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释放中国增长新红利时间： 2016-04-14信息来源：张茉楠　作者：hjr_admin　责编：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转折性变化逐步走向稳定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老供给”动力不足，旧常态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 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然而，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 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2012年以来，传统消费需求、投资（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等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现实需求“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例如，现阶段包括农田水利、电网、交通、网络建设、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设、环境 治理等在内的城乡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缺口仍较大，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
 
        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
 
        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地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二是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