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一个文献综述时间： 2016-09-11信息来源：李正升 李瑞林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侧重于从环境联邦主义的角度讨论环境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提供？以及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围绕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而展开的竞争究竟是“趋好的竞争”抑或“趋劣的竞争”？而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公共物品提供等实证研究方面。
    　关键词：财政分权；环境联邦主义；地方政府竞争；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22；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5）11—03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XJC790008）；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面上项目（2011FZ085，2012FB145）
    　作者简介：李正升（1979～ ），男，云南龙陵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李瑞林（1978～ ），女，云南石林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
   
　　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成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波动，以及公共物品供给、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等问题的基本制度背景，这已成为文献的共识^[1～7]。而环境质量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提供环境公共物品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因此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研究环境公共物品供给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环境问题的一个全新领域。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单纯分析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技术因素拓展到了环境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政府行为的分析。
 
    　1 国外研究综述
 
    　1.1 环境联邦主义——环境治理应该集权还是分权？
 
    　由于国家内部存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例如美国有联邦、州、地方（包括县、市、镇）三级政府，而中国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环境治理责任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承担，各级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正是目前欧美经济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联邦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源于Musgrave^[8]和Oates^[9]等人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该理论是关于环境治理职能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分配的理论^[10]，一国的环境治理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实行集权治理模式；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分权治理模式。从理论上讲，环境公共物品究竟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供给，主要取决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外溢效应和区域间的异质性。Oates^[9]最先讨论了分权的成本与收益，提出了著名分权定理：分权供给公共物品的最优边界位于地方政府供给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与所伴随的外部性的边际成本相等之处。由于对外溢效应、区域间的异质性及规模经济等的不同看法，学术界对于环境治理的分权模式和集权模式存在分歧。
 
　　Stewart^[11]主张环境治理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承担。他认为，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环境公共物品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地悲剧问题，并可获取全国性的规模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产生的外溢效应造成地方政府免费搭便车，最终使得环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同时，还可以克服环保主义者和污染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影响方面的不对等，相对于污染利益集团，环保主义者在全国层面上更容易对政府施加有效的政治影响，而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更容易被污染利益集团捕获。
 
    　Saveyn和Proost则主张环境治理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他认为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环境公共物品忽视了区域间异质性，不同区域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一，环境治理的成本也因为地理位置、技术状况等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最优的环境治理应该是各地区基于成本—收益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分权模式更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Scott认为污染控制政策的影响范围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内，外溢效应很少被其他区域获得，因此主张环境治理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12]。Breton和Scott^[13]，Inman和Rubinfeld^[14]等认为可以通过区域间的协调和合作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不需要中央集中治理。Ogawa和Wildasin^[15]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尽管在区域差异显著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条件下，环境分权治理仍然可以产生有效的资源配置。即使在完全没有上级政府协调或“科斯谈判”，以及存在区域间消费者偏好和产品技术差异，政府拥有完全信息并且只关心本地区环境影响等情况下，这一结果不会改变。
 
    　而环境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Oates^[10]则根据环境公共物品的性质，提出分别采取中央集权治理或地方政府分权治理的方式。当环境公共物品属于地方性的，如机动车尾气排放、辖区内的湖泊污染和固体污染物等，应该根据分权原则由地方政府提供；而对于跨区域溢出效应显著的环境公共物品和全国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温室气体和臭氧层破坏等，则应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Braden等^[16]，Anderson和Hill^[17]，Farber^[18]，Alm和Banzhaf^[19]等对此都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除上述主要从区域间的异质性和外溢效应讨论环境公共物品该由哪级政府提供的文献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视角讨论了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Oates和Portney^[20]从信息收集的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对集权治理模式和分权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Banzhaf和Chupp^[21]以美国空气污染为例，分析了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的不同形状对供给主体的影响，当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越凸，中央政府集权治理更能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相反，如果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越凹，地方政府分权治理更能提高总体福利水平。Malueg和Yates^[22]分析了分权体制对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影响，认为如果成员国之间不存在策略性博弈行为，那分权体制是有效的；但如果成员国之间存在策略性博弈行为，那分权体制的有效性就取决于碳减排成本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成员国的数量等因素。Jacobsen等^[23]构建了一个包含两地区、两种在辖区间产生外部性问题的产品模型和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分析了集权和分权体制下政府环境政策绩效。
 
    　1.2 环境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趋好竞争”抑或“趋劣竞争”？
 
    　财政分权成功的塑造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2，24]，形成了所谓的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只要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性居民就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这就是所谓的“用脚投票”假说。而Qian和Roland则将政府竞争从公共物品提供转向了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基而对推动辖区经济增长不遗余力，形成了所谓的“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但是，这种地方政府间利用包括税收，环境、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支出手段，吸引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流动性要素以增强各辖区自身优势的竞争一定是Tiebout机制所描绘的“趋好竞争”吗？本部分无意于对地方政府竞争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主要是围绕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竞争这一焦点进行综述。
 
    　众多学者认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将环境规制作为竞争的手段，这种竞争机制的理论解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性资本，往往采取放松环境管制、降低环境标准的做法，最终导致环境的恶化，形成所谓“趋劣竞争”；二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外溢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免费搭便车”的策略，环境治理投入低于最优水平，最终导致环境的恶化。但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竞争都是“趋劣竞争”，如果地方政府认为环境质量改善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投资，并且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趋劣竞争”就不会发生，而出现“趋优竞争”，地方政府不是降低环境标准而是提高环境标准，通过严格的环境控制将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地区。著名的Porter假说就阐述了这样一种机制。Markusen等^[25]通过一个两地区竞争模型阐释了这两种相反的效应。他假设世界只有两个地区和一个垄断性污染企业，政府对企业环境污染进行规制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运输成本是影响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从而对消费者剩余产生影响，政府将在消费者剩余和企业污染之间进行权衡，当企业位于本地区时，消费者因较低的交通成本而获得较高的消费者剩余，但也必须忍受更高的环境污染。如果相对于消费者剩余，环境污染成本较低，那两个地区都会竞相降低环境标准而吸引企业在本地投资，出现“趋劣竞争”效应。反之，两个地区则会竞相提高环境标准将污染企业驱赶出去，出现“趋好竞争”效应。Glazer^[26]通过一个联邦政府的两区域模型，也证明了只要辖区代表性居民对环境的偏好较高，地方政府就会制定和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而Oates和Schwab^[27]构建了一个地区间资本竞争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在满足（1）地方政府是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2）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利用税收、环境规制等手段；（3）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存在外溢效应等三个假设条件下，地方政府对流动性资本的竞争不会导致“趋劣竞争”，而能够提供社会最优的环境治理水平。但他们发现，如果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征收正的扭曲性税收，并且环境规制的外溢效应存在，那么地方政府就有动机放松环境规制来争夺流动性资本，最终导致环境治理“趋劣竞争”。Konisky^[28]对国家间环境规制“趋劣竞争”的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他们认为高收人国家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较高，而低收入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倾向于维持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较低，使得跨国企业为了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为了留住投资则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最终导致各国环境规制普遍降低和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而Fredriksson和Millimet^[29]，Woods^[30]则对美国各州环境规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美国各州环境规制竞争的原因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相比于其他手段，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使得环境规制更易引发“趋劣竞争”。
 
    　一些文献还对税收竞争、国家大小及出口竞争等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Marsiliani等^[31]构建了一个国家间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发现税收竞争会导致较低的资本税，使得资本存量会增加，如果环境是一种正常物品，不存在外部效应，较大的资本存量将使得该国选择更多的环境产品消费，即更严格的环境标准。相反，如果环境污染外部性较大，那么该国将减少环境产品的消费，最终导致环境质量恶化。而Kanbur等^[32]则发现了国家大小对环境规制竞争的影响，小国更容易为吸引流动性资本而放松环境管制和降低环境标准。Barrett^[33]和Ulph^[34]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区产品的出口，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通过放松环境管制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供给低于最优水平。Gray和Shadbegian^[35]，Helland 和whitford^[36]，Sigman^[37～40]等则发现了环境污染的溢出效应对政府间环境治理竞争存在影响的证据，认为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跨行政区污染更加严重，政府在跨界污染治理中往往采取搭便车的策略。
 
    　除了上述理论上的探讨，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对政府间环境竞争是否存在“趋劣竞争”或“趋好竞争”进行了检验，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发现“趋劣竞争”的证据。Fredriksson和Millimet^[29]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趋劣竞争”的证据，其实证结果显示，各州间环境规制存在明显的正向策略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若竞争者的环境规制越强，那该州的反应亦越大，反之则基本上没有反应，环境规制呈现“近朱者赤、近墨者未必黑”的态势。同样，List和Gerking^[41]利用美国里根时期的州级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随机效用模型检验了分权政策效果中的“趋劣竞争”问题，他们发现1980以后无论是环境治理支出还是环境质量都没有明显的改变。类似的结论在Millimet^[42]分析里根至布什时期分权对空气污染的政策结果的文章中出现，他们发现环境质量方面的“趋劣竞争”问题并没有在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美国州政府并没有随意的降低环境质量标准。Fomby和Lin^[43]分析美国从分权立法开始时的空气污染问题分析认为，空气排放污染好转开始于里根时期的环境分权管理政策实施后。Sigman^[38]利用水污染和废物监管的数据分析认为，州政府在环境监管上会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控制污染，分权环境监控并没有出现“趋劣竞争”现象。Millimet和List^[44]研究发现，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环境分权政策导致了“趋优竞争”情况的出现。
 
    　在大量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实证研究中，随着20世纪90年代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描述多采用空间策略互动模型，通过构建“反应函数”，将某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设定为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的函数，以空间滞后项刻画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将对当地环境规制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设为控制变量，通过对空间滞后项系数的估计来判断是否存在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和行为方向^{[28～30，45～46]}。
 
    　2 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凸显，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环境污染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相关的理论解释主要有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增长模式论、治污效率论、环境治理体制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环境污染成因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下面主要从我国独特的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塑造，从而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综述。
 
    　多数规范研究都认为，在我国独特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和获得晋升的机会，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忽视了环境治理和投入，最终造成我国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周黎安^[47]认为“晋升锦标赛”使得许多与短期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是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教育、公共医疗）被忽略了。许成钢^[48]认为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体制造就了卓越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带了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和社会稳定等。陆铭等^[49]认为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民生与和谐，一方面，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再次抬头；另一方面，劳动者权益、缩小收入差距、保护环境、提供地方公共品等目标被忽略甚至牺牲。张凌云和齐晔^[50]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治晋升和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必然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对环境监管动力不足、投入不足。黄万华等^[51]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不清，在经济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区域环境治理下降。许庆明^[52]、李萱等^[53]、姚荣^[54]、冉冉^[55]、侯佳儒^[56]等从我国以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和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等视角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灵进行了分析。周雪光等^[57]应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的博弈模型，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余敏江^[58]认为在中央和地方的府际博弈中，地方政府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我国生态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刘洁和李文^[59]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促进了环境污染加剧，一方面税收竞争导致的低税率不利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补偿，降低税收效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使得地方政府采取宽松的环境政策，这种“趋劣竞争”最终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和污染加剧。为了验证上述规范研究的结论，近年来关于我国政府治理结构与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的实证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检验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二是检验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的关系。
 
    　2.1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
 
    　杨瑞龙等^[60]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式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他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6～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与环境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分权改革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努力。刘琦[6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俞雅乖^[62]对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及地区特性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使得环境污染水平增加外，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潘孝珍^[63]采用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影响，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薛钢和潘孝珍^[64]进一步分别采用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指标对“工业三废”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郭志仪等^[65]以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份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
 
    　闫文娟等^[66]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制度下的事权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关注区域性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而对全局性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和废水）则采取“公有地悲剧”或“搭便车”的态度，使得二氧化硫和废水等全局性公共物品的排放强度增加，但并没有增加固体废弃物等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污染排放强度。
 
    　李猛^[67]通过应用联立方程对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与工业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反馈机制进行估计，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出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现阶段几乎所有省份都处于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端。
 
    　张欣怡^[68]基于2003～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工业“三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和工业“三废”污染程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同时，她还对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上述文献主要对财政分权与工业“三废”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很少关注财政分权与其它污染类型的关系。张克中等^[69]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这说明财政分权可能会降低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管制的努力。同时，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能源消费结构、不同地理区位、不同环境政策的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而祁毓等^[70]则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财政分权指标代替环境分权，用财政分权来刻画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因此，他们通过构建环境分权指标，并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都呈现出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关系，环境分权加剧了财政分权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不足。
 
    　除上述检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文献外，于文超、何勤英^[71]则考察了地方官员政绩诉求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绩效与环境污染事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相对于内陆地区，这种负向关系在沿海地区更显著。同时，他们还发现外商投资企业比重、高污染产业比重及官员个人特征等也是影响地区环境污染事故的重要因素。
 
    　2.2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公共物品提供
 
    　杨海生等^[72]首次实证检验了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围绕流动性要素而展开的环境治理竞争。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别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强度来度量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攀比式的竞争。
 
    　李永友等^[73]在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临近地区污染控制的严厉程度对本地区污染控制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策略性行为，与污水和固体废弃物相比，地方政府在废气治理上的策略性行为最显著。
 
    　陈刚^[74]对地方政府FDI 与环境规制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征，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采取放松环境规制来吸引FDI，表现出显著的“趋劣竞争”特征。该研究采用单位企业支付的排污费来度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而采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占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度。
 
    　李猛^[75]基于区域间环境竞争的视角对中国环境破坏事件频发的成因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具有显著的策略性，且竞争策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分权程度的不断变化而在地区间出现了分化。技术水平越低的地区越倾向于放松环境监管，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在环境监管上伸出“促进节能减排之手”。
 
    　张征宇等^[76]基于2002～2006年中国276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在环境支出政策上的竞争和博弈行为进行了检验，发现总体上地方政府环境支出竞争并不强烈。随着支出水平的变化，地方政府间的环境支出竞争出现明显的差异，支出水平越高的城市间环境支出攀比式竞争越明显，而在支出水平较低的城市间这种竞争效应不显著。
 
    　朱平芳等^[77]采用2003～2008年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FDI竞争是否导致环境规制“趋劣竞争”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总体而言“趋劣竞争”效应不明显，“趋劣竞争”效应只在FDI中高水平的某一区间上显著存在，在其他区间并不显著。而邓玉萍和许和连^[78]同样基于地级城市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存在为吸引FDI展开的竞争，这种竞争显著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而FDI则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地区环境污染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李胜兰等^[79]也对我国环境规制“趋劣竞争”是否存在，以及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间环境规制呈现“趋劣竞争”的特征，并且环境规制抑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但2003年后，环境规制“趋劣竞争”消失，地方政府独立确定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也由“制约”转变为“促进”。
 
    　崔亚非等^[80]利用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对污染治理采取了“骑跷跷板”的策略，对外部性和治理成本较大的工业二氧化硫采取了放松环境监管与治理，而侧重对外部性和治理成本较小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监管和治理，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治理中存在“趋劣竞争”的现象。而刘洁、李文^[59]则应用空间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降低税率的竞争直接导致了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增加，而放松环境规制对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则呈现显著的差异，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增加，而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将减少。
 
    　张文彬等^[81]对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省际竞争是否存在进行了检验。他们采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两区制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竞争，但不同时期竞争形态呈现明显的差异：1998～2002，环境规制竞争以差别化策略为主，而2004～2008年的竞争行为趋优，逐步形成“标尺效应”。
 
    　闫文娟^[8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环境治理投资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政府竞争，财政分权加剧了环境治理投资的削弱效应，使得环境治理投资的下降更明显。
 
    　张利凤^[83]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对地区间在环境监管上的策略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选取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下，地区间为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地区间在环境治理上存在显著的“搭便车”策略性，地区间在环境治理上存在一定的“趋劣竞争”现象。
 
　    3 简单述评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国外对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成熟，从理论模型到经验研究都更加丰富。相反，与我国当前十分严峻的环境污染不一致的是，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方法主要以借鉴国外研究为主。从国内研究来看，大部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的影响这一内在机制研究不足，虽然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发现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和环境规制竞争的证据，但研究结论不一，这可能是研究数据、研究方法选取等差异导致的。同时，已有研究大多只是检验了是否存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而没有很好地揭示出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机制^[84]，是溢出效应抑或竞争效应，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此外，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以一种或几种污染物指标来度量区域环境污染，而区域环境污染则是众多污染物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对环境污染进行分析时不能依靠单一指标而需要构建一个区域环境污染的综合指标。三是已有的绝大多数文献在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时，除张征宇、朱平芳^[76]之外，仅仅考虑了同期策略互动行为，而忽视了考虑跨期策略互动的存在，这是因为一个地方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决策时，除了与竞争性“邻居”之间进行同期策略互动外，也会受到自身上期决策和竞争性“邻居”上期策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Qian Yingyi, Xu Chenggang.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和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3, 1(2): 135-170.
    　[2]Qian,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77: 265-284.
     　[3]Blanchard O, Shleifer A.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R]. NBER Working Papers 7616, 2000.
    　[4]Cai Hongbin, Daniel T.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 World Politics, 2006, 58(4): 505—523.
    　[5]傅勇，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管理世界，2007（3）：4～12.
    　[6]傅勇，著.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7]Xu C 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1076—1151.
    　[8]Richard M.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 [M]. New York: McGraw, 1959.
    　[9]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 1972.
    　[10]Oates W E. A re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A]// in Elgar E. Recent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M]. 2002.
    　[11]Stewart R B. Pyramids of sacrifice? Problems of federalism in ma ndating stat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J]. Yale Law Journal, 1977, 86: 1196—1272.
    　[12]李伯涛，马海龙，龙军. 环境联邦主义理论述评 [J]. 财贸经济，2009（10）：131～135
    　[13]Breton A, Anthony S.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of federal state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14]Inman R P, Rubinfeld D 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ism [A]// in Mueller D C, eds.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A Handbook [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5]Ogawa H, Wildasin D E. Think locally, act locally: Spillovers, spillbacks, and efficient decentralized policy mak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4), 1206—1217.
    　[16]Braden J B, Folmer H, Ulen T.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17]Anderson T L, Hill P J.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M].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18]Farber D A.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in a global economy [J]. Virginia Law Review, 1997, 83: 1283—1319.
   　 [19]Alm J, Banzhaf H S. Designing economic instru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a decentralized fiscal system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2, 26(2): 177—202.
    　[20]Oates W E, Portney R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 in Mäler K G, Vincent J R.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M].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3.
    　[21]Banzhaf H, Spencer B, Andrew C. Fiscal federalism and interjurisdictional externalities: New results and an application to US [J]. Air Poll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2, 96, 449—464.
    　[22]Malueg D A, Yates A J. Strategic behavior,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J]. Environ Resource Econ, 2009, 43: 413—432.
    　[23]Jacobsen G, Kotchen M, Vandenbergh M. The behavioral response to voluntary provision of an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 Evidence from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mand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2, 56: 946—960.
    　[24]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 416—424.
    　[25]Markusen J, Morey E, Olewiler N.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a i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hen plant locations are endogenou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6(1): 55—77.
    　[26]Glazer A. Local regulation may be excessively stringent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9, 29(5): 553—558.
    　[27]Oates W E, Schwab R M.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efficiency enhancing or distortion induc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 35(3): 333—354.
    　[28]Konisky D M.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s there a race to the bottom?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51, 853—872.
    　[29]Fredriksson, P G, Millimet D 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cross U.S. st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2, 51(1): 101—122.
    　[30]Woods 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test of the race—to—the—bottom Thesis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6, 87: 174—189.
    　[31]Marsiliani L, Renstrom T I, Withagen 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a second-best world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Z].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2004.
    　[32]Kanbur, R, Keen M, Van Wijnbergen 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in Goldin I, Winters L A.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Barrett S.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4, 54: 325—338.
　　[34]Ulph A.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esig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 federal system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 (3—5): 583—592.
    　[35]Gray W B, Shadbegian Ronald J. “Optimal” pollution abatement: Whose benefits matter, and how much?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4, 47: 510-534.
    　[36]Helland E, Whitford A B. Pollution incidence and political jurisdiction: Evidence from the TRI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6: 403-424.
    　[37]Sigman, H.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and water quality in rivers: Do countries free ri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2002, 92: 1152—1159.
    　[38]Sigman, H. Letting states do the dirty work: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feder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3, 56 (1): 107-122.
    　[39]Sigman H. Transboundary spillover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 50 (1): 82-101.
    　[40]Sigman H.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Z].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41]List J A, Gerking S. Regulatory federalis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0, 40 (3): 453-471.
    　[42]Millimet D. Assessing the empiric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 43 (4): 711-733.
　　[43]Fomby T B, Lin L M. A change point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ederalism” on aggregate air 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98 [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 (1): 109—120.
    　[44]Millimet D L, List J. A.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hypothesis: Testing for stochastic dominance in temporal pollution trend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65 (4): 395-420.
    　[45]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 status report and some new evidence [J]. National Tax Journal,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2003, 56 (1): 91—106
    　[46]Konisky D M. Assessing U.S. state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J].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2009, 9: 404—428.
    　[47]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2007（7）：36～50.
    　[48]许成钢. 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A]//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 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9]陆铭，陈钊，王永钦，等. 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50]张凌云，齐晔.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 [J]. 中国行政管理，2010（3）：93～97.
    　[51]黄万华，白永亮、程启智.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资源产权约束与区域环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J]. 社会科学辑刊，2012（2）：86～89.
    　[52]许庆明. 试析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 [J]. 管理世界，2001（5）：195～197.
    　[53]李萱，沈晓悦，夏光. 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84～89.
    　[54]姚荣. 府际关系视角下我国基层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异化 [J]. 经济体制改革，2013（4）：61～65.
    　[55]冉冉. “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111～118.
    　[56]侯佳儒. 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J]. 行政法学研究，2013（2）：29～34.
    　[57]周雪光，练宏.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 [J]. 中国社会科学，2011（5）：80～96.
    　[58]余敏江. 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府际间协调：一个分析框架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2）：148～156.
    　[59]刘洁，李文. 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81～88.
    　[60]杨瑞龙，章泉，周业安. 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Z]. 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论文，2007.
    　[61]刘琦.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 [J]. 经济经纬，2013（2）：127～132.
    　[62]俞雅乖. 我国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及其地区特性分析 [J]. 经济学家，2013（9）：60～67.
    　[63]潘孝珍.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J]. 地方财政研究，2009（7）：29～33.
    　[64]薛钢，潘孝珍.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77～83.
    　[65]郭志仪，郑周胜.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103～107.
    　[66]闫文娟，钟茂初.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J]. 财经论丛，2012（3）：32～37.
    　[67]李猛.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修正 [J]. 经济评论，2009（5）：54～59.
    　[68]张欣怡. 财政分权下的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研究 [D]. 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
    　[69]张克中，王娟，崔小勇.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碳排放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2011（10）：65～75.
    　[70]祁毓，卢洪友，徐彦坤. 中国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研究：制度变迁、数量测算与效应评估 [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31～43.
    　[71]于文超，何勤英.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环境污染事故——基于官员政绩诉求的视角 [J]. 世界经济文汇，2013（2）：20～35.
    　[72]杨海生，陈少凌，周永章.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来自中国省份数据的证据 [J]. 南方经济，2008（6）：15～30.
    　[73]李永友，沈坤荣. 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市政分析 [J]. 管理世界，2008（7）：7～17.
    　[74]陈刚. 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 [J]. 世界经济研究，2009（6）：3～7.
    　[75]李猛. 中国环境破坏事件频发的成因及对策 [J]. 财贸经济，2009（9）：82～88.
    　[76]张征宇，朱平芳. 地方环境支出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2010（5）：82～94.
    　[77]朱平芳，张征宇，姜国麟. 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2011（6）：133～145.
    　[78]邓玉萍，许和连. 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财政分权视角的经验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7）：155～163.
    　[79]李胜兰，初善冰，申晨.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 [J]. 世界经济，2014（4）：88～110.
    　[80]崔亚非，刘小川. 中国省级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J]. 财经研究，2010（4）：46～55.
    　[81]张文彬，张理芃，张可云. 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省际竞争形态及其演变——基于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 [J]. 管理世界，2010（12）：34～44.
    　[82]闫文娟.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投资 [J]. 财贸研究，2012（5）：91～97.
    　[83]张利凤. 财政分权下地区间环境管制的相互影响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102～105.
    　[84]Brueckner J.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3, 26: 175—188.
 
    　（责任编辑：冯胜军）