场发展出口的模式将无以为继，中国必然更多地依靠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内市场。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特征
《21世纪》：许多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政府能否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以质量换速度，您怎么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将具备怎样的特征？
姚洋：上半年,出口对GDP增速贡献是4.4个百分点。短期来看，出口和基础设施并无直接关系，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其合理的成分，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20年间，每年8%-9%的增长速度是正常的。
政府要做的是不能再把经济增速往上拉，不能老是关注GDP，而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收入再分配上。当前,全国各级政府支出，30%多用在了发展经济上。政府储蓄占收入的30%-50%（这里的储蓄是指花在基础设施、房屋建设中的资本），几乎与居民储蓄率齐平，而一般国家政府储蓄率不会超过10%。
我们认为，政府应更多地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主要致力于再分配，而不是投资。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和企业的储蓄率极高，居民把37%的可支配收入储蓄起来，企业几乎储蓄了100%（利润留成基本上全拿去再投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会有一个挤出效应，也会挤占私人的贷款机会。与其这样，不如让政府退出这些投资，交由企业去投。杭州湾跨海大桥3/4是私人老板的投资，也建得很好，说明只要机制正确，政府起协调作用，会有私人资本愿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
马骏：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减速、劳动力下降、生产率增长减速和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降到7%左右。
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这方面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GDP增长降到7%，并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我认为不应继续将8%作为今后GDP增长的底线，更不应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虽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账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因此，我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21世纪》：过去3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迄今为止，您如何理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盛洪：中国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西方国家则达到80%-90%，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城市化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创造永久性的消费需求，如很多农村人进城，他们的收入增加，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会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中国肯定要将发展模式转移到更多依赖内需上来。
马骏：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已由加速转变为减速，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 个百分点的增幅。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这个判断。如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总之，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21世纪》：产业升级是实现结构调整的路径之一，您认为未来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姚洋：产业升级不能仅靠所谓的科技创新，还需有工人和工艺，否则技术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中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新进城的打工者，60%只有初中以下文凭，缺少职业培训，合格工人不足。对很多农村孩子来说，上大学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若能给他们提供很好的职业培训，让他们拿到一个技校或高职文凭，就能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现在好多高职教育都是民间在办，招生非常困难，我认为政府应定向补贴它们。采取什么机制可以再考虑，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非常值得的。
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缺乏激励。一方面，相比办教育而言，搞工程建设的寻租空间更大，部分官员有激励去做；另一方面，这涉及到部门利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主要谈的是高等教育，涉及职业教育的内容很少。因为《纲要》是由教育部制定的，而职业教育则划归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管。《纲要》实施以后，国家必定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但大量的钱都会进入所谓的正规教育中去，这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产业大军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更需要在职培训和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把他们忽视了就太不应该了。
过去，我们把太多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超出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城里人很高兴，但60%的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高，中央政府的负债只占GDP的15%, 全部债务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加起来，也只占GDP的60%，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低的。因此，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发债。现在我们主要由央行发央票，但央票只是用来对冲的，与其如此，还不如由财政部定向发债给商业银行，用这些钱搞教育、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国债不会产生通胀，只是拿老百姓的钱去花，政府不花老百姓也要花，规模又不大，未来中国经济和税收增长很快，偿还也有保障。
《21世纪》：发展新能源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成为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方向，您如何评价政府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的做法，未来还需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
马骏：淘汰落后产能应主要靠稳定宏观经济和增强市场信号的作用。如果GDP增长达到12%，要能耗增长下降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能耗高的重工业必然比GDP增长得更快。所以，要大幅降低单位能耗，就必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即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认为，要达到单位GDP能耗每年下降4%的目标，GDP增长就应该控制在8%以内。
从节能减排的手段来看，短期内强制关闭一些行业的产能，在几个月内可以取得一些效果，但效果难以持续。根本性的措施必须是强势推出资源价格改革，把资源价格提高到许多高耗能企业无利可图的水平。如果资源价格保持低廉，使得高能耗行业有利可图，同时又用行政手段禁止生产，就会出现“谁听话、谁损失，谁违规、谁赚钱”的“逆向选择”，效果也无法持续。目前，太多因素都在干扰资源价格改革的决心，包括短期CPI的波动、资源型企业的反对、对就业的担心等。应排除各种短期“噪音”的干扰，真正致力于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症结。
盛洪：现在的产业结构扭曲，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市场并未向所有企业公平地开放。淘汰落后产能的做法值得商榷，既然是落后产能，在市场上就不再有优势，通过市场制度就可以淘汰掉，为什么要由政府出面？
有些产业从技术上看很落后，但从制度上看很有效率，如石油行业中的一些小企业，它们的存在，给石油行业增加了竞争性，对全社会是有效率的。若把它们关闭，只剩下几个超大型垄断企业，它们效率低，又从社会分配中获得很大比例，其所带来的资源浪费，要比所谓的落后产能大得多。所以，还是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由市场来决定淘汰落后产能。只有在个别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可以适当介入，如对建立新能源网点进行补贴等。
姚洋：我觉得重点应放在增加能源的使用效率上。新能源使用起来较环保，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如聚集太阳能的多晶硅、单晶硅的制造过程是比较污染和高耗能的；现在每度太阳能发的电价格是普通火力发电的两倍，差距太大，太阳能要想替代一般电能，价格还得往下降。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中国的煤炭大概还能使用五六十年，储量不是问题，关键是让它变得更洁净。
再如汽车，去年以来，中国汽车销量增长了40%多，但石油进口没增加多少。因新增的汽车极其高效，美国通用1.6T，大众 1.4T的汽车，耗油量都极低，这当中是有潜力可挖的。现在国家鼓励电池汽车，但我们知道电池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会污染环境，我认为这条路不该走下去。更好的做法是油电混合，把刹车时浪费的能源收集起来，才是正确的道路；或像宝马一样开发氢转子汽车，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美国相当，GDP总量却只有美国的1/3，这既说明我们的效率太低，也说明我们的潜力很大。我去过美国的一些城市，很多室内冷气和暖气同时自动开放，就算这样它的单位GDP能耗仍比我们低，这说明我们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如建筑不保温，设计过程中没考虑到能耗问题。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